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祕：爲什麼人品才幹出衆的朱瞻墡沒成爲監國？

據《明英宗實錄》正統十四年七月癸巳(十五日)條載，明英宗出征前一日，“命郕王祁鈺居守，駙馬都尉焦敬輔之”，“禮部奏居守事宜，合如宣德五年欽定事例”。可見，明英宗離京後，郕王朱祁鈺是“居守”，而非“監國”。

居守和監國，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居守，也稱留守，是指皇帝出征或巡幸時，留置重臣守護京城或行部，太子、藩王、宗室、大臣均可。監國，則指皇帝外出時，由另一重要人物留守宮廷代替皇帝處理國事，通常由太子擔任，偶爾也可由藩王擔任。二者比較，監國的政治色彩遠遠濃於居守，權力也大得多。

明英宗離京至被俘的日子，朱祁鈺作爲京城留守，只是一個形式上的擺設，沒有任何實權，“在京在外，凡有緊關重事，差人齎本赴行在奏請，其餘常事奏本該科編收，候車駕回日通類奏請發落”。也就是說，大事要事要向皇帝奏報，由皇帝拿主意;平常事情暫時放下，等皇帝回來後統一處理。明英宗如此安排，使朱祁鈺在居守期間的身份很尷尬，也使得京城一度出現權力真空。

“土木堡之變”，明英宗被俘，大明帝國蒙羞。八月甲子(八月十七日)，消息傳來，舉國震驚，大明朝急需一位大人物主持國家事務。當時，明英宗沒有立太子，明宣宗遺孀孫氏成爲地位最高貴、最有話語權的人。作爲一個女人，孫太后無意拋頭露面，再者，她也沒有這個能力。國不可一日無主，孫太后想到了一個人，此人不是庶子郕王朱祁鈺，而是她的小叔子襄王朱瞻墡。

朱瞻墡是明仁宗朱高熾第五子，明宣宗朱瞻基的弟弟。據《明史》記載，朱瞻墡“莊警有令譽”，其人品才幹在幾個兄弟中均出類拔萃。“英宗北狩，諸王中，瞻墡最長且賢，衆望頗屬”，國家出現重大變故，讓朱瞻墡擔任監國代理國政，不僅是衆臣的意願，也是孫太后的意願。再者，朱瞻墡早在父皇駕崩後就有“監國”和“居守”京城的經歷，政治經驗非常豐富。正是出於這幾點，孫太后“命取襄國金符入宮”，意在捨棄朱祁鈺，讓朱瞻墡入京監國，但沒能成功。

很顯然，這是朱祁鈺做的好事。國事緊急，在沒辦法的情況下，孫太后不得不授權居守朱祁鈺，“乙丑(八月十八日)，皇太后命郕王監國”。在敕書中，孫太后對朱祁鈺說，“皇帝率六軍親征，已嘗敕爾朝百官，今尚未班師，國家庶務不可久曠，特命爾暫總百官，理其事。”這道敕書，使朱祁鈺獲得了“朝百官”“總百官”的崇高地位，也得到了問政理政的監國大權。九月初六，朱祁鈺由監國而稱帝，是爲明代宗，遙尊遠在瓦剌的明英宗爲太上皇帝。

朱瞻墡雖然與監國之職擦肩而過，但他心繫社稷，關心國家安危。得到明英宗被俘的消息後，“瞻墡上書，請立皇長子，令郕王監國，募勇智士迎車駕”，請求朝廷立明英宗長子朱見深爲太子，讓郕王朱祁鈺監國，同時招募智勇之士赴瓦剌迎回明英宗，以求通過積極手段，粉碎瓦剌陰謀。朱瞻墡的藩國遠在江岸，奏疏傳到北京時，朱祁鈺已經當了皇帝。大局已定，朱瞻墡也無可奈何。景泰元年(公元1450年)八月，明英宗歸國，朱瞻墡擔心朱祁鈺對明英宗苛刻，於是“又上書景帝宜旦夕省膳問安，率羣臣朔望見，無忘恭順”，但朱祁鈺並未聽從。

明英宗復辟後，“從宮中得瞻墡所上二書”，字裏行間看到了叔叔朱瞻墡的一番真切感人之心，“乃賜書召瞻墡，比二書於《金滕》”，將朱瞻墡比作周公。明英宗對朱瞻墡非常優厚，一是“詔設襄陽護衛”，提高他的政治待遇，保衛他的人身安全;二是“命有司爲王營壽藏”，參照帝王提前立塋的做法，提前爲他營建墳墓。可以說，朱瞻墡在明英宗時享盡榮華富貴，“禮遇之隆，諸藩所未有”。 成化十四年(公元1478年)，朱瞻墡薨逝，享年七十三歲，史稱襄憲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