三一八慘案的背後隱情是什麼 藏在背後的事實又是怎麼回事

激烈反日? 馮玉祥和日本不兩立,因爲他的後臺是蘇俄! 爲了自己的利益悍然發動中原大戰,不顧日本的虎視耽耽,也不顧國家剛剛統一. 馮玉祥等到自己不行了，沒兵了，成寡人了，終於想起要“抗日”了，汪僞政府的8個集團軍，7個來自於原馮玉祥的西北軍系統. 從1926年三一八慘案很能看出馮玉祥的人品。當時馮玉祥封鎖了大沽口海岸線，日本糾集列強對此發出嚴重警告，最後竟然拋出“最後通諜”，要求中國解除封鎖。學生痛感國事，乃走上街頭，提請政府拒絕列強要求。在天安門廣場集會，並達成一個巴黎公社式的“八項意見”後，在李大釗等人的帶領下，赴執政府門前，高呼“段祺瑞下臺”等口號。執政府開槍，數十名相信李大釗所謂“政府絕對不敢對我們開槍”的熱血青年死亡，此所謂“三一八慘案”。學生的態度很明顯——支持愛國將領馮玉祥，反對段祺瑞賣國政府。

上述是慘案的表象，藏在背後的事實是：馮玉祥封鎖大沽口，是20世紀初日俄戰爭的延續。蘇聯出錢出槍，武裝了吳佩孚，對最大的競爭對手日本不無挑釁之意。而馮玉祥封鎖大沽口，正是爲了對付日本支持的奉系。因此，大沽口事件表面上是馮奉之爭，實際是日俄之爭。蘇聯本想武裝的在華代言人是吳佩孚，因爲二十年代初，吳佩孚是中國最爲炙手可熱的實力派，也是民望最高的政治家(在當時的影響力絕對高於陳獨秀等人)。

但吳佩孚毫不猶豫地加以拒絕，蘇聯因此才轉而支持孫中山和馮玉祥。因此，1924年的馮玉祥倒戈，實際上也有國際因素。而吳佩孚屠殺罷工工人，實際上是反蘇，因爲這些工人中確實都有蘇聯和共產國際的因素。此時的北京政府，是第二次直奉戰爭之後的政府，也就是馮奉共掌北京的局面，段祺瑞是夾縫中的俘虜，雖貴爲執政，但實際權力遠不能與他此前任國務總理時相比。而北京的防衛是由馮軍主要負責的，具體而言是鹿鍾麟。

因此，射殺學生的責任未必就在段祺瑞。如北大的傅斯年等人就很憤怒地表示，要與鹿鍾麟斷交。當時在執政府內開會的是總理賈德耀等人，但學生的口號是巴黎公社式的，是要開天闢地的。賈德耀等人知難而退，從側門離開，段祺瑞並不在執政府。當段祺瑞聽說此事後，趕到現場，長跪不起，發誓要終身吃素來表示懺悔。

後來他果然做到，在1936年，蔣介石接段祺瑞去廬山療養，顛簸成病，又吃了涼食，從此一病不起，醫生要求開葷以增強體力，段祺瑞說：“人可死，葷絕不可開”，於是不日逝世。當時最令人哭笑不得的，是段祺瑞執政府並未對列強讓步。

列強拋出的最後通諜，是根據《辛丑條約》的。但執政府經過仔細研究，發現《辛丑條約》中只規定中國軍隊不得封鎖大沽口炮臺，卻並無禁止中國軍隊封鎖海岸線的條款，於是就此進行反駁。在整個事件中，段祺瑞執政府沒有進行過一點讓步。而此時，學生們已經聲震雲天了。很顯然，溝通方面出了問題，但羣衆的不理性也是問題。反倒是此時的馮玉祥，迫於國際壓力，卻準備接受列強的條款，他提出的條件幾乎是無條件。

因此，學生擁護的愛國將領馮玉祥，實際上纔是賣國賊。馮玉祥感到了兩方面的國際壓力，使他無法應付，於是通電下野，來了一個以退爲進，取道蒙古，出走蘇聯。很顯然，他的下野是假下野，不出一年，他就又回來了。領導遊行的李大釗被通緝，只好躲入蘇聯大使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