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時期的北宋到底是什麼樣的 所謂的清平樂是真的嗎

你真的瞭解宋仁宗時期的北宋嗎?小編給大家提供詳細的相關內容。

近來隨着網劇《清平樂》的熱播，刷新了很多觀衆對於古代宋朝的認知。古典雅緻的藝術、優雅得體的禮儀、精美大方的服飾，瞬間風靡在很多網友心中。再加上有“千古仁君”宋仁宗的所謂“仁義治世”，一千多年前的封建王朝，竟在恍惚間綻放出大同社會的曙光，這如何不令人沉醉?

可問題是，這個宛如“清平樂”一般完美的理想社會，在歷史上真的存在過嗎?士大夫口中所謂的治世昌盛又是真的嗎?撥開層層濾鏡，宋朝的“清平樂”就是一個笑話!

宋仁宗皇祐年間，監察御史包拯上了一道奏疏，向仁宗趙禎陳列了以下數據：

一、在過去四十多年裏，朝廷的文武官員增長了一倍有餘;

二、當下的官吏總數，是治理國家實際所需的三倍有餘;

三、景德中期，國家每年的財政收入是4721.1萬兩，財政支出是4974.89萬;到了慶曆八年，國家每年的財政收入增長至10359.64萬，財政支出也增長至8938.37萬。

據此，包拯向皇帝宋仁宗提了一個問題：納稅戶口根據統計，並沒有多少變化，土地的產出甚至還不如往年，但朝廷的財政收入卻短時間增長了一倍有餘，爲什麼?

包拯

答案只有一個：那就是朝廷的橫徵暴斂在宋仁宗時代已愈演愈烈!

接下來，包拯又進言道：近些年朝廷的開支越來越多，很多地方官員玩起了“折變”的把戲，以臨時需要的名義改徵其他物產，原定交麥子的折變成交布帛，原定交絲綢的折變成交大米。

例如，在陳州遭災後，政府下令將交小麥變更爲交銅錢，每鬥小麥折稅100文，再加上運輸雜稅等，一共是140文。而當地市場上的小麥，每鬥價格僅僅是50文。

包拯說，這些做法是二倍、三倍地剝削百姓，是在搞苛政暴斂。他問仁宗：“日甚一日，何窮之有?……輸者已竭，然取者未足，則大本安所固哉!”

如此一天天地聚斂，何時是盡頭?受剝削者已被抽乾，汲取的人卻還不滿足，國家的根本還能保持下去嗎?!

很多讀者看到這裏可能會吃驚，但筆者想說，包拯所言，並非僅侷限於宋仁宗時代，而是跨越整個兩宋的常態!

宋仁宗(劇照)

北宋開國之時，稅賦就已經很高。用朱熹的話來說，是“祖宗創業之初”，有很多事要花錢，老百姓承受的負擔“比之前代已爲厚重”。且“古者刻剝之法，本朝皆備”，歷代統治者盤剝老百姓的手段，在宋朝這裏無不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南宋人李心傳也說，宋太宗時的財政收入已“兩倍唐室”，而之後“月增歲廣”，政府稅收一年比一年多，民衆負擔一年比一年重。

陳舜俞是慶曆六年的進士。在他眼中，宋仁宗時代是一個民生凋敝的時代。他在給宋仁宗的一道奏疏中，總結了民生困苦的主要原因，具體而言是官家的八項盤剝： “今天下之賦五：曰公田、曰民田、曰城邑、曰雜變、曰丁口。天下之禁三：曰鹽、曰茗、曰酒。生民之衣食，舉此八者窮矣。”

在這裏，筆者也就淺談一下陳舜俞所列的這八項剝削手段，來揭開這個用“清平樂”掩飾真相的封建王朝。

第一項，公田，指的是租種朝廷的土地要繳納地租。這種地租在字面上比租種私田要低，但佃戶因常年受到官吏的敲詐勒索，實際負擔遠遠超過了字面上的地租。

自由農淪爲佃戶、農奴

宋仁宗時期，朝廷掌控的公田已達到40多萬公頃，已遠超全國可耕種田數的四分之一。換言之，朝廷是北宋最大的地主。而朝廷如此多的公田，也無疑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本是自由身的農民，卻淪爲了沒有土地的農奴。

所謂民田，指的是民衆耕種自家田地，需要向朝廷納各種賦稅。前文裏包拯提到的“折變”，受到影響最大的即是民田。折變之外，還有一種“支移”，也是北宋自耕農們聞之色變的剝削手段。

耕種民田

“支移”，顧名思義，指的是民衆不但必須繳納田賦，還需承擔官家運輸田賦途中所必須的運輸費。與折變一樣，支移也成了政府增收的一種常規手段，而對於農民來說，則是又一大負擔。

所謂城邑，指的是城市居民需要繳納宅稅、地稅、婚嫁稅等雜稅。蓋房子要徵稅，娶妻嫁女要收稅，出遠門讀書路過稅卡，隨身攜帶的銅錢、鐵錢也要納稅，農民則連耕牛、農具也要收稅，北宋徵稅面之廣，實可謂前無古人，民衆日常生產生活中的物品，幾乎都在徵稅之列。

而雜變，則指的是徵收各類器械或物件，政府需要皮革就下令向民衆徵收皮革，需要箭桿了就向民衆徵收箭桿，沒有皮革或者箭桿的百姓，那就按照官價用錢抵物，這裏的官價也遠遠高於市場價，所謂的徵收物件，最後還是變成了變相收稅金錢。

至於丁口，就是人頭稅。宋真宗時代，各郡各州的人頭稅收得特別狠，甚至使得當地百姓不敢再養兒子，“民有子者或棄不養，或賣爲童僕，或度爲釋老”，生了兒子不是拋棄，就是賣掉，再就是送到寺廟。

再到民間的三大禁品：鹽、茗、酒，就是指北宋政府對食鹽、茶、酒這類商品實施“禁榷”，也就是國家市場壟斷。

壟斷方式則主要包括：(1)官產官運官賣;(2)由官府掌控貨源賣銷售許可證給私商;(3)由民間生產，必須集中賣給官府，再由官府賣給民間。

以酒爲例，在北宋中期，汴京有民間酒戶70家，但這些酒戶全部得向政府購買“官曲”才能釀造。爲了牟利，北宋政府的一貫做法是多造酒麴，再攤派給酒戶，根本不管酒戶是否能把這些酒全賣出去，於是就出現了酒戶“蹶產以償”的問題。很多酒戶最後不得已把家產全變賣了，卻都還不上欠政府的酒麴錢。

食鹽壟斷和茶壟斷也是類似的問題，政府通過壟斷商品原產地和加收購買稅，使得很多私營戶主都大量破產，社會財富都集中涌向了官家。

政府壟斷食鹽生產

這也意味着：北宋政府利用自己的壟斷權力，完全無視人民的消費能力。也因此，清代史學家趙翼認爲，單就商品壟斷一事可言，“未有如宋之甚者”。

在指斥了上述八項盤剝政策後，陳舜俞在奏疏的最後中直接否定了宋仁宗治下的民生：

“今夫取民之財可謂悉矣。一夫之耕，獲者在田，而斂者在門。匹婦之蠶，織者在機，而徵者在屋。天之所生，地之所產，苟可以衣且食者，皆爲犯法禁，何民之不窮也!”

朝廷盤剝百姓財富可以說是用盡了手段。糧食在地裏還沒熟，征斂者已經上了門;布帛在織機上還沒完成，汲取者已經進了屋。天地所生的東西，凡是可供百姓吃穿的，都變成了朝廷所有，由朝廷壟斷控制，民衆怎麼可能不窮!

苛政猛於虎!

但不幸的是，無論是陳舜俞的奏摺，還是包拯的上疏，最終都沒有得到仁宗肯定的答覆。

在宋仁宗趙禎看來，民生困苦並沒有影響一個帝國的治安，而一旦施行改革，則意味着必將引發階級矛盾，甚至會動搖到上層建築的統治。因此，朝廷無意改革。范仲淹的慶曆新政，曾試圖整頓官僚集團和軍隊，減少冗兵、冗官帶來的財政壓力，進而達到舒緩民生的目的。但卻因爲損害了封建官僚貴族的利益，而終於失敗。

結語：在筆者看來，仁宗時期的“清平樂”只是上流社會沉醉的夢話!偌大的北宋王朝在剝削者的層層壓迫下，早已變成了空心大樹。統治者享受着來自底層剝削的財富而不思進取，吏治的腐敗和士大夫的結黨營私爲此後的一系列矛盾埋下了伏筆，也爲幾十年後北宋的滅亡吹起了悼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