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爲何始終懷才不遇呢？其實是他不適合當官

公元755年，杜甫被任命爲河西縣尉，從這一年開始，到765年他自己請求解除嚴武幕府中的職務，十年間杜甫斷斷續續做過好幾次官，但每一次時間都很短，總時間加起來不到兩年。

我們不僅要問：杜甫爲什麼當不了官呢?即便好不容易撈到了一個小官，爲什麼又幹不長久呢?這裏面固然有政局動盪等原因，但主要原因還是在杜甫自身。說白了，他根本就不是當官的料兒。

首先，杜甫沒有做官的能力和基本素養。在這一點上，很多美化杜甫的人愛拿他那“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詩句來說事，彷彿只要給杜甫一個平臺，他就能做出一番偉業。但理想歸理想，現實歸現實，在做官期間，杜甫並沒有做出像樣的成績，反倒是連基本的工作素養都很欠缺。由於性格懶散，杜甫往往不願做實事，朝廷任命他爲河西縣尉，按理說這是他造福一方百姓的大好機會，也和他的理想相符合，但他嫌那裏離京城遠、條件艱苦，拒不上任，而寧願在京城當一個管倉庫的小官。這樣不僅可以留在京城，而且工作清閒，有大量的時間和朋友們一起喝酒聊天。後來有人替杜甫辯護，說他不去河西就職，是因爲不想當一個魚肉百姓的官吏，這實在是無稽之談。在這一點上，杜甫自己倒坦率，他在詩裏直言，不去河西就是不想去那裏“受罪”。即便是擔任了管倉庫的官吏，沒幹幾天，他就覺得枯燥乏味了起來，寫了一些發牢騷的詩，意思是怎麼能做這麼無聊的事情呢?所以上任沒幾天，他就到奉先探親去了。

在嚴武幕府工作的那段時間，杜甫也是極其鬱悶的，自然，錯不在嚴武，還是在杜甫自身。一直以來，嚴武都對杜甫非常照顧，杜甫在成都草堂居住時，嚴武隔三差五就帶着酒肉去看他，一方面是怕杜甫寂寞，另一方面也是替他改善生活。嚴武曾兩度在成都做官，第一次是在761年底，嚴武任成都府尹兼御史大夫、充劍南節度使，但四個月後被召回長安任太子賓客兼御史中大夫;第二次是在764年，嚴武再到成都任成都府尹兼劍南節度使，杜甫就是在這時去嚴武幕府中上班的。當然這是嚴武竭力相勸的結果，他實在不認可杜甫的那種生活方式，覺得杜甫應該出來做點事，掙點錢，養活一家老小。嚴武大概也沒指望杜甫能在工作崗位上幹出多少成績，只是找個機會給他發薪水而已。杜甫一進入到具體的工作狀態，他就立馬變得十分情緒化，滿腹牢騷。他後來辭職的藉口是有病，這也是事實，他當時得了風痹，大概就是現在腦血栓之類的病，上班坐久了就半邊身子發麻，但這遠遠不是他堅決請辭的真實原因。

真實的原因大概有兩個：其一，他和同事處不好關係，可笑的是他還在詩中把自己說成是暫時不得志的大人物，不與那些小人計較;其二，他覺得在嚴武手下做事很沒面子。過去嚴武接濟他，他是可以接受的，因爲是朋友嘛，現在成了上下級，從嚴武手裏領錢，性質就不一樣了，這讓他的自尊心受到了傷害。有一次，他甚至和嚴武吵了起來，情急之下，他居然罵嚴武：你爸怎麼生了你這麼個兒子!可見他是有些惱羞成怒了。於是，他只有辭職。嚴武一看沒有辦法，也就同意了。

其次，杜甫在工作中沒有起碼的原則。杜甫任左拾遺期間，朝廷發生過一起著名的“房琯事件”。房琯祖上世代爲官，他自己在肅宗朝也官至宰相，但他是一個善於慷慨陳詞而不務實際的人，不理政務，終日沉醉於談論佛家的因果和道家的虛無。安史之亂爆發的那年冬天，他率領一支軍隊與叛軍交戰，由於不懂軍事又固執己見，在咸陽東陳陶一戰中全軍覆沒。肅宗罷了房琯的官，還要治房琯的罪，按理說這處罰是沒有錯的，但杜甫不這麼認爲，他是房琯的朋友，很欣賞房琯，覺得房琯是個“醇儒”，現在房琯有難了，他應該挺身而出。於是，他上書爲房琯辯護，說房琯“罪小功大”，不應罷免，那些攻擊房琯的人都是一些人格卑劣的小人。杜甫這封措辭激烈的諫書，引起了肅宗的憤怒，肅宗下令審訊杜甫，虧得有朋友相救，杜甫才免於一難。就此以後，肅宗一看見杜甫就煩，準了他的探親假，把他從自己身邊打發走了，後來又幹脆把他貶到了華州(今陝西華縣)。

“房琯事件”給了杜甫一個教訓，讓他小心翼翼了起來，以至於後來真的有人蒙冤要他執言時，他反倒緘默不語了。肅宗在鳳翔時，鳳翔之地常有間諜出沒，有一位名叫吳鬱的官員，每逢處理間諜案件，必認真剖析，分辨黑白，由此得罪了權貴，被肅宗貶往潭州(今湖南長沙)。杜甫本該替吳鬱辯白，但他不敢多說一句話。後來他途徑吳鬱的故鄉兩當縣(今甘肅兩當)，訪問吳鬱的空宅時，深感良心的譴責，寫下了自譴的詩句。

第三，杜甫對工作極其不負責任。杜甫就任華州司功時，關中遇到了一場旱災。作爲地方官員，杜甫不是和人民一起抗旱救災，而是在三個多月後，拍屁股走人，到秦州去了，連官也不做了。當然，杜甫棄官的原因很多，那時，“房琯事件”的餘緒還在，杜甫可能是聽到了一些不利於自己的傳言，由於害怕，乾脆棄官而去。不過，無論怎樣，都足以說明，杜甫爲官是極其不負責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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