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亂結束後，大唐與藩鎮如何博弈？

任何一個統治者，都有追求二世三世乃至千世萬世相傳的慾望;任何一個軍區司令，都有追求自治或半自治的慾望。

這是人性。

如果條件具備，他們自然會這樣做;如果條件不具備，他們就只能服從中央政府(或玩民主)。

看到我這樣說，難免會讓一些有識之士深惡痛絕。因爲在有識之士眼中，人類歷史就是好人與壞人相爭的歷史，讓我這樣一說，什麼好人、壞人，好像都沒有明確的界限了，這簡直就是叔可以忍，嬸也不能忍啊!

宋代開始後，因爲文職系統越來越強大，軍方大佬一直在文職系統的擠壓下存在，所以根本沒有機會追求自治、半自治。

唐玄宗之前，豪門勢力巨大，所以軍方大佬總是在豪門、諸王的擠壓下存在;那個時代地方自治、半自治雖然是常態，但它通常不是以軍方大佬領銜的，而是以諸王、豪門壟斷地方的形式出現。

晚唐五代處於一個尷尬的階段，因爲豪門力量衰弱了，諸王不再是歷史的主角了;文職系統也沒有真正成熟，在這種背景下，軍區自治、半自治開始成爲一個難以去除的毒瘤。

但是即使在此時，軍區在追求自治時，也永遠受制於地緣。因爲沒有良好的地緣，也敢追求軍區自治，那隻能證明想死了!因爲沒有良好的地緣，你敢追求軍區自治，估計都不用皇帝動手，你手下的小弟就會把你砍翻在地!

一個有利於軍區自治的地緣，是什麼樣的地緣呢?

第一、這裏遠離中央政府所在地，中央政府對它多少鞭長莫及。

第二、這裏處於抵抗外患的前沿，必須得安置重兵。

一個軍區的地緣，這兩個條件滿足的越充分，它形成割據的程度就越嚴重。反之，它自然得乖乖聽從中央政府。

這兩個地緣條件滿足最充分的地區，就是河北。

江南遠離中央政府所在地，但是江南沒有強大的外患，所以不需要設置重兵，在這種背景下，文職系統對軍人系統自然擁有壓倒性的優勢;在這種背景下，這裏的軍區大佬，哪敢隨便和皇帝大聲說話呢?

西北地區也設置重兵，但是中央政府所在地就在西北，所以西北軍區很容易受制於中央政府。在這種背景下，西北軍區通常也不敢和皇帝大聲說話的。

只要我們知道這個基本原因，再分析晚唐的藩鎮分佈，就比較清晰了。

總而言之，一個地區的割據程度，通常總是與地緣相關的，與將領的忠心無關。接下來，我們從割據程度的嚴重程度，排列一下晚唐的各大藩鎮。

晚唐割據程度最嚴重的藩鎮，自然是河北的藩鎮。這絕不是因爲河北的藩鎮都是安史的餘孽，或是他們的忠誠度有問題。而是因爲這裏的地緣最適合割據。

第一、這裏必須得安置重兵;因爲這裏有契丹、奚族強大的外敵存在。

第二、中央政府對這裏鞭長莫及;因爲帝國中央政府在西北地區，而河北軍區在帝國最東部地區。

藩鎮割據嚴重程度，僅次於河北的軍區的，是山東、河南東部的軍區。

這裏的割據程度，僅次於河北軍區，也是因爲地緣的原因。

第一、山東、河南東部必須駐紮大量的軍隊，是因爲這裏沒有大量軍隊存在，河北軍區一旦失控，馬上就可以席捲中原地區。唐玄宗布的局中，這是最大的漏洞，所以安史之亂後，大唐皇帝就補住了這個漏洞。

第二、這裏距中央政府所在地，也比較遠。

當然了，因爲這裏的軍隊，只是作爲牽制河北的軍隊存在，所以規模弱於河北;更主要的是，從地緣上，中央政府控制這裏相對比較容易。所以這裏的割據程度相對河北弱一些。

割據程度，僅次於山東、河南東部的軍區，是山西、河南西部的軍區。

這裏與山東、河南東部的軍區相比，之所以相對比較馴服，是因爲從地緣上，它更接近中央政府，所以中央政府控制它時相對更容易。

割據程度更弱的軍區，是西北軍區。

西北軍的政治可靠性遠遠高於其他地區，並不是因爲西北軍的政治覺悟高，而是因爲他們靠近中央政府。

西北軍區駐紮着重兵，但是地緣上緊挨帝國中央政府，在這種背景下，中央政府對西北軍區，實在說不上鞭長莫及，所以文職系統(宮廷系統)對他的滲透相對強一些。

割據程度更弱一些的是西南軍區。

西南軍區，從地緣上其實中央政府也比較遠;而且也需要安置重兵，因爲它需要防範吐蕃。

但是整體而言，強大的西北中央政府，對西南的控制力相對強一些，而且這裏面對的吐蕃威脅，相對也弱於西北，所以軍事力量的佈置也比較弱一些。

割據程度最弱的地區，自然是江南軍區。

帝國中央政府比較容易控制江南軍區，是因爲帝國的主要外患並不在這裏，而且預防河北叛亂時，北面有河南、山東軍區當緩衝，所以帝國並不需要在這裏留下大批駐軍。

雖然說，文職系統無法有效控制軍隊，在當時幾乎是共性的事，在江南地區顯然是例外，因爲那裏沒有強大的駐軍，自然是文職系統的天下，江南的軍方大佬想不服中央政府，恐怕連擴軍備戰的事都沒有進行，就會讓扼殺在萌芽之中。

因爲類似的原因，這種地方的軍隊敢叛亂，帝國中央政府分分鐘鍾都可以打服他們。在這種背景下，江南軍區的政治可靠性自然比較高一些。

其實，只要我們看這些最基本的歷史事實，自然會發現，軍隊的政治可靠性，主要是取決於地緣，而不是取決於將領的忠誠與否。

因爲類似的原因，從大概率上，西北出現叛亂的概率遠遠小於河北軍隊;江南出現叛亂的概率同樣遠遠小於河北軍隊，這不是因爲將帥的忠心與否，而是因爲地緣不同。

李光弼坐鎮河南東部地區，因爲距中央政府較遠，而且當時駐軍衆多，所以對中央政府不滿，一樣會流露出軍閥氣，面對皇帝的調令，一再玩各種鬼門道。

要知道，這可是平定安史之亂中，與郭子儀相提並論的大功臣;甚至功勞、威名之盛比郭子儀還牛。

而令狐彰呢，這是標準的安史餘孽，但是他投降大唐政府後，坐鎮的河南西部地區不利於割據，所以他在生前，一直忠於大唐中央政府;而且死後，他邀請中央政府派文職官員管理他的軍區，而他的兒子也拒絕謀求世襲，而中央政府的文職官員順利進入了他所在軍區。

安史之亂平定後，大唐後來的權力格局，大體就此奠定了。後來只是在此基礎上修修補，整體不再有什麼突破了。

這種政治格局，雖然看起來搖搖欲墜，但是始終也沒有能破了它。

河北軍區發生叛亂，通常是看不到出路的。

第一、他們叛亂，能把河北的力量統一嗎?其實是不能的。事實上，在隨後一百多年時間裏，也沒有一個軍方大佬，能把河北統一了，直到朱溫、李存勖拉開五代歷史的序幕，河北依然是衆多藩鎮並立，絕沒有哪個藩鎮大佬敢奢言統一河北。

一個軍方大佬，只佔據河北四分之一、甚至五分之一的地區。就憑這點實力，依靠中央政府鞭長莫及的地緣，噁心一下中央政府可以的，想造反成功，實在差得不是一點半點。

第二、河北幾大軍頭達成共識，建立了攻守同同盟，就能迅速控制中原地區嗎?其實是不能的。因爲中原有龐大的駐軍，而且皇帝還可以利用河北軍方大佬之間的矛盾，把他們分化瓦解了。

對大唐帝國而言。

軍人集團的問題，有一條底線是絕不能越過的。那就是任何一個軍區，都不能試圖擴張、兼併，他們只能保持原狀態，甚至是被不斷分割。任何試圖兼併、擴張的軍隊，都是犯天條的行爲。

這條底線守住了，藩鎮格局就不足以威脅大唐帝國。

在代宗時代，這一切已很明顯了。

在此基礎上，大唐帝國需要做的事。就是牢牢控制住宦官系統的禁軍，在此基礎上，再牢牢控制住西北軍，強有力的控制着西南軍區;然後逐步削弱中原、河北的軍區自治程度。

經過一系列的博弈，到了憲宗時代結束時。大唐中央政府終於承認河北地區特殊地位，換而言之，河北自治合法化了。

基於軍事、地緣的需要，中原的軍區，在特殊時期，特殊原因，也可以適當承認他們的軍區自治。

但是其他地方呢?千萬不要試圖與上述地區地方攀比，因爲你只要敢攀比，一律格殺勿論。

總的來說，安史之亂結束後，大唐帝國的軍區數量不斷上升，規模不斷縮小。一切就如在分封諸王不能避免的歷史階段，中央政府所能做的事，通常就是削弱、分割諸王的力量，而不是取消分封制。

唐代宗在位17年。

在這17年時間裏，針對安史餘孽的戰爭，只進行過一次，而且整個戰爭，斷斷續續的、滿打滿算的，也就進行一年時間。而且中央政府的主要工作就是縱橫開合，因爲這場戰爭，主要是在河朔三鎮、還有與之相提並論的淄清節度使之間展開。

最開始魏博鎮兼併昭義鎮，於是幽州、成德、淄青三鎮幫助中央政府圍剿魏博田承嗣。在整個戰爭期間，中央軍只是配角。

最後戰爭稀裏糊塗的結束，是因爲魏博田承嗣通過一系列縱橫開合的手段，讓成德、淄青站在自己一邊，於是整個圍剿戰爭結束了。

其餘的十多年時間裏，唐代宗主要整改對象都是中央政府的大佬、和政府軍的大佬。

在這十多年時間裏，唐代宗手握大刀砍砍砍。先是砍翻大太監李輔國，再砍翻來瑱(這可是平定安史之亂的大功臣)，再逼得僕固懷恩、李光弼走投無路無法善終(要知道，這兩個人也都是平定安史之亂的大功臣);再後來砍翻華州周智光、大太監魚朝恩、宰相元載、王縉。

而在此過程中，更全力改編中央軍。

在這種背景下，神策軍開始閃亮登場，從理論、從實際上，這是一支真正控制在皇帝手中的軍隊。

當然了，還有我們這兩節說的事，那就是全面分割帝國的軍區，總而言之，推恩令不斷地玩下去，最後實現“廣建諸侯少其力”的結果。

經過這十多年的準備，唐德宗上位後，難免會有一種蠢蠢欲動的感覺，因爲怎麼看，也可以開始全面削藩了。

但是很幸，唐德宗想得有點簡單了，所以全面削藩開始，馬上就引得天下動盪!

當然了，這是後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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