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新甲爲什麼會被殺？崇禎爲面子，錯過最後機會

明金間自從發生軍事衝突或爆發戰爭以來，雙方各種形式和不同目的 的議和活動，就沒有停止過。其間戰爭的勝負是雙方力量較量的結果，而議和活動也反映雙方力量對比的變化。

其實，從寧遠之戰以後至崇禎十六年(1643年)的十幾年間，明與後金在遼西地區基本處於相持階段，其特點是雙方斷斷續續展開了一系列的所謂議和活動，同時又伴隨着一系列斷斷續續的戰爭。 時談時打，甚至邊談邊打，事實上，任何一個階段中任何一方提出議和都有着不同的具體背景與目的，但是沒有一次、也沒有任何一方真心想和。 對於雙方來說，都把“議和”作爲最後戰勝對方的一種靈活策略、一種必要手段。

崇禎皇帝朝服像

天命十一年(1626年)寧遠失利後，八月努爾哈赤死去， 後金政權進行權力交接，由四大貝勒共理國政。利用明金戰局與後金政局的變化，九月，袁崇煥向天啓皇帝建議“乘其(後金)位置未定，並大耦尊之時，圖爲之間，八犬同牢，投之骨必噬”，“萬一此道有濟，賢於十萬甲兵”。 所謂“投骨”即“議款”，皇帝同意他“便宜行事”。(《明熹宗實錄》)十月，袁崇煥遣鎖南木座喇嘛、都司傅有爵等前往後金弔喪，具體目的有三個，

一是“探聽虛實”，努爾哈赤是否確實已死，現在“邊事所任何事”;

二是“離間其諸子與夷上下”;

三是要求後金“勿仍前叛逆，束手歸命，聽朝廷處分”。(《三朝遼事實錄》)

這次只是一次禮節性、試探性的活動，尚未正式談到議和問題。但是，“不計兩國刀兵”，主動“弔慰慶賀，以禮相加”，顯然是一種緩和關係的表示。

在明方的“議 和”意圖中是按照袁崇煥的戰略，希望爭取一個緩衝的時間，構築以錦寧爲中心的一條防線，作爲向金國反攻的基地。而金國方面，皇太極初登大寶，根基未穩，國內還有很多事情要處理，也有計劃出兵朝鮮，解除後顧之憂。 兩方面這種“緩兵之計”的“議和”意圖，一拍即合。因此袁崇煥的使團在金國受到了熱烈的接待，大約一個多月後，皇太極派方吉納、溫塔石等帶有皇太極致袁崇煥的答書，偕同明方使臣抵達寧遠。 皇太極在回信中，除表示對弔喪及祝賀即位的謝意外，正式表白雙方議和的意向，希望議和早日進行。

但是，金國的答書送到袁崇煥手中，卻不見迴音。直到一個月之後， 金國使臣方吉納、溫塔石等才從寧遠回來，帶回致袁崇煥的原信，轉述袁崇煥的意見，認爲原信中把“大明國、大滿洲國”字樣並寫，不便奏聞，故：苓遣使，亦無回書。(《清太宗實錄》)

皇太極在方吉納、溫塔石等人回來後，議和活動停頓。但他還是以積 極的態度，來推進議和工作，爲此他派人分別徵詢了代善、阿敏、莽古爾泰三大貝勒的關於議和的意見，並希望草擬一份代表金國貴族利益和政治要求的議和意見書。

天聰元年(1627年)正月，皇太極再次派出方吉納、溫塔石把擬定的 議和書交給了袁崇煥。信中重要之點有三：

一是過去20年雙方戰爭的責任在明方，所以引發戰爭是明方對金國“欺藐凌轢”的結果，也就是說明方欺侮了金國，金國才起而反抗的。所以信中再一次揭出“七大恨”，說明明方“凌逼已甚，用是興師”。

二是要分清雙方戰爭的是非問題。要本着“不論國之大小，止論理之是非”的原則，要求明方承認正義在金國一方，明國雖是大國也要承認違反了這個原則。在是非面前，大國小國是平等的。

三是議和的具體條件：明方如果要求議和，就要先送交金方黃金10萬兩，白銀100萬兩，緞匹100匹，布(毛青布)1000匹，作爲“和好之禮”。雙方和好之後，每年由金方以東珠10顆，貂皮1000張，人蔘1000斤交給明方，明方以黃金l萬兩，白銀10萬兩，緞匹10匹，布匹30萬匹，交給金方，作爲雙方的饋送。(《清太宗實錄》)

清太宗皇太極朝服像

於是，兩方人馬就是開始討價還價。 袁崇煥說服了天啓皇帝，遂於同年(1627年)正月向後金提出了明方的議和條件：

後金必須“易去(天聰)年號，遵奉(明之)正朔”，歸還“侵地”，獻出“叛人”。至於後金所要求的饋贈，認爲數量太大，籠統回答說“往牒不載，多取違天”。

(《明熹宗實錄》)天聰元年(1627年)三月，後金的答覆是：

每年饋贈數不變，初次饋贈數可減爲金五萬兩、銀五十萬兩、緞五十萬匹、布五百萬匹。但已得土地、人民“悉已奠定安集”，不能歸還。(《滿文老檔》)同時又提出一個新問題：“若果兩國議和，先須分定疆域，以何地爲爾國界，何地爲我國界，各自料理。”(《清太宗實錄》)

天聰初年的明金議和活動是兩國曆史上最有希望的一次議和，但同時 也是最難達到妥協的一次議和。雙方都從戰略需求出發，都希望達成一項暫時的停戰協議，來爭取時間。

明方對 失去的遼河東西的土地人民，要求恢復，而金方把佔有的遼東西土地人民作爲本身發展的天地和條件，要求劃定疆界，永久佔領。當時的明朝在遼東地區雖然戰爭失利，但有時也打勝仗，如果集中全國的兵力、物力來專注一隅，收復失地的可能性是存在的。這就是明方不肯輕易議和劃界的緣故。金方在戰場上有一定的優勢，但對明戰爭也是有勝有敗，加上自身經濟上、兵力上都有相當的困難，各方面需要調整。如果歸還明方的失地和軍民，則等於“前功盡棄”。 所以說此時的議和活動是沒有成功可能的和議。再加上雙方都在“議和”背後，積極備戰，金方出兵控制朝鮮，明方派兵趕築大淩河城城防，這就會使雙方都有了藉口，中止議和。

寧錦之戰的失利，使皇太極進一步認識到明軍尚具有相當實 力，急切難以勝之。此時明朝方面也出現了轉機，天啓七年(1627年)八月熹宗死去，崇禎皇帝即位，魏忠賢伏誅，要求袁崇煥復出的呼聲甚高。崇禎元年(1628年)袁崇煥以兵部尚書再次督師薊遼，八月抵山海關視事，明廷議和派的主角再度出場。彼時，皇太極於天聰三年(1629年)正月，從瀋陽派出白喇嘛等人到寧遠，弔唁明天啓帝之喪，並祝賀新君(崇禎帝)即位，派秀才鄭伸及百總任得良送去致袁崇煥書，希望恢復議和，但是毫無結果。 復職的袁崇煥熱衷於他的“五年復遼”計劃，對金方的議和要求採取了敷衍的態度。儘管皇太極作出更多的讓步，願意不用天聰年號，改奉明朝正朔，和議仍無進展。 更重要的是崇禎帝即位之後，在朝臣中間對與金國議和問題，出現了對金議和，就是重蹈歷史上宋金議和的覆轍，是賣國行爲的“輿論”。在這種輿論壓力下，明朝舉國上下，都諱談議和，誰也不肯負這種歷史責任。袁崇煥對於金國議和的來信，也往往扣壓下來，不敢上奏，只要明金雙方的對抗情勢不發生重大變化，明方對金議和的事，就不會再被人注意。

天聰三年(1629年)七月十八日，皇太極致書袁崇煥：你 既然無意議和，則我興兵，其責在明。十月，皇太極率軍入關奔襲北京。這次出征，也是以後多次出征中的一個特點，即邊打邊宣揚其屢欲和好，明廷拒和，後金乃不得已而出兵。目的在於爭取人心，分化明廷上下。如後金軍十一月至通州，榜示各城“紳衿軍民”，後金“屢次遣使講和”，明帝不允，以故“告天興師”。十二月又書“與明國君議和”信兩封置北京德勝與安定門外。

天聰四年(1630年)正月又命喀喇沁部蘇布地嚮明廷要求“憫小民之苦，解邊臣之怨，交好滿洲，以罷師旅”。三月，又分別致書明帝、明諸臣、錦州官員，要求“議和”、“罷兵”。三月，駐守永平等地的阿敏等將領也致書豐潤、開平兩地明官員，要求從速議和，否則“俟我汗攜家眷至，彼時爾等議和亦難。”天聰五年(1631年)五月致書大淩河守將，表示“厭兵戈而願太平”。 然而，皇太極做出的這些議和的努力，明朝上下全部視而不見。

從天聰六年(1632年)至崇德元年(1636年)，這一時期的 議和活動，仍然基本是後金單方面的活動，僅與個別明地方官員略有接觸。還有一個特點，在後金(清)高倡議和的動機中，與明迅速恢復貿易等經濟意義已退居比較次要的地位，用來作爲配合軍事進攻，爭取人心、麻痹明軍的手段，具有愈來愈加重要的意義。

17世紀30年代後期，明清雙方的力量對比與內部局 勢，逐漸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清軍屢屢進逼關內，農民起義烽煙四起，明廷腹背受擊，風雨飄搖，岌岌可危。 而清政權則日益鞏固，東部蒙古相繼歸附，朝鮮完全懾於清之兵威，皇太極已經可以全力以赴西進徵明。因此，清統治者不再需要議和這面旗幟了，而一直恥於談和的明上層統治者，欲戰不能，欲守無力，走投無路，被迫第一次主動扯起了議和的旗幟，以求苟延殘喘，維持局面。

自崇禎十四年八月洪承疇於松山戰敗後，松山和錦州長時間處於清軍的包圍之 中，明廷陷於危機，雙方的議和活動遂又再起。陳新甲在這段時間任兵部尚書，起初聽信了張若麒的話，認爲遼東一戰可平。正因如此，他力促崇禎帝以密詔促洪承疇進兵，結果大敗。於是，他又轉而支持議和的主張。

這時不僅遼東的形勢十分危急，中原地區也全部成了農民軍的天下。 面對危 局，陳新甲主張與清議和，以“專力平寇”，待把中原一帶的農民軍平定以後，再 與清爭。 陳新甲將自己的主張私下告訴了新任三邊總督傅宗龍，傅宗龍在離京去鎮壓李白成以前，又告訴了大學士謝升。謝升私下與陳新甲相商，要他向崇禎帝進言，“謂兩城受困，兵不足援，非用間不可”。有了內閣大學士的支持，陳新甲這纔敢向崇禎帝言議和事。另外，遼東在十一月間下了一場大雪，清兵前線糧餉遇到困難，皇太極亦派人入關議和。幹是，陳新甲便大膽地向崇禎帝提出議和的主張。

這時崇禎帝仍擺出一副反對議和的樣子，對陳新甲大加訓斥，“切責良久”，然後又問內閣諸臣。這時周延儒再次入閣不久，內心也想議和，但不敢明確表示。 崇禎帝徵詢閣臣的意見，實際上就是想在閣臣中找替罪羊，一旦議和失敗，就可將罪責推在閣臣身上。 周延儒老奸巨猾，言辭模棱兩可，其他閣臣也不置可否，只有謝升說道：“倘肯議和，和亦可恃。”崇禎帝沉默良久，事後對陳新甲說：“可款則款，卿許便宜行事。”並囑咐陳新甲嚴加保密，“外廷不知也”。(《明史》)

陳新甲向崇禎帝推薦兵部主事馬紹愉，說他可擔當議和重任。崇禎帝遂爲馬紹 愉加銜職方郎中，賜二品服，命他前往清營議和。

皇太極對明廷遣使議和非常重視，請以敕書爲信。明廷所賜敕書的文中稱：

諭兵部陳新甲，據卿部奏，遼瀋有休兵息民之意。中朝未輕信者，亦因以前督 撫各官未曾從實奏明。今卿部屢次代陳，力保其出於真心。我國家開誠懷遠，亦不難聽從，以仰體上天好生之仁……(《東華錄》)

皇太極看了很不高興，因爲它不是直接給清廷的，而是給兵部的。從語氣上 看，崇禎帝仍擺出天朝上國的架子，像過去對待建州衛那樣對待清廷。另外，敕書用紙顏色和制寶也不合定式，所以皇太極便指責這是邊吏作僞，“必非明帝親發”，予以拒絕。 他對來使重申了願意議和的一貫主張：“若和事果成，則何必爭上下?但各據其國，互相贈遣，通商貿易，斯民俱得力田生理，則兩國君臣百姓，共享太平之福矣!”(《清太宗實錄》) 皇太極在這裏稱“兩國君臣百姓”，顯然是要與明廷平起平坐，分庭抗禮。

明朝使臣只好再換敕書，往返耽誤了許多時間。在此期間，清軍連續攻克了鬆 山等地，洪承疇被俘，祖大壽投降。這種戰場上的形勢對明廷更爲不利，清處於主動的進攻地位。崇禎帝爲了顯示對議和的重視，特派兵部司務朱濟和馬紹愉一起前往瀋陽，使團近百人。 他們於五月中旬纔到達瀋陽。皇太極對此次議和非常重視，特命大臣出城遠迎三十里，宿於館驛，禮部設宴，招待甚優。 根據當時留在瀋陽做人質的朝鮮王世子記錄，當時明朝使臣還帶着“四十餘車”米，以作爲“糧資之計”。這顯然是擔心清廷不管飯吃，不給予友好接待。結果清廷表現得很友好，盛宴款待。這真使明朝使臣大喜過望。

降清明臣高鴻中關於明金議和奏文

皇太極回書崇禎帝，答應議和，其條件除雙方通好並互有饋贈外，雙方以寧 遠、塔山爲界，在適中之地開市通商，相互遣返逃人。信中還特地說了一句：“至我兩國尊卑之分，又何必計較哉!”(《清太宗實錄》) 看來只要明廷持積極態度，皇太極還願作出一些讓步。而從這些條件來看，在當時的情況下也不算苛刻，而基本上維持了雙方軍事形勢現狀。

六月三日明使啓程回京。在臨行前清廷設宴餞行，“車乘風戒，芻糧悉備”，皇 太極還賞給馬紹愉等白銀二百兩，並以兩車人蔘、貂皮進獻給崇禎帝。皇太極對馬紹愉說：“秋初企聽望好音。若逾期不至，我當問盟城下耳!”( 《謏聞續筆》 卷四)這顯然帶有威脅的口味，是否要和，要崇禎帝速作決定，否則就要再次兵戎相見。

馬紹愉一行到寧遠後，即速命人 將議和情況密報兵部尚書陳新甲。議和之事一直在祕密進行，崇禎帝數次告誡陳新甲，要“密圖之”。 但外廷官員還是聽到了一些風聲，尤其是一些言官，紛紛上疏彈劾，認爲是閣臣謝升所主。爲此，崇禎帝便將謝升罷去，以堵衆人之口。

謝升的離去使陳新甲的議和活動失去了閣臣的有力支持。當陳新甲看過馬紹愉的密報後，將之放於案上，“其家懂誤以爲塘報也，付之傳抄。於是言路譁然”。以前外廷官員攻擊議和事尚沒有佐證，這一來有了確鑿的證據，所以紛紛上疏彈劾。給事中方士亮首先上疏，其他上疏論爭之人絡繹不絕。

如果崇禎帝在這關鍵時刻能毅然主持，公開告諭羣臣，自己知道此事，這場風波本可以平息。但他總想將此事往別人身上推。他一再問內閣首輔周延儒，是否應該議和，周延儒也不敢承擔責任，所以“終不對。上(崇禎帝)慨然起”。(《明史紀事本末》)“周延儒老於世故，深知崇禎帝喜怒無常，故始終保持沉默。 崇禎帝只好將責任都推在陳新甲身上，遂降旨切責，令其回奏。 陳新甲不僅不引罪，“反自詡其功”，這使得崇禎帝更加惱怒，立命逮繫下獄，由刑部擬罪，以失陷城寨罪擬斬刑。周延儒上疏求免：“國法，敵兵不薄城，不殺大司馬。”崇禎帝卻說：“陳新甲職任中樞，一籌莫展，致令流賊披猖，戮辱我七親藩，不更甚薄城乎!”(《明史 陳新甲傳》) 崇禎帝在這裏不以議和罪斬陳新甲，他知道難服天下人之心;用陷城罪斬他，他又未把城池丟給清兵，故只好用近來數城被農民軍攻陷爲罪名。 這顯然是借來的一個罪名，其本意還在於要拿他當替罪羊。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崇禎十五年八月，陳新甲被斬，議和事也隨之告吹。這件事再典型不過地表明，崇禎帝存在着嚴重的性格上的缺陷。這也正是當時許多大臣不敢盡心爲國的原因。 從當時總的情況來看，明王朝並非沒有人才，只是因爲崇禎帝不愛養人才，用人多疑且出爾反爾，遇事推脫責任，故大都斤斤自保，不敢大膽用事。 對於一個最高統治者來說，這是一個致命的弱點。

陳新甲被殺後，崇禎帝命馮元飆繼爲兵部尚書。馮元飆深知形勢危急，內憂 外患交訌，平定無術，又不敢公開推辭，便佯裝有病。一天上朝，故裝頭暈目眩，倒在廷上，讓人擡回家中。深明底細的人“皆嗤其爲細人伎倆，辱朝廷而羞當世”。(《烈皇小識》)馮元飆雖因耍此小伎倆而受世人嘲笑，但卻保全了一條性命。同時，這件事也反映了當時朝中大臣的一種普遍心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