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不得不揹負的罪孽，21歲白人女孩慘遭日軍蹂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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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不尊重”這個詞來形容日本軍人對待女性的態度遠遠不夠。在他們心裏，女人的作用只有一個——讓日本士兵取樂。

從本質上說，日本人慰勞本國士兵的方式不但非法，而且極其野蠻和殘暴。

在被日軍佔領的土地上，強姦當地婦女在日本士兵中非常常見。

在幾乎所有戰場上，日本高級軍官都對手下的羣體暴力性侵行爲持默許甚至支持態度。

除了默許士兵們在亞洲各地的城鎮、村莊隨意強姦碰到的女性外，日本軍方還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妓院或性奴體系，以滿足士兵們的買春需求。

被迫淪爲軍妓的婦女被稱爲“慰安婦”。她們的國籍不同，被捲入這場性交易的渠道也不相同。

在被日本佔領的荷屬東印度羣島，荷蘭女性與其他混血女性一樣被迫成爲性奴，但詳情直到21世紀初才逐漸浮出水面，其中的辛酸、虐待和羞辱聞之令人髮指。

上個世紀中葉二戰就已經結束，但深受日本侵略戰爭傷害的“慰安婦”並沒有得到尊重，甚至是一聲道歉，她們的抗戰仍在繼續。

1942年1月，日軍在荷屬東印度羣島首都所在的爪哇島發起登陸作戰，同時入侵婆羅洲、西里伯斯等島嶼。

此時，英軍在新加坡的抵抗已接近尾聲，美國在菲律賓阻止日軍攻擊的努力也宣告失敗。

日本人將解除了武器的荷蘭士兵和其他盟國士兵集中起來送進戰俘營。在那裏，數千名戰俘將死於疾病、飢餓、肉體折磨和野蠻的屠殺。

到1942年下半年，日軍還把居住在荷屬東印度羣島的盟國平民關進與戰俘營同樣條件惡劣的拘留營，男人、女人、孩子都不放過。

爪哇處於日本陸軍第16軍佔領之下，該部受遠在新加坡的第7軍司令部轄制。

東京大本營和第7軍司令部均未向駐爪哇的憲兵隊下達過開設軍妓院的命令。

是第16軍軍官們自作主張，命令當地憲兵隊開設慰安站，該部參謀長授權第16軍軍需官負責發放慰安站牌照，條件是“賣春婦”在自願爲軍方從事性工作的文件上簽名。

而在實際操作中，憲兵隊往往通過恐嚇或暴力手段取得這些簽名，然後再逐級上報給駐巴達維亞的第16軍司令部。

最臭名昭著的一次慰安婦徵募活動發生在馬吉冷附近的蒙蒂蘭拘留營。

1943年11月，馬吉冷妓院的皮條客夥同當地憲兵隊軍官開列了一份名單，將拘押在蒙蒂蘭拘留營內所有適合充當慰安婦的女性全部寫在上面。

隨後，憲兵隊軍官與拘留營內的犯人頭領聯繫，要求後者勸說名單上的女性前往馬吉冷從事“酒吧女招待”的工作。

這個工作雖然聽起來中規中矩，但還是引起了年長的母親們的疑心。

她們要求看一看那份名單。看過之後，她們發現名單上都是年輕姑娘甚至小女孩的名字，馬上感覺事情不對了。

1944年1月25日，一隊日本憲兵手持名單乘坐大巴車來到拘留營，迅速組織營內人員點名，並把名單上的所有人帶進教堂(拘留營設在一座修道院內)檢查，犯人頭領和拘留營醫生一邊向日本軍官大聲抗議，一邊跟在後面也進入了教堂。在他們身後，是一大羣女人和十幾歲的孩子。

教堂門打開後，日本憲兵開始把選中的姑娘推上大巴車，騷亂此時爆發了。

被關押者憤怒地把大團大團的泥土和石塊投向日本人，後者立刻露出了兇惡殘暴的一面，軍官們甚至用軍刀向手無寸鐵的囚犯猛砍。

一場混亂過後，日本人還是把姑娘們粗暴地推上了大巴車，揚長而去。

1944年2月，憲兵隊又光顧了爪哇的七處拘留營，在其中三處因遇到了犯人和頭領的激烈反抗而未能帶走一個姑娘，而另外四處則在日本皮條客配合下帶走一些。

那些自願將其他人替換出來，或者被違背意志強行帶走的姑娘再次接受了粗略的檢查，然後就是強姦、毆打和被迫接客。

有人試圖自殺，也有人裝瘋被送進精神病院，還有人後來被迫流產。荷蘭姑娘珍·歐赫娜(Jan O’Herne)的遭遇真實地反映了日本憲兵隊對待慰安婦骯髒、卑劣、沒有人性的行徑。

1923年出生在爪哇萬隆的珍·歐赫娜漂亮迷人，日本人入侵後她與母親和兩個妹妹被關進安巴拉哇(Ambarawa)的一座廢棄的軍營。“我在那裏待了兩年，”歐赫娜回憶說，“突然有一天，日本人命令所有17歲以上的女孩子在院子裏排隊。

那些軍銜很高的軍官走近我們，並上下打量我們，檢查我們的手指和大腿，很明顯在進行什麼挑選程序。”

選中的女孩被趕上一輛敞篷卡車然後“開走……我們在車廂裏就像牲口一樣，大家都嚇壞了，唯一能做的只有緊緊摟着自己的小行李箱，互相擠在一起”。

7名女孩被送到三寶壟城外距離拘留營40公里的一處殖民時代的建築裏。“我們被帶進屋子後就被告知，到這裏是爲了滿足日本軍人性慾的……

你知道，我們腳下的世界當時就崩塌了。我們隨即開始抗議，說我們是被迫的，他們不能這麼對待我們，也沒有權力這樣對待我們，這違反了《日內瓦公約》，我們不會幹這些事的。

但他們只是向我們發出嘲笑，你知道，只是嘲笑。他們說他們可以對我們做任何他們想做的事。”

日本人當天就給姑娘們拍了照片，掛在走廊裏供士兵們挑選。這座妓院被憲兵隊稱爲“七大洋之家”(House of the Seven Seas)。“我們每人都被起了個花朵的名字貼在門上，”歐赫娜說。“他們開始把我們一個一個地拽走，然後尖叫聲就從臥室裏傳出來。

你知道，你能做的只有等着輪到自己……在我面前，一個肥頭大耳、長相粗魯的日本軍官打量着我，對我獰笑，我激烈地反抗，但他就那麼拖着我，把我拖進臥室。”

歐赫娜和其他幾個姑娘遭到侵害的時候還都是處女。“我叫着，‘我不想做這些。’他說，‘不做就殺了你。如果不聽我的話，我就殺了你。’說着他真的拔出了軍刀。

我跪在地上祈禱，感覺上帝離我從未這麼近過。我不怕死。”日本軍官當然不想殺死歐赫娜。“他只是嚇唬我，然後把我扔到牀上，抓住我的手腳扔到牀上，撕下我所有的衣服，用最野蠻的方式強姦我。

我覺得他一直沒有停下來。那真是一種最最可怕的經歷……我從未想過，痛苦會這麼令人恐懼。”日本軍官離開了。“我心裏想着，‘我要去洗個澡，把這一切都洗掉，洗掉所有的恥辱，所有的污穢，把它們洗掉，洗掉!’”

歐赫娜走進浴室，發現其他姑娘已經在裏面了。“我們都在浴室裏，你知道，所有人都歇斯底里地哭喊，想洗去滿身的污穢和羞辱。

一夜之間，我們就失去了青春，我們是多麼可憐的一羣小姑娘。

我們只能互相摟抱在一起，誰也記不清當晚被強姦了多少次。我永遠忘不了那個晚上，我們是如此的無助。

從那以後，類似的情景一再發生，一晚接着一晚。”

這幾名荷蘭姑娘被日本人折磨了長達四個月時間，恐懼一直伴隨着她們。“我永遠不會忘記那種恐懼感，”歐赫娜說。“你知道，它就像從身體裏穿過的一股電流，那種感覺永遠不會離我而去，會糾纏我的一生，到夜晚的某些時候我就會感覺到它們……

因爲一到晚上，就意味着我將遭到一遍又一遍的強姦。”在恐懼的支配下，歐赫娜1944年時做出了極端行爲。“你已經到了這樣一個境地，你會想，‘我已經做了所有努力，還能做什麼呢?

接下來我能怎麼做呢?’於是我剪掉了自己的頭髮，覺得如果讓自己看起來儘可能醜一點就不會再受到侵害了……但事實證明我錯了。找上我的日本人比平時更多了，就因爲我成了一個剪掉頭髮的姑娘……‘我們都想嚐嚐光頭姑娘的滋味。’”

慰安站裏的姑娘們每週都會接受日本陸軍軍醫的性病檢查。

歐赫娜覺得每位醫生都發過誓要幫助別人，所以可能會給她們一些幫助。看到醫生過來，我走近他說，‘我希望你能知道，我們來這裏是被迫的。

幫幫我們，把這件事報告給最高當局，就說我們是被迫的。’”醫生的反應大出歐赫娜和其他姑娘的意料。

他只是獰笑了一陣，然後強姦了我。從那時起，每次他來給我們做例行檢查，都會第一個強姦我。”

這羣荷蘭姑娘們不僅被強姦，還遭到毆打。

如果有人不慎懷孕，日本人就會踢她的肚子，或者把她從樓梯上推下去，試圖造成她的流產。

日本士兵很享受羞辱這些姑娘的過程。

對姑娘們來說，受虐其實只是所遭受的性侵犯的一部分。“一個星期接着一個星期，一個月接着一個月，這一切周而復始。

我們成了行屍走肉，我自己都記不清被毒打過多少次了。”

突然有一天，強姦停止了，姑娘們被送回原來的拘留營，重新和家人待在了一起。憲兵隊警告她們，對自己的遭遇不要透露一個字，否則她們和她們的家人將承擔不能承擔的後果。

在1944年4月的最後一週，日本人關閉了使用歐洲女性的妓院，據說這是東京大本營的一名大佐對爪哇戰俘營和平民拘留營視察後的結果。“安巴拉哇9號拘留營一位女兒被日本人抓走的頭領設法與這名大佐見了面，並向他講述了所發生的一切。

大佐聽後向巴達維亞、新加坡(南方戰區陸軍司令部)和東京做了彙報，並建議立即關閉三寶壟的妓院。

巴達維亞的司令部馬上做了反應，向負責三寶壟防務的將領下達了關閉妓院的命令。”

然而，不少妓院後來又重新開業，只是不再使用歐洲女性，而是改用混血姑娘充當慰安婦。

歐赫娜和同伴們總算可以安心地待在拘留營，和她們的媽媽重新團聚：

回到拘留營的第一天晚上，我說不出話來，什麼都不能跟她說，就那麼躺在她的臂彎裏，她的胳膊用力地抱着我……第二天，我把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一切告訴了她，其他姑娘也告訴了各自的母親。所有人都和母親抱在一起……母親們無法想象發生在自己女兒身上的這一切，這對她們來說太沉重了，已經超出了她們的承受範圍。這些事情我們只向媽媽講述了一次，只一次，後來再也沒提起過。對她們來說，這太沉重了。

戰後，負責爲日本軍事妓院強行徵集歐洲女性的一名憲兵隊少佐因戰爭罪被判處死刑，其他人則被關進監獄，一名日軍軍官在審判前自殺。然而荷蘭姑娘受到的傷害終生難以彌補。

1945年日本投降後，歐赫娜與一名負責保護拘留營不受印度尼西亞民族主義者衝擊的英國士兵結婚，二人後來移居澳大利亞並一直生活在那裏。她和其他幾名倖存的荷蘭慰安婦。

特別是一位名叫艾倫·範·德普洛格(Ellen van der Ploeg)的女性一直在要求日本政府向自己道歉，向被迫成爲賣春婦的上千名亞洲女性道歉，但日本政府拒絕承認發生過這樣的事情，聲稱所謂“慰安婦”只不過是一羣自願爲帝國軍隊服務的娼妓。

儘管這是赤裸裸的謊言，但沒人能強迫日本政府和日本人爲戰時日本帝國軍隊在整個亞洲和太平洋地區犯下的無數罪行道歉。

面對要求賠償和道歉的受害者，他們的臉上仍然掛着嘲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