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滅亡的原因是什麼 這件事情和商鞅有關係嗎

今天小編給大家帶來秦國滅亡的故事，感興趣的讀者可以跟着小編一起看一看。秦國當初從興盛到迅速覆滅，秦國滅亡的原因是什麼?其中誰需要承擔責任?

只要談到秦國的強盛，必然提及商鞅變法，商鞅的確將秦國帶到前所未有的強大，秦國靠商鞅的變法制度取得一統中國的輝煌成就，那麼秦帝國的覆滅又跟商鞅有什麼關係呢?

公元前359年，商鞅在秦孝公的全力支持下，在國內頒佈《墾草令》，由此拉開商鞅在秦國的變法序幕，公元前349年秦國遷都咸陽，商鞅開始實行第二次變法。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太子泗繼位即秦惠王，同年商鞅被殺。

變法之前，商鞅與秦孝公有三次對話，分別提出“帝道”、“王道”和“霸道”之說。選擇前兩種治國理念需要較長時間，而只有“霸道”可以迅速完成國家強盛的目標，秦孝公毫不猶豫地選擇“霸道”。

那麼商鞅爲什麼不把“霸道”放在第一次或者第二次見面講呢?我們從史籍上了解，商鞅見秦孝公不是件容易的事，按正常邏輯，商鞅第一次見秦孝公時就該拿出最能打動人的方案，可是商鞅卻放在最後講，難道“帝道”或者“王道”纔是商鞅真心想推薦的?

有人說商鞅出道前學的就是法家，法家當然是用霸道治國了，但是否還有一種可能，正因爲商鞅精通法家，所以也清楚法家治國存在的巨大紕漏呢?這樣的可能性不能排除吧。

或許有人說商鞅大概不瞭解秦孝公的想法，那麼當第一次談“帝道”沒有引起秦孝公興趣時，第二次應該考慮談“霸道”，因爲“帝道”在某種意義上來說，和“王道”部分內容是相通的，唯有“霸道”跟這二者完全不同。他能通過賄賂去求見秦孝公，必然對每次會見都加以認真分析、仔細斟酌，如果說初次見秦孝公時不太瞭解其性格，那麼第二次見面必定有所準備，商鞅在歷史上這麼牛的人物，能低估他的智商?但是商鞅並沒有把“霸道”放在第二次講，何故?

我們是否可以有這樣的推測，商鞅內心想首推“帝道”其次是“王道”，而推薦“霸道”實是無可奈何之舉?當然這只是筆者一種推測而已。

不管如何，既然秦孝公選擇了“霸道”，那麼商鞅就必須把“霸道”進行到底，“霸道”的核心就是法律，是嚴刑峻法。

從商鞅變法開始，秦國就沒有什麼倫理可商量，沒有什麼仁義可談，更沒有綱常可以遵守，整個秦國放棄了對子民的教化，一切以耕戰爲治國根本。老百姓除了拼命的耕種就是殺人。賈誼評價道：“商君違禮義，棄倫理，並心於進取。。。。。。”朱熹評：“他(商鞅)欲致富強而已，無教化仁愛之本，所以爲可罪也。”

因此渭水河邊砍殺七百餘名百姓，河水爲之染赤也不足奇怪了。

商鞅治國有五條馭民之術：壹民、弱民、疲民、辱民、貧民，五條理論的核心就是將民衆權益置於國家利益之下，完全剝奪民衆最起碼的人道訴求。

由此產生的嚴重後果就是民衆對國家毫無歸屬感，對君王只有畏懼而無敬重之心。

商鞅的變法自公元前359年開始，至公元前221年嬴政一統中國稱帝止，共運行了一百三十多年，如果加上秦朝十四年，總共也就一百五十年。

秦帝國的誕生，宣告秦孝公和商鞅確定的“霸道”方案終獲成功。在嬴政君臨天下揮鞭泰山之際，商鞅變法所帶來的的惡果也悄然降臨，此時離秦孝公和商鞅去世將近一百一十年左右。

公元前209年，陳勝吳廣在大澤鄉吼出“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口號，發動900人起義，揭開了反抗秦王朝的序幕，公元前207年劉邦率軍攻入咸陽，秦朝滅亡，秦王朝從建立到覆滅僅僅用了十四年時間。

爲什麼農民起義在秦朝末期發展的如此迅速?除了“苦秦久矣”的原因之外，民衆對朝廷沒有任何情感依託、更沒有價值觀念上的牽絆是個重要因素。民衆只是朝廷的工具，而連接二者之間關係的只是刑律，沒有官如父母民爲子的感受，當然也沒有以民爲本的思想了。法家拒絕一切思想教化，任何學術都是有悖於“壹民、弱民、疲民、辱民、貧民”五條原則，一旦朝廷岌岌可危需要民衆支持時，有多少人會去?在百姓眼裏，朝廷和自己是對立關係，那麼何必要去呢?當秦王朝消耗掉自己最後的力量後，便迅速土崩瓦解。

秦王朝的失敗是徹底的，乾乾淨淨沒有任何痕跡，這在中國歷史進程中也是罕見的，我們再來看看其它王朝覆滅的情形，清王朝於1912年宣佈退位，然後有張勳復辟、滿洲國等等事件，到1949年“康德皇帝”溥儀的被俘才完全消除帝王餘孽的印跡。

我們還可以看到東西漢、東西晉、南北宋，也可以看到後漢、蜀漢、後唐、北漢、南唐等等政權，這些王朝死而不僵，還能繼續存活幾十年，甚至過了上百年還有人自稱某帝王的後人而續用國名。

唯獨秦王朝沒有繼任者，歷史上也有前秦、後秦這些政權，但跟贏秦沒有關係，也沒有帝王承認是贏姓的後人。

從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商鞅的法家思想只能增強耕戰力量，是無法用於長期治國理政的，也做不到把民衆和國家凝聚成一個休慼與共的團體，要達到這個目的必須要建立一套思想體系。

而漢武帝實行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達到了這樣的目的，在漢武帝看來，法家太嚴酷，道學太保守，儒家既能維護皇家正統理論，又能駕馭朝廷有所作爲，是最符合的。雖然漢武帝本身也不是什麼儒家學派，恐怕法家的層面更多一點，但他選擇的儒家學術卻影響中國幾千年，爲各朝各代的皇權延續和鞏固提供了強大的理論支持。

成也商鞅、敗也商鞅?如果說秦朝的快速滅亡是商鞅之過，是否有過責之嫌?商鞅獻給秦孝公的三策，秦孝公偏偏選擇最後的“霸道”，是商鞅之過?還是秦孝公之過?君王決定的事情當然由君王承擔後果，而把事情做好不正是臣子之責?

商鞅的錯誤大概是把事情做的太好太徹底了。

《戰國策》評商鞅：商君治秦，法令至行，公平無私，罰不諱強大，賞不私親近，法及太子，黥劓其傅。期年之後，道不拾遺，民不妄取，兵革強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