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的保路風潮是如何興起的?爲何後來變質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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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初,全國轟轟烈烈的鐵路風雲成爲壓垮清朝的最後一根稻草。
遠在西南腹地的四川是保路風潮最激烈的地方,除了成都平原,全省是以山地丘陵爲主,清朝末年的四川並沒有鐵路,爲什麼會因爲要修建鐵路這一“民生工程”而鬧起巨大風波?爲什麼說保路風潮是促成辛亥革命的導火線?這是一段似乎人人都有聽聞,但其實可能並不大瞭解的歷史。
一、修建鐵路的背景:到底是“民營”還是“國營”?
甲午戰爭後,鑑於鐵路對國防的重要性,清朝決定籌集資金自辦鐵路。因資金匱乏,還是從國外貸款爲主。1897年,利用外資修建的津盧鐵路建成通車,盧漢鐵路、粵漢鐵路、津鎮鐵路相繼上馬,到1904年,先後建成鐵路一萬三千餘里。
隨着鐵路項目潛在巨大利益,許多辦洋務的官商覺得眼紅,紛紛向官府要求允許民間資本進入。用外資官辦的建路確實存在不少問題,鐵路的管理權、用人權、稽覈權、購料權都由洋人掌握,一旦中方借款到期還不上,外方就會把鐵路佔爲己有,勢必嚴重危及國家利益和安全。
清朝原本在1897年初就成立鐵路總公司,考慮自己獨立建造鐵路。不過,在鐵路總公司督辦盛宣懷、湖廣總督張之洞等大臣看來,民間根本沒有足夠的資金來修築鐵路,原則上這還是一種與洋人談判拉鋸的籌碼。
經過盛宣懷等人一番運作,1898年4月,清朝又與美國合興公司簽訂《粵漢鐵路借款合同》,將粵漢鐵路的承建權交給美國人。沒多久,不但英國不大滿意由美國人佔據華南地區巨大利益,就中美雙方在鐵路附近開礦問題上也產生分歧。
美方私自將三分之二的股權賣給比利時萬國東方公司,湖北、湖南、廣東三省紳商強烈要求收回路權,這時清方纔真正向民營商辦傾斜。
拖到1903年,官府明確宣佈對民營鐵路公司不再派監督總辦等角色。又頒佈《鐵路簡明章程》,允許各省官商自集股本興修鐵路幹線與支線,商辦的鐵路公司開始陸續建立。1906年,航運、鐵路、電報、郵政等統歸郵傳部專管,其中的重頭戲就是鐵路建設。到1910年,民間各地成立了17家鐵路商辦公司。
這幾年間,清朝在民間激烈反對情緒推動下,也收回了一些鐵路路權。比如粵漢路權已轉給美國的華美合興公司,但中方找到美方違約的證明把路權收了回來,不過高了一倍的675萬美元贖回承建權。此後,各省商紳於1905年至1908年都發起贖回滬寧鐵路、蘇甬杭鐵路、廣九鐵路承辦權的行動。
所以,清末的保路原本涉及不少省份。但從另一方面看,正如盛宣懷、張之洞等人所慮,雖然民衆是出於愛國心,但民間商紳大多數並不懂洋務,同時缺乏資金技術和管理經驗,要獨立自主建造鐵路幾無可能。
雖然清朝官府將這一事務允許民間商辦,但各地實際無法籌集到修路所須的鉅額資金。其中還有一個客觀現象,官府迫於輿論壓力,對修路一度放鬆管理,實際各省各自謀劃,缺少統一督導,修路標準不一,根本沒有互聯互通的打算,使得自主修路也成爲一鍋亂局。
即便當時做得比較好的粵漢鐵路公司,花了約1000萬,實際只鋪設了40英里鐵路。
當時澳籍華人雪珥對民營商辦鐵路評價說:“面對鐵路這一資金、技術、管理飢渴型行業,民營資本不僅先天疲軟,而且其腐敗與內訌,因比國有企業缺少監督和制約而變本加厲。17家民營鐵路公司,家家都是烏煙瘴氣、醜聞迭出……”
再到1911年,郵傳部大臣盛宣懷等再次建議朝廷宣佈鐵路幹線國有,原本是一項必要措施,但官府做法失當,毫無協商善後的意思。這一舉措的背後雖說有收拾亂局的初衷,但同樣還是涉及盛宣懷打算同外資四國銀行借貸還債之意。
因此,最終保路風潮的性質漸漸起了變化,原本是從單純國人爲了保護路權而與洋人有不滿爭奪,變成了摻和國內民間與官方的複雜衝突。
保路紀念碑上浮雕,當時四川並沒有鐵路
二、四川鐵路籌辦陷入一場“扯皮”
四川鐵路問題的爆發,起因在端方受盛宣懷推舉出任川漢粵漢鐵路總辦大臣。端方本人並沒到四川,而是到兩條鐵路的樞紐武漢待着。
當地的湖廣總督瑞澄與端方暗中較勁,端方就逼迫四川總督趙爾豐儘快完成鐵路國有。盛宣懷在背後要與四國銀行繼續完成交涉,利用鐵路修築權向外國借總額爲六百萬英鎊。激起湘、鄂、粵、川人民的反對,尤以四川最爲激烈。
四川當時並沒有鐵路,整個西南地區就雲南毗鄰越南法國殖民地,境內有法國人在1903-1910年完成的滇越鐵路雲南段,是當時西南地區的第一條鐵路,也是中國的第一條國際鐵路,從昆明直通越南,全長480多公里,時速不到40公里。直到今天,雲南部分地段還把這一小火車作爲旅遊項目在使用,因爲法國人當時的鐵軌只有一米寬。
清末由雲南法國人造的米軌鐵路
四川修鐵路的股金不僅來自紳士、商人、地主,還有大量農民,佔很大比例,之前總督錫良成立川漢鐵路公司,首期籌劃武漢到重慶段,這是改善四川以山地爲主,便於省內鄉紳、民衆或出行、或買賣的一項重大舉措,雖然有攤派的嫌疑,但畢竟得到省內各地民衆響應。
忽然朝廷朝令夕改,宣佈“鐵路國有”不說,還拒不歸還四川的股金。
從甲午戰爭到庚子事變,四川分擔賠款已200多萬兩,再加上修路的民間“租股”,令許多平民百姓喘不過氣,保路史料稱川民“賣妻鬻子、傾家破產者不知凡幾”。
6月13日,四國借款合同寄到成都,由羅綸起草文章,逐條批駁,並聯合2400餘人請求王人文代奏朝廷,希望能夠退還股金。1910年底,川路公司已經實收股金1198萬兩,其中,官府投資23萬兩左右,巴蜀商人投資245萬兩,普通民衆繳納租股達928萬兩。這些錢究竟有沒用到修路讓人十分懷疑,當時公佈有用於鐵路公司的辦公經費花費200餘萬兩,投資銅元局損失200萬兩,在上海投資橡膠生意損失300多萬兩……似乎根本就沒有用於籌劃修路。
從武漢到重慶的實際鐵路數據幾乎爲零,按當時工作進度,推算要完成川漢鐵路至少需要90年。可想而知當時川人對“鐵路國有”舉措的失望和憤慨……所以,巴蜀民衆強烈希望官府將股金退還,但官府對此居然敷衍塞責,大有侵吞之意,還對當時的民間保路組織,懷疑被同盟會等操控,形成一種敵視,終於四川民衆對清朝官府的不滿激變成了1911年轟轟烈烈的保路風潮。
1911年9月7日上午,總督趙爾豐稱北京有好消息,將四川保路同志會,四川省諮議局、川漢鐵路公司股東會的首腦蒲殿俊、羅綸、鄧孝可、張瀾、顏楷、胡嶸、江三乘、葉秉成、王銘新等人哄到督署看電報,隨即加以逮捕,企圖以此打壓保路行動,頓時將這一風潮的性質來了一個大變化,激起全川上下的同仇敵愾之心。
趙爾豐對保路同志會進行大搜捕,還對同情他們的羣衆下令開槍,擊斃羣衆數十人,還下令三日不準收屍。
保路的悲劇釀成一股全省的大變,最終成爲武昌方面的導火線。
三、四川保路風潮爲什麼會是武昌首義的導火線?
對於涉及在保路風潮中顯得心狠手辣的趙爾豐,本來是前總督錫良一手提拔的心腹。
從錫良在山西任巡撫時,趙爾豐就被任爲靜樂知縣。1903年,錫良調四川總督,趙爾豐跟着入川,先後任永寧道、建昌道。
趙爾豐像
趙爾豐爲人勇敢果決,在地方就素來以嚴酷著稱,很受錫良賞識。當時在川西藏區進行改土歸流,趙爾豐成績顯著,受到朝廷嘉獎。在錫良離開四川以後,就讓其接任,不久趙爾豐還前往任駐藏大臣,由其兄趙爾巽頂替到1910年。
趙爾豐回到成都以後,其兄調去東北。四川的保路呼聲已經十分強烈,很多人對趙爾豐在這股風潮中是一個大反派人物。朝廷在這一時刻派趙爾豐回任四川總督,顯然就是希望藉助其果決勇猛的手段,爲盛宣懷、端方順利完成鐵路國有舉措。
但是,實際上這場悲劇根本不是趙爾豐的本意,他就不希望對此採取過激方式。之前,趙爾豐與其兄趙爾巽常有聯繫,對四川局勢變化一直很清楚。趙爾豐認爲“四川百姓爭路是極正常之事”,他一面開導民衆,一面電懇內閣“籌商轉圜之策”,甚至他還請求朝廷查處盛宣懷。
但朝廷方面十分依賴盛宣懷籌款,對趙爾豐所陳四川民情置之不顧,反而電飭要求從速解散羣衆。趙爾豐處於任上被逼無奈,只能執行命令。所以,趙爾豐纔有誆騙保路各方首領到督署看北京電報一幕,希望對一夥保路組織首領施壓,但沒有效果,最終才變爲強硬手段,無視民衆生死。
到9月中旬,趙爾豐緊閉成都城門,各街加兵防守,封鎖郵電交通,加派人手搜捕同志會成員和青年學生,查繳所有宣傳保路的報刊,激起巴蜀各地保路同志軍揭竿而起。成都附近州縣廣大民衆都參與進來,稱呼同志軍或國民軍,在同盟會員和哥老會首領秦載賡、龍鳴劍、侯寶齋、張捷先、張達三等人率領下圍攻省城,在城郊紅牌樓、犀浦等地與清軍交火。十餘天內,“每縣數起,每起數千或至數萬”,據說達20萬之多。
不管是否有正規組織,與清軍戰鬥不下數百次。趙爾豐一面派兵,一面通電求援。清廷急調六省派兵赴川,又催促端方迅速啓程西上“查辦”。
四川保路風潮遍及全省,重慶爲川漢鐵路修建焦點,重慶鄉紳民衆在出資修路方面,爲全省之最。1911年抗議重新收歸國有大會,重慶有6000民衆聚集在萬壽宮、禹王廟反對官府再次出賣路權,認爲事關“生死存亡”。周邊各縣各級保路組織團體紛紛成立,連婦女界都成立了五六百人的保路團體。
重慶保路風潮與成都的區別是,一開始就屬於同盟會梅樹南、朱之洪、劉祖蔭、李時俊等人的領導,有鮮明的鬥爭方向,與成都蒲殿俊、羅綸等傾向實行立憲主張不同。
最後一部官修史書清史稿總編撰是趙爾豐的哥哥趙爾巽
全川保路大會舉行期間,重慶方面朱之洪到成都,事先就表態:“蒲、羅均未足與謀”,認爲同盟會應把握時機,鼓舞民衆加入改天換地的新潮流。因此,朱之洪與龍劍鳴等在成都的同仁聯絡,隨後趙爾豐手段強硬,成都發生罷市罷課,重慶緊跟步伐,當地日本、德國等洋人都看出危機,全川保路風潮的性質已經發生變化。
9月底,在吳玉章、王天傑領導下,榮縣率先打出獨立旗號,因調集數省清軍趕赴四川解決危機。10月,武昌新軍才順利取得了辛亥勝利。
武昌勝利也鼓舞全川上下爭取勝利,11月,重慶新政府成立,趙爾豐見大勢已去,釋放蒲殿俊、羅綸、張瀾等人簽訂新條約,也組成以立憲方爲主的新局面。
1911年底,同盟會尹昌衡爲首的新軍攻入成都,蒲殿俊、朱慶瀾等出逃,趙爾豐被梟首,成都改組爲新軍控制的協作團體,然後與重慶方談判,新任四川都督府都督尹昌衡、副都督張培爵在成都就職,致電南京臨時大總統孫中山,報告全川實現新的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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