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於李慈銘的軼事及文學成就是什麼樣的 他的日記是什麼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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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慈銘(公元1830年~1894年),晚清官員、文史學家。初名模,字式侯,後改今名,字愛伯,號蓴客,室名越縵堂,晚年自署“越縵老人”。會稽(今浙江紹興)西郭霞川村人。
人物軼事
考場敗將
李慈銘稟賦優異,又肯刻苦用功,十幾歲時便能與大人們賦詩酬唱,文名享譽鄉里,名列“越中三少”之一。(其餘兩人爲王星誠、陳珊士)。但考運不佳,屢試屢挫,先是經落榜四次後,才於二十二歲時考中秀才。
後來歷經二十年,十一次落榜,於四十二歲時始中舉人。最後又經過十年,三次落榜,終於在五十二歲考中進士。
悲喜同日
李慈銘十四歲時,祖母病重,乃奉雙親之命迎娶大他五歲的表姐馬淑人爲妻。本意是要“沖喜”,無奈,婚禮剛完成,祖母便於當天去世。這件憾事始終是李慈銘心中難以排除的陰影,使得他與妻子一直維持着如姐弟一般的感情,更影響了李慈銘日後的感情生活。
酷好女色
李慈銘酷好女色。同治五年他就“以四百圓番金購買一歌娘爲妾”,光緒初年,他又趁華北大旱,人口價低之際借錢買了兩個妾,其中一個妾就花了白銀一百八十兩。他家裏僕役衆多,最窮的時候,他家也“平均常常僱傭僕人三四人,女傭兩人,更夫一名,廚師一名,車伕一名”。雖然“窮困潦倒”卻行必有車。
清代規定,官員不得嫖妓,但是可以“挾優”,也就是與伶人戲子交往,所以官員交好伶人,成爲風習。李慈銘頗好“這一口”,他經常在飲宴時叫伶人來陪,也時到伶人下處去住,梅蘭芳祖父梅蕙仙的入室弟子,人稱“花榜狀元”的京城名伶朱霞芬更是他的至好。
憾無子嗣
李慈銘婚後無子,在傳宗接代的壓力下,曾於三十七歲、四十歲、五十九歲時,先後納妾三名,但還是未能生下一子半息。爲此,他一直耿耿於懷。到了後來,竟經常流連於風月場所,據說因爲常到妓院天下美女都看盡,所以有了雙性戀的傾向。而且還染上了“好男色”之癖。
嗜書成癖
李慈銘考運不佳,在官場也不甚得意,收入有限,寄居北京城的費用浩繁,經常舉債度日。但據吳振芝從《越縵堂日記》中所見李慈銘先生收支狀況分析,發現他每月開銷金額中最龐大的費用,竟是買書。在他的日記裏,常常記載他到書市瘋狂採購的事蹟。買書、讀書、藏書,成爲他自幼至老最爲自豪快意之事。
某年的冬天非常寒冷,李慈銘的錢全部花在古書上。他無錢買煤,他只好在冰冷中顫慄地熬過一天算一天。他熬夜讀書,爲求證一事,翻箱倒篋,辛苦非常。他卻興奮地說,“經義悅人,如是如是!”
耿介直露
李慈銘具有愛憎分明的強烈個性,對於自己看不慣的人或事情,常不假辭色的當面或即時破口大罵,以致於一些至交好友,如張之洞等,最後都因故宣告決裂。有時他也會在日記中自我檢討,但由於不喜歡俯仰隨人、委曲求全的個性使然,始終不改舊習。不過,他處世雖多有峻厲言行,對於親族,甚至家僕、親友遺孤,則多以溫情相待,可見是一位性情中人。
官場生涯
李慈銘的京官生活,呈現一種極爲矛盾的狀態:一方面,李慈銘正式收入極低,其他收入來源也不多,所以經常債務纏身,哭窮叫苦。我們看他的日記,其中經常哭窮,什麼“比日窮困不堪”,什麼“比日窘甚,負債有如牛毛矣”。另一方面,他卻一直追求着與自己的收入水平不相稱的生活方式:住大宅子,用許多僕人,出門必有車馬。
從同治十三年起,李慈銘租了一套豪宅,原閩浙總督季文昌的舊邸,這個房子可不一般:“有屋二十餘楹,有軒有圃,廣植花木,氣派宏闊。”花園裏內有軒翠舫、碧交館、花影廊、小東圃等名勝,湖光山色,美不勝收。
更爲引人注目的,是他長年沉醉於宴飲、歌郎、冶遊的“上流社會生活”。我們看他的日記,他每個月有一半時間,是在外面大飯店吃飯,“每月有一半以上都有飲宴”,在聲色上更經常大爲破費。“光緒三年,他的仲弟在鄉飢餓而死,而他在北京一年之中卻花一百多兩於酒食聲色之徵逐。‘餘雖窮,酒食聲色之費亦不下百金。通計出門七年以來,寄弟者不過十金耳。”
所以李慈銘的生活屬低收入高消費類型。李慈銘的這種矛盾生活狀態,第一個原因當然是他收入低微而生性又貪圖享受所致。
李慈銘官位一直不高,所以收入很低。捐官又掏空了家底,所以家中也無法接濟。但李慈銘的生活品味卻相當高。李慈銘出身地主家庭,早年家中還頗有些田產,從小沒吃過苦,生活相當優裕。所以他一生講究享受,“食不厭精,膾不厭細”。他對衣服的講究和在乎遠超過曾國藩,比如這一年閏四月二十五日記:“四月間制珠毛皮小貂袖銀紅江紬袍一領。平生衣服,無此都麗也。以袖甚佳,有承平密緻之風,團花繡球,儼然宮體。”此袍雖花去他20兩銀子,但他沒有心疼,反而頗爲得意。徐一士說:“慈銘嗟貧,時見於《日記》,而頗講甘美享用。”確實不假。
李慈銘不但不耐清貧,還看不起那些“不懂享受”的同僚。比如他的同時代人李用清是同治四年翰林。《清史稿》稱此人“安貧厲節”,不收陋規,每出門則徒步奔走,不乘車。衆人皆稱其儉德,李慈銘卻在日記中嘲諷他“一無才能,惟耐苦惡衣食,捷足善走,蓋生長僻縣,世爲農氓,本不知人世甘美享用也”。他的價值取向可見一斑。
第二個原因是李慈銘心態的消沉。李慈銘成名既早,自視極高,以爲憑自己的才華,搏取“黃金屋顏如玉”當如探囊取物,不料一生困頓,仕途潦倒,沉浮冷署,對此一直深以爲愧。所以李慈銘任戶部司官期多年間,他對職事表現得相當厭倦,甚至“經年不一詣署”,原因是他“羞與少年爲伍”,“與俗吏隨波”。他的二十多年京官生涯,基本上是在失望、懶散、憤世嫉俗、牢騷滿腹中度過的。所以乾脆就縱情詩酒,以消塊磊。
李慈銘因境遇不順,“口多雌黃”,“性善罵”,“持論苛刻”,愛批評當時官場種種醜態,對“同時名流,無不極口謾罵,不留餘地”。 因此獲得了“敢言”的稱號,被人目爲清流。史稱他“不避權要,當面折人、議論臧否”。然而雖然痛恨官場腐敗,李慈銘對升官其實一樣熱衷。光緒十四年(1888)簡放各省學政,他事先也四處活動,做了許多工作,結果沒有成功。光緒十六年終於補授山西道監察御史後,他“敢言”的鋒芒就大爲收斂。門生攀增祥說“牢騷漸平,欲有所陳,尚未封上,但談時政,不事搏擊”。
李慈銘爲官之初,也曾矜尚名節,“嘗自訂七例自勉:一不答外官,二不交翰林,三不禮名士,四不齒富人,五不認天下同年,六不拜房薦科舉之師,七不婚壽慶賀”。但他遠未能踐行自己的諾言。李慈銘一方面在日記中深刻嘲諷那些“曲計攀援”以求外官饋贈之人。另一方面,他自己就是一個“曲計攀援”的高手。光緒七年春,他就曾至賢良寺投刺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以近日窘甚,冀其隨例有酬應也。”這次李“饋別,敬十二金,犒使二千”。
李慈銘一生謀得的最大一筆“饋贈”,是生涯最後幾年擔任“天津問津書院北學海堂山長”所獲的每年一千一百餘兩束脩,這是他京官生涯後幾年生活水平越來越高的基本保障。“天津問津書院北學海堂山長”其實只是一個掛名,一年不需要到天津跑幾次,束脩卻如此豐厚,原因很簡單:這其實是李鴻章送給他的“封口費”。蓋李鴻章深知李慈銘之善罵,更自知自己身處高層政治矛盾的中心,很容易被清流們抓住小辮子不放,所以他傾力結好李氏。這筆封口費效果不錯,雖然李慈銘雖恣睢放縱,“任情善罵”,但在晚清清流皆競相痛罵李鴻章之時,他卻從來不開口,“慈銘在言路,不劾李鴻章。”
文學成就
文學作品
李慈銘雖有“漆室坐憂時事非”(《贈呂定子編修》)的感情,任官期間也曾對時政有所批評和建議,但思想比較迂闊保守,持儒家“內聖外王”(《復陳晝卿觀察書》)的觀念,以求索不倦的學者和矜尚名節的名士,終其一生。他承襲乾嘉漢學餘風,治經學、史學,都有一定成就。又博覽羣書,時有所評。其治學讀書所得,大都載入《越縵堂日記》,頗爲世人所重。
李慈銘自言在創作方面“所得意者莫如詩”(《白華絳跗閣詩甲集至己集初定本自序》)。今傳已刻之詩起道光二十四年(1844)至同治十三年(1874),共850首,主要反映了貧窘的學者與困頓的名士的生活與心境,山水風物、交遊唱和的“登監閒適之篇”較多,至於“感憤切摯之作”(《越縵堂詩話》),也多是抒寫落拓不遇之感。直接觸及時事、反帝慨時的篇什,如《庚申八月感事》、《出大沽口感事》、《庚午書事》、《京邸冬夜讀書》等,爲數寥寥。佔有一定數量的涉及太平天國的詩篇,則表現了地主階級的立場。
李慈銘認爲“學詩之道必不能專一家限一代。凡規規摹擬者,必其才力薄弱,中無真詣”。他主張內有所蓄。同時廣泛向前人學習,“汰其繁蕪,取其深蘊,隨物賦形,悉爲我有”(《越縵堂詩話》)。他的詩大體遵循自己的主張,廣採諸家之長,以寫自身所遭之境,自心所生之感,創造一種“清淡平直,不炫異驚人”(陳衍《石遺室詩話》)的風格,如《自題霞川老屋圖》、《舟入青浦界作》、《初夏舟出徐山村至清水閘作》等。在文章方面,李慈銘認爲“文體必本韻偶”(《書淩氏廷堪校禮堂集中〈書唐文粹文後〉文後》),強調駢文之美。此外,他的詞也有一些感懷身世之作。
李慈銘除經、史著述之外,刻有《越縵堂文集》12卷、《湖塘林館駢體文》 2卷、《白華絳跗閣詩初集》10卷及《霞川花隱詞》。尚有《杏花香雪齋詩二集》、《桃花聖解庵樂府》未刻。中華書局出版的《杏花香雪齋詩》10集,爲吳道晉所輯。
《越縵堂日記》
《越縵堂日記》是清代很有名的日記,與《翁同龢日記》、王闓運《湘綺樓日記》、葉昌熾《緣督廬日記》齊名,並稱“晚清四大日記”。早在李慈銘在世時,《越縵堂日記》就被“士友多傳抄之”,同治、光緒間文人圈內甚至有“生不願做執金吾,惟願盡讀李公書”之語。李慈銘的日記之所以倍受學界青睞,一方面固然在於李慈銘本人的名望,另一方面則是由於日記本身的內容和價值。日記文字達數百萬言,對清咸豐到光緒近四十年間的朝野見聞、人物評述、名物考據、書畫鑑賞、山川遊歷以及北京等地的社會風貌等內容均有翔實記述,足資後代學者參考借鑑;日記中記錄了大量的讀書札記,仿《四庫全書總目》之例,撰寫書籍介紹及評論,內容涉及經史百家;日記中還錄有李慈銘本人的詩詞、駢文作品,對於研究作者本人的文學創作頗具參考價值。
胡適在他的日記中坦然承認自己重新提起寫日記的興趣是受了《越縵堂日記》的影響。當然也有人持相反的看法,魯迅在《怎麼寫(夜記之一)》一文中說道:“《越縵堂日記》近來已極風行了。我看了卻總覺得他每次要留給我一些很不舒服的東西。爲什麼呢?一是鈔上諭,……二是許多墨塗,……三是早給人家看,鈔,自以爲一部著作了。我覺得從中看不見李慈銘的心,卻時時看到一些做作”。《越縵堂日記》已列入臺灣國中國文教材之一。
《越縵堂日記》的出版經過極爲曲折,前後歷時六十餘年。1894年末,李慈銘病逝,遺留日記手稿七十餘冊。當時,沈曾植、繆全孫等人曾極力推動將日記付梓,曾經師事李慈銘的樊增祥“以速刻自任,索最後一盒(日記)去,卒未刻”。1919年,在蔡元培、傅增湘、王幼山、王書衡等及學界二十餘人的共同捐助下,商務印書館於1920年以《越縵堂日記》爲其名影印出版了遺留六十四冊日記稿的後五十一冊。(內容爲李慈銘1863~1889年間的日記)。《越縵堂日記》影印出版後,士林爭相一睹爲快,譽之爲“日記之大觀”、“掌故之淵藪”。魯迅在《三閒集》中說“《越縵堂日記》近來已極風行了”就是當時日記出版後的真實寫照。
《越縵堂日記》出版後,蔡元培根據李慈銘的遺願擬將剩下的十三冊日記(1854~1862年間日記)進行分類節錄出版,後經錢玄同倡議,仍將剩餘的十三冊日記按前五十一冊之例於1935年由商務印書館線裝本影印出版。這便是《越縵堂日記補》。而樊增祥帶走的李慈銘暮年的日記手稿(1889~1894年記)則如泥牛入海,音信全無。儘管各時期都有熱心人士呼籲追尋,但始終沒有下落。直到1980年纔有幸被發現。這宗重見天日的手稿後由北京燕山出版社於1988年影印行世,名《郇學齋日記》共九冊,至此,李慈銘日記始以完璧面世。
代表詩作
【聞燕二絕選一】
又聽呢喃到畫檐,舊巢重待絮泥添。
主人爲爾嫌春早,閒過花時不捲簾。
【鑑湖柳枝詞十二首選一】
家家門巷正啼鶯,取次輕陰間嫩晴。
滿院楊花人不到,鞦韆撩亂作清明。
【丁丑九月京邸大風感懷】
流水游龍日夜馳,品題豪竹與哀絲。
誰雲飢餓蒼黃日,猶是承平宴飲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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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須一醉生涯了,莫忘高陽舊酒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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