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祕：是嚴寒造成了歷史上的北方民族南下嗎？

導讀：既然遊牧民族並沒有因爲氣候嚴寒就頻頻南下，但他們到底還是南下了，這是什麼原因呢?人類學家告訴我們，“不考慮‘環境人口容量’的氣候史都是耍流氓”。

　氣候史的刻板印象

這幾天裏，全國氣溫從南到北普遍驟降，雨雪霏霏，讓人窩在家裏，哪兒都不想去。也暫時忘記了之前由於氣溫持續不降導致的霧霾影響。新聞裏，哈爾濱動物園裏的企鵝據說都凍得發抖，人們以此來證明本季的嚴寒——連企鵝都凍成狗了，人都給凍成啥樣了。我的朋友們紛紛南下歇冬，像候鳥一樣飛往南方。

寒冷的氣候讓人不禁想到了過去許多年裏熱門的“氣候史”，氣候史是建立在一系列氣象史證據上的歷史研究。這個交叉學科利用“樹木年輪”“冰川冰芯”，或者泥沼中沉積的“花粉孢子”重建了過去數千年中地球表面經歷的氣候變化，然後，將氣候變動的峯值和人類歷史上的重要事件進行對比，以此實現對歷史的“自然”解釋。

氣候史研究的先驅就包括氣象學家竺可楨先生，他於1973年所作的《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雖然嚴謹地將氣候變化作爲主要研究對象，但作者還是暗示了氣候與人類活動的關係，“十二世紀初期，中國氣候加劇轉寒，這時，金人由東北侵入華北代替了遼人，佔據淮河和秦嶺以北地方，以現在的北京爲國都”。

再往後，另一個氣候史研究更爲名聲顯赫的案例就是“小冰河”。我們已知，地球歷史上發生過多次週期性的“冰河時代”，距離我們最近的一次“小冰河”時期就在17世紀達到巔峯。這時候就是中國的明末。美國考古學家布萊恩·費根在《小冰河時代》一書中就描述了典型的氣候史風格是這樣的：經歷了小冰河峯值的“17世紀30年代，明王朝時期的中國舉國大旱，政府橫徵暴斂，激起四方民變，滿族勢力趁機從北方加大攻擊力度。至17世紀40年代，中國南部肥沃的長江流域先後遭受嚴重旱災、洪災、時疫、饑荒。數百萬人或活活餓死，或死於1644年滿族擊敗明王朝的最後一次戰役。17世紀40年代初，飢餓和營養不良引發的致命傳染病使得日本國內大批民衆喪命。同樣惡劣的天氣也波及朝鮮半島南部肥沃的稻田，傳染病奪去了成千上萬人的生命。”

一言以蔽之，天氣一冷，遊牧民族就會南下，中原就會板蕩。簡單來說，就是天氣嚴寒導致了匈奴、鮮卑、女真、蒙古這些草原部落的南遷，展開了對農耕地帶的征服——天一冷，北方民族就要南下(避寒)——想出這個理論的，一定是怕冷的南方人。

“環境人口容量”的祕密

然而，這個表明上完美的解釋，並沒有那麼可靠。舉出一個天氣變冷和人羣遷移吻合的例子，就有另一個不吻合的例子等着。以色列考古學家吉迪研究了新石器時代晚期至商代的中國氣候和人口的關係，他觀察到生活在內蒙古赤峯地區的“夏家店下層文化”南遷的時段裏，並沒有發生氣溫驟降。以此證明，氣候對人類的影響更爲“複雜”。拿竺可楨先生的氣象史對照，也可以發現，氣溫變化和北方人羣的遷移並沒有那麼嚴格相關——那些北方遊牧民族南下的時候，並沒有遇到嚴寒。數據更多表明瞭，他們實際上是想南遷就遷!

我們還有另一個更簡單的邏輯方法來論證氣候史的認識性偏差。即便我們承認“天氣一冷，遊牧民族就會南下”這一假設，可這和另一個前提矛盾。溫度急降的“小冰河氣候”在歷史發生多次，如果寒帶人羣都受不了嚴寒而南遷，那麼北方遊牧民族早就一次性南下走光了。(他們最初怎會到北方定居都會成謎。)然而實際情況是，“南下”在歷史上屢次發生。也就說，還有許多北方民族有能力忍受住極度嚴寒，繼續在北方繁衍生息。既然如此，他們的後代爲何衰弱到忍不住寒冷，選擇南下呢?唯一的解釋就是，生活在北方的民族早就有一套適應寒冷的文化方式，沒必要僅因寒冷就離開家鄉。認爲北方遊牧者冷得找不到北，只是南方人本身逃避寒冬的心理投射。

既然遊牧民族並沒有因爲氣候嚴寒就頻頻南下，但他們到底還是南下了，這是什麼原因呢?人類學家告訴我們，“不考慮‘環境人口容量’的氣候史都是耍流氓”。一塊單位土地上物產所能供養的人口數量，就是“環境人口容量”。假設西伯利亞森林裏，每平方公里的物產可以養活30～50個人(氣候最差的年份是30人，最好的年份是50人)，環境人口容量=30～50;上海每平方公里生活20000多個人，人口容量=20000+。總體上講，人口容量會隨着緯度和海拔的上升而下降。

這個概念對我們理解“氣候對民族遷移的影響”至關重要，氣候波動實際上影響的不是個人，而是人口容量。如果11世紀時，生活在南西伯利亞的一個蒙古部落只有25個人，低於人口容量的下限(30人)，那麼不論是暴風雪還是極寒，都不會讓他們捱餓，因爲單位土地上的食物足夠他們開銷。反過來，如果這個部落人口突破了50人，那麼即便是年成最好的年份，還是有人會吃不飽，那就更別說如果這時還遭遇了極端氣候的話。

從“人口增長與環境容量變化關係”圖中我們可以看到，氣溫波動影響的是人口容量，使之在一個區間的上下限(30～50人/平方公里)之間波動。而該地區的人口數量則存在一定比例的增長，當人口增長曲線低於環境容量曲線的下限時，無論多劇烈的氣候波動，都不會影響人們的生計，也就不會發生“南遷”。而當人口增長曲線突破了環境容量的下限(30人/平方公里)時，即便普通的氣候變化，也會造成食物短缺，引起遷徙。從圖中看，兩條曲線焦點G點位置其實處於環境容量曲線(氣候波幅)的平均位置，並不處於氣溫極低的情況。

歸根到底，不是極端的氣候導致了人羣的遷移，造成了中國歷史上大量“北方民族南下”，而是人口增長本身。人口增長突破環境容量後，導致的食物供應不足，纔是北方民族“南遷”的關鍵。因爲，對於遊牧民族來說，遷移是他們解決食物不足的第一方案。如我之前所說，人口容量會隨着緯度降低而上升，南方通常總比北方能提供更多食物，這在東亞就表現爲“南遷”。

錦帽貂裘，千騎卷平岡

解釋了氣候對人口環境容量的影響，我們需要藉助文獻來論證一下這個新的觀點。

以歷史上最著名的蒙古帝國的崛起爲例，關於蒙古部落起源的《蒙古祕史》中，在開頭部分，有很多篇幅提到了一種獨特的生計活動：成吉思汗祖先之一的“豁裏剌兒臺·蔑兒幹由於豁裏·禿馬惕地區自相禁約，不得捕獵貂鼠、青鼠等野獸，感到煩惱。……因不兒罕·合勒敦山爲可捕獵野獸的好地方”便遷移了過來。很有意思，成吉思汗的祖先作爲遊牧部落，並沒有因爲氣候變化而遷移，他們遷移的理由非常特別——不得捕獵貂鼠、青鼠等野獸，感到煩惱。

提到蒙古與貂鼠關係的不僅是《蒙古祕史》，當我們再次讀到《北史》、《隋書》“室韋傳”(漢文文獻對“蒙古”的稱呼)時，同樣會發現一些有趣的記載：室韋部落“夏則城居，冬逐水草，多略貂皮”、“多貂”、“皆捕貂爲業，冠以狐貂，衣以魚皮”。蒙古室韋部落爲何捕貂，“兩唐書”說得更清楚。《舊唐書·室韋傳》、《契丹傳》都有“遣使貢豐貂”、“歲內貂皮爲賦”的記錄。

這些文獻爲我們理解蒙古部落的起源和遷移提供了一個難得的窗口。他們“捕獵貂鼠、青鼠等野獸”的目的並不是爲了自己吃肉，而是爲了貂皮，這些貂皮也不是自用，而是“進貢”。進貢給誰?無疑就是“兩唐書”作者們背後的“南方帝國”。對於蒙古部落來說，貂皮並不是白白進貢的，遼、金兩朝其實用本地所產的糧食、鹽、鐵器和蒙古進行交換。達官貴人以貂裘爲寶，用鹽、糧促使蒙古部落不斷爲了捕貂而遷移。反過來，外來輸入的糧食、鐵器給蒙古部落人口的增長提供了物質基礎。

從我們的“人口增長與環境容量變化關係圖”中可以看到，外來食物的輸入，導致了部落人口的持續增長，過不了多久，或者因爲“貂鼠”產量下降“感到煩惱”;或者因爲遼金乃至宋朝對貂皮需求的下降，輸入蒙古地區的糧食開始減少。然而，因爲過去很多年中增長出來的人口，卻沒有那麼容易下降。餓着肚子的部落民，就需要以寇邊、劫掠的方式，向南方曾經的貿易者獲取糧食。而這就往往成了我們熟知的某部遊牧帝國史的開頭了。

我們用同樣的視角來看後金(清朝)的興起，就更加清晰，女真嚮明朝提供貂皮的貿易過程和蒙古的起源別無二致，只不過在進貢清單裏多了一項“人蔘”。當貂皮和人蔘貿易下滑時，明朝與女真的矛盾就慢慢變得不那麼友好了。

綜合起來，我們至少澄清了一個重要的問題：氣候變冷，並不會使北方民族南下。不然的話，北極早就是世界上最大的人口輸出地了。在“南遷”之前的很少被記錄下的北方人口增長過程，纔是大量漢文文獻中記載的匈奴、鮮卑、蒙古、女真部落南遷的真實原因。反過來說，那些北方部落人口的增長，實際上源自南方人的物質需求和慾望。

“老夫聊發少年狂，左牽黃，右擎蒼。錦帽貂裘，千騎卷平岡。”留下這首《江城子·密州出獵》的蘇軾可曾想到，他在山東高密“老夫聊發少年狂”時穿戴的“錦帽貂裘”就來自中原與北亞之間看不見的貿易之網。而這背後，則預示了一個多世紀後蒙古人口增長，繼而南下低緯度平原的先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