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武盛世爲後世留下深遠影響 這個盛世具體表現有哪些

今天小編就給大家帶來漢武盛世的文章，希望能對大家有所幫助。

漢武盛世是在文景之治後漢武帝開創的時代，雄才大略的漢武帝大力發展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開啓了中國文明富強的序幕，爲後世留下深遠影響。

漢武盛世體現在哪裏

政治方面

人才輩出

西元前141年，16歲的漢景帝子劉徹即位，是爲漢武帝。漢武帝在位54年，將中國歷史帶領到新的階段。按照班固在《漢書?武帝紀》讚語中的說法，漢武帝“疇諮海內，舉其俊茂，與之立功”。他的功業，其實是當時“海內”“俊茂”們共同創造的成果。

漢武帝即位之初，一方面政治形勢比較穩定，國家經濟狀況也相當好，另一方面諸侯王國的分裂因素依然存在，潛在威脅還不小。所以，他在繼續推行景帝各項政策的同時，採取了一系列強化中央集權的措施。在政治方面，採納主父偃的建議，頒佈“推恩令”，削弱漢初分封的諸侯國勢力，加強中央集權、加強監察制度等。漢武帝還變古創制，包括收相權、設刺史、立平準均輸等重大改革與創制，建立了一套系統完整的政治制度。這種法制傳統，成爲此後二千年間中華帝國制度的基本範式。

鞏固集權

漢武帝即位後，經過文景兩朝的“衆建諸侯”與平定七國之亂後，同姓諸侯王的勢力大爲降低。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漢武帝爲了鞏固大一統的國家，於是持續推動專制的中央集權，又進行了各方面的努力。

元朔二年(前127年)，漢武帝採用主父偃的建議推行推恩令。允許諸侯王推“私恩”把王國土地戶口的一部分分給子弟爲列侯，由皇帝確定這些侯國的名號。於是使諸侯王多以分戶邑封子孫，致使王國裏不斷分出若干由郡統轄的小侯，一時諸王的子孫都得以成爲列侯。另一方面，對於一直渴望削弱地方諸侯勢力的王朝中樞來說，收到“不行黜陟而藩國自析”的效用，中央政府不必刻意打擊，各個諸侯國已經在實際上自行解體。

削弱相權

漢武帝親政後，有意提升君主的權利，於是改變丞相位高權重的傳統。他經常更換丞相，在漢武帝在位五十四年間，先後用相十三人，平均任職時間只有四年多，其中三人在任上去世，有三人被免職，二人有罪自殺，三人下獄處死，這是在中國歷史上，首次見到多位政府高層官員受到嚴厲處置。漢武帝還曾經有設置左右二丞相的意圖。徵和二年，他任命劉屈氂左丞相，頒佈詔書，宣佈分丞相官署爲兩府，以期待天下遠方合適的人選。後來分設左右丞相的設想，並未付諸實施。

漢武帝還特意從身份低微的士人中破格選用人才，擔任參與國家政治中樞主要決策的侍中、常侍、給事中等職，讓他們能夠出入宮禁，隨侍左右，顧問應對，參議要政。這些成爲近臣的官員，身分相當於帝的賓客和幕僚。皇帝親自任和直接指揮的高級將顉，也往往參議機要。大司馬大將軍衛青、大司馬驃將軍霍去病，權勢都超過丞相，又兼以“侍中”之職，具有了參與宮廷重要決策的特殊地位。於是，和屬於丞相、御史大夫和九卿所構成的官僚機構“外朝”相對應的“中朝”得以形成。

“中朝”又稱“內朝”，由皇帝左右的親信的近臣所構成。重要政事，“中朝”在宮廷之內就先自作出了決策，再交由“外朝”的丞相來執行。

尚書，本來是皇帝身邊掌管文書的官員。“中朝”形成之後，尚書的地位日益重要。尚書和一般僅僅參與宮廷議政的官員不同，由於既有官署、官屬，又有具體的職司，作爲皇帝的祕書機構，在“中朝”逐漸居於核心地位。

主管郡國上計和考課，並且根據官吏的政績，奏行賞罰，是丞相的主要職責之一。然而在漢武帝時代，卻有皇帝親自接受“上計”的情形。元封五年(前106年)春三月，漢武帝曾經東巡至於泰山，接受諸侯王列侯朝賀，“受郡國計”。太初元年(前104年)，又曾經“受計於甘泉”。漢武帝直接“受計”，說明當時他已經牢牢把握了對各地諸郡國的控制權(前112年)。

儒表法裏

儘管漢武帝親近儒者，推崇儒學，不過實際上武帝對儒家是尊而不用，漢武時代的政治精神，外表像是文德並茂，實質卻是刻薄嚴厲的。漢武盛世的丞相，只是擺設，實權卻是在御史大夫身上。當時御史大夫的人選，如趙禹、張湯、杜周、桑弘羊等人皆是法家代表人物，爲了討伐匈奴，必須使國力高度集中，他們便遵行這種政治原則來辦事。他們最重要的任務爲：一、嚴密防止國內發生叛亂。二、儘量開發利源。

察舉制度

漢武帝也非常注重人才的開發，他確立了察舉制度，是中國有系統選拔人才制度之濫觴，對後世影響很大。

漢武帝進行了人類歷史上第一次人口統計。

軍事方面

在軍事方面，主要是集中兵權，充實了中央的軍事力量;改革兵制。派衛青，霍去病出擊匈奴，使北部邊郡得以安定，派張騫出使西域，開括了西北邊疆：開通了西漢聯繫西域以至中亞給地通道。

武帝時代，以軍事成爲條件實現了漢帝國的疆域擴張。其中最重要的成就是北邊軍事形勢的改變。匈奴自秦末以來一直威脅中國北邊，使農耕生產的受到嚴重影響。甚至匈奴騎兵曾經侵襲長安鄰近地區。武帝即位之後，決心設法解決匈奴的外患問題。於是對匈奴發動一系列的戰爭。

經濟方面

在經濟方面，採取重農輕商，整頓財政，頒佈“算緡”、“告緡”令，徵收商人資產稅，大力打擊奸商;又採取桑弘羊建議，將冶鐵、煮鹽收歸官營，禁止郡國鑄錢，統一鑄造五銖錢;設置平準官、均輸官，由官府經營運輸和貿易，大大增強了國家經濟實力。同時興修水利，移民西北屯田，實行“代田法”，有利於農業生產的發展。在經濟方面還有一條重要的舉措，就是將當時的貨幣進行統一。

文景二帝，延續漢代開國以來的清靜無爲的黃老思想，主張輕徭薄賦、削省刑罰與避免徵戰等休養生息的政策，這些政策實施的成果，讓生產日漸得到恢復和發展，社會出現了多年未有的穩定富裕的景象。

不過武帝時代，由於長年征討四方，因此在軍需方面消耗龐大，加上本身個人生活的享受，於是將文景之治所累積的積蓄花得一乾二淨。爲了解決經濟上的困窘，漢武帝重用桑弘羊和孔愅等人，制定了一套經濟措施，整頓幣制，實現貨幣的統一，使中央政府控制金融要脈。

漢武帝時代經濟改革的主要內容，包括統一貨幣、官營鹽鐵、建立均輸和平準制度，以及強化重農抑商政策。當時藉由這些關鍵變革，使西漢帝國的經濟基礎得以空前強固。

社會方面

西漢開國之後，初期的幾位皇帝鑑於秦王朝迅速滅亡的教訓，採用休養生息的一系列政策，減輕賦稅，又廢除幾項秦代嚴厲的法律，例如挾書律、誹謗罪、妖言令等，使得當時的社會較爲安定穩固，政治較爲廉潔清明，得到了普遍民衆的愛戴與擁護。

然而漢武帝多年北伐匈奴、征討四方，加上武帝本人生活的享受，以及嚴酷的刑罰與經濟政策的推行，產生不少社會問題。

第一個問題：表現在兵連禍結，百姓因此受盡困苦。漢武帝的軍事征伐所產生的負面影響也是極爲明顯的。最大的問題就是戰爭所需要的人力物力最終都要轉嫁到百姓的頭上，另外國力的過度浪費，武帝末期呈現出一片饑饉盜賊的亂象。武帝末年的全國人口，比初年減少了400萬人。

第二個方面：漢武帝不僅好大喜功，而且在生活上過著窮奢極欲的生活，加大了政府的經濟開支，導致了民衆生活的困苦。漢武帝曾多次巡遊全國，每次巡遊都帶著衆多官員浩浩蕩蕩出發，他所到之處，皆是大肆鋪張、奢侈浪費，都帶給當地的官吏與民衆沉重的負擔，另外在任內推動許多大興土木建設工程，他把原有的甘泉宮加以擴大，又興建了建章宮、明光宮，皆是富麗堂皇、規模非常宏大。

第三個方面：危機爆發在統治集團上層，巫蠱之禍爆發後。僅在長安城內，死亡人數就高達數萬人，還有不少朝廷百官卷入其中，動亂結束後，朝廷有一半官職的位置空出來。後續在追查處理案件的過程中，各地又有數萬人被株連受害，動搖了武帝末期的統治。

文化方面

西漢文化建設，是在漢武帝時代取得重大突破。例如“興太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歷數，協音律，作詩樂，建封禪，禮百神”等，繼周代之後，“號令文章，煥焉可述。後嗣得遵洪業，而有三代之風”讚美漢武帝時代在文化方面的貢獻和創造。

漢武帝時代，數十年來多次挑起戰爭，割據地方的分裂勢力完全被平定。秦隸終於成爲西漢帝國所通用，完成文字上的統一，漢武帝推行“罷黜百家，表彰《六經》的文化政策，結束先秦以來“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的局面，於是“令後學者有所統一”，中國文化史進入新的歷史階段。

以寬懷之心，廣聚人才，給予他們文化發揮的寬闊舞臺，誘使他們充分表現自己的文化才幹。班固在《漢書?公孫弘卜式兒寬傳》後的讚語中列數當時許多身份低下者受到提拔，終於立功立言的實例，指出正是由於漢武帝的獨異的文化眼光，使這些人才不致埋沒，於是備羣士慕向，異人並出”，形成了歷史上引人注目的文化盛況。

外交方面

發動戰爭

漢武帝對外採取軟硬兼施的手段，一方面自前133年馬邑之戰起結束高祖以來對匈奴的和親政策，開始對匈奴正式宣戰，先後派李廣、衛青、霍去病徵伐，解除了匈奴威脅，奪回河套和河西走廊地區，擴張了西域版圖，將匈奴置於被動稱臣的局面，保障了北方經濟文化的發展。

出使西域

漢武帝在發動對匈奴戰爭同時，他派張騫出使西域，打通了著名的絲綢之路，進一步加強了與西域的聯繫，並發展了中西經濟文化的交流。

開拓疆域

漢武帝時期攘夷拓土、國威遠揚，東並衛滿朝鮮置漢四郡，南滅百越開疆萬里，北破匈奴收復河套置五原郡、朔方郡，攻佔河西置武威、酒泉、張掖、敦煌四郡，並修建外長城居延塞、光祿塞將邊境推向戈壁沙漠，西征大宛使西域諸國臣服，自此奠定了漢地的基本範圍。

如何評價漢武盛世

漢武盛世，使西漢帝國以其精神文化和物質文化的成就成爲東方文明的驕傲。在這一時期，西漢進入鼎盛時期，也是中國封建時代的第一個鼎盛局面。在林立於世界的不同文化體系之中居於領先的地位。不過傳統歷史學家如司馬遷、班固和司馬光均認爲，漢武帝力行中央集權、開疆拓土、獨尊儒術、設罝五經博士等政策，雖然在歷史留下不可磨滅的貢獻，不過在位中期之後，由於武帝本人好大喜功、放縱享樂、荒誕迷信、殘暴多疑、窮兵黷武等種種行爲，造成西漢國力、社會經濟、人口數量大幅衰退，當時人民承受這些現象的苦果，生活陷於水深火熱，因此他們稱所謂的“漢武盛世”，不過在文治學術方面尤爲人稱道，至於武功方面則通常同情於對人民財貨與生命付出過度的損失與犧牲。

漢武帝創立年號同時也是中國第一個使用年號的皇帝。他登基之初，繼續他父親生前推行的養生息民政策，進一步削弱諸侯的勢力，頒佈大臣主父偃提出的推恩令，以法制來推動諸侯分封諸子爲侯，使諸侯的封地不得不自我縮減。

同時他設立刺史，監察地方。在軍隊和經濟上則加強中央集權，將冶鐵、煮鹽、釀酒等民間生意編成由中央管理，同時禁止諸侯國鑄錢，使得財政權集於中央。他採用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爲儒學成爲封建正統地位地位鋪平了道路。不過事實上漢武帝時期從來不曾缺少法治思想，在宣揚儒學的同時漢武帝亦採用法規和刑法來鞏固政府的權威和顯示皇權的地位，因此漢學家認爲這更應該是以法爲主以儒爲輔，內法外儒的一種體制，對廣大百姓宣揚儒道以示政府的懷柔，而對政府內部又施以嚴酷的刑法來約束大臣。而宣儒並不等於棄法，法依然是漢武帝時期的最終裁決手段，當時積極啓用的汲黯和主父偃即是其中著名的例子。

春節始於太初改歷，漢武帝改正朔。漢武帝時期，衛青、霍去病三次大規模出擊匈奴，“漠南無王庭”。張騫出使西域，開闢絲綢之路。從此西域成爲幾大文明交匯之地，漢武帝被稱爲“冠於百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