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子恢生平軼事介紹 鄧子恢都有什麼故事

最重閩西情

鄧子恢是新中國的農業專家，曾身居國務院副總理的高位。他在農業問題上曾與毛澤東發生過矛盾，但兩個人是生死與共的老戰友，早在上世紀二十年代，閩西的革命歲月中就結下了牢不可破的戰鬥情誼。前不久，鄧子恢的兒子鄧淮生深情講述了父親和毛主席的一段交往，並稱這一直是父親引以爲豪的一段歷史。

爲毛澤東燉湯

鄧子恢與毛澤東的初次見面頗費周折。1929年3月，一直在閩西鬧革命的鄧子恢聞知毛澤東、朱德率領紅軍從井岡山出發，經贛南殺向閩西、長汀時異常興奮，他深知紅四軍的到來將極大改變閩西的局面，便星夜趕往長汀會見毛澤東。還沒有趕到，紅四軍又撤離長汀向瑞金進發。鄧子恢知道紅軍神出鬼沒，於是寫信請求紅軍入閩，紅四軍決定重返閩西時，毛澤東也回信要求鄧子恢務必於5月22日在蛟洋見面。等鄧子恢到了蛟洋，紅軍因戰鬥需要又向龍巖推進，一心想見毛澤東的鄧子恢馬不停蹄又奔向龍巖，最後終於在龍門追上了紅四軍大部隊。紅軍官兵平等，憑肉眼很難辨認出誰是部隊的指揮員。經多次打聽，才見到了衣着簡樸，而威名遠揚的毛澤東、朱德。首次見面，舉止不凡的毛澤東給了鄧子恢深刻的印象。

到了1929年6月底，毛澤東不再擔任紅四軍主要領導職務，他來到閩西休養，一蹲就是五個多月，特別是在蘇家坡的幾十個日日夜夜裏，鄧子恢與毛澤東交往甚密，朝夕相處，經常在一起探討馬列主義理論和根據地的建設等問題。鄧子恢爲毛澤東傑出的軍事才能和獨到的見解所折服，視毛澤東爲師長和益友，毛澤東也非常看重鄧子恢。那段時間裏，毛澤東不但處境不順，還患上惡性虐疾，身體腫得很厲害，十分虛弱。身爲閩西特委書記的鄧子恢對身處逆境中的毛澤東非常關心，託人買來牛奶、白糖，每天燉牛肉湯、燉老母雞爲其補充營養，並找來當地最好的醫生醫治。鄧子恢與毛澤東不以利交、不以勢交而是危難之中顯真情，這樣結下的戰鬥情誼是最深厚也是最牢固的。由於鄧子恢無微不至的關心和照顧，毛澤東漸漸恢復了健康。不久，痊癒的毛澤東精神抖擻地重新走上了紅四軍領導崗位。1934年，毛澤東隨主力紅軍開始長征，鄧子恢留在了南方堅持鬥爭，兩個人不得不拱手告別，這一別就是12年，直到1946年倆人才在延安重逢，毛澤東高興地送給老朋友一張照片和一條毛毯。

巧賒糧

1931年端午節過後，剛熬過春荒的貧苦農民，又迎來青黃不接的夏荒季節。福安溪柄這個產糧區也五穀歉收，災荒嚴重，許多農民已絕糧斷炊，靠野菜充飢度日。而福安國民黨當局卻照樣橫徵暴斂。地主和糧行老闆都把糧食貯藏起來，囤積居奇，一面擡高米價，一面從水路偷運糧食到外地賣高價。此時，鄧子恢正到福安巡視，而馬立峯正在學校，鄧子恢瞭解到溪柄一帶農民因交不起麥債而愁苦怨恨，便決定以斷糧爲導火線，發動農民破倉分糧，救濟饑民。他就和馬立峯來到溪柄馬厝。

鄉親們聽說馬立峯家裏來客，晚飯後便來串門，具有豐富農民運動經驗的鄧子恢通過馬立峯作翻譯，一會兒功夫就和貧苦農民談到一塊去了，農民的鬥爭熱情很快地被他調動起來。就像一股強勁的春風吹拂溪柄洋，各村紛紛成立農會。鄧子恢從農會中挑選骨幹，組織幾個隊伍專門對付地主糧行老闆，監視這些地主資本家的舉動。

一天，黎明前的時光，溪柄的街上寂無人影，只有幾盞忽明忽暗的“風不動”在夜風中搖曳，農會的會員們就埋伏在當地一個最大的地主兼糧行老闆家門口。過會兒，只見一個肥頭胖腦的老闆從大門口出來，在指手畫腳地指揮僱工偷運糧食。這些人偷偷摸摸地把一袋袋的糧食運往河邊，裝上船，準備起運。這時，突然一聲大吼：“不許把糧食運走”。農民們一擁而上，緊緊地圍住運糧老闆;有的還躍上大船，控制了糧倉。與此同時，其他幾支農會隊伍也都阻止了想外運糧食的老闆地主。

清晨，東方剛透露出一絲曙光。溪柄街上就擠滿了幾千從附近各村趕來“買”糧的羣衆，很多前聚集了許多農民。鄧子恢一面指揮大家扣住了糧船，一面派農會會員到交通要道放哨警戒，防止壞人的搗亂破壞，並派農會骨幹代表與地主談判，要求凍結米價，實行平糶。接着，以農會名義在溪柄街上公開貼出通告，規定米價。

糧船被扣留下了，米價也凍結了，可是農民手裏一元錢也沒有，還是弄不到米。鄧子恢、馬立峯與農會會員研究後，進一步發動農民向地主糧行老闆進行賒米的鬥爭。告訴農民：爲管多少錢一斗，先賒下來再說。有些農民當心地主不肯，鄧子恢引導說：“怎麼不行，拖債、扣糧船、封河道、辦平糶都勝利了。賒米還有什麼辦不到?”有些農民說這樣乾沒良心。鄧子恢繼續引導說：“什麼叫良心?地主老闆向我們收租逼債時給你講良心了嗎?”這樣，農會便選出十幾人組織了平糶委員會，找地主老闆談判。

代表們與地主和糧行老闆談判，要求賒借糧食。地主糧行老闆怒火中燒，氣洶洶地說：“你們要共產嗎?”堅決不答應農民的要求。

“不行也得行，你存糧，讓我們餓死呀!”

“好說不答應，我們就自己動手了”

這時糧倉外邊擠滿農民。有的提着麻袋，有的挑着籮筐，準備動手打開糧倉。老闆娘見勢不妙，嚇壞了，趕緊叫老闆同意農民的要求。地主老闆們在覺醒的鬥爭農民面前，失去了往日的驕橫霸道，乖乖地答應平糶委員會提出的條件。晌午時分，平糶委員會代表統計了幾個大糧倉的糧食，開始分糧。每個倉庫的糧食都被分得一乾二淨。農民們扛着糧食詼諧地說：“這叫老虎借豬，有去無還”，帶着勝利的喜悅回到各村去了。這場鬥爭，名義上叫賒糧，實際是分糧。它的勝利，鼓舞了溪柄一帶農民的鬥志，於是先後有一兩萬人捲入了這個鬥爭的浪潮中去。

坐車學問

“革命不坐車，坐車不革命”

洛陽戰場上的硝煙剛剛散去，陳毅、鄧子恢一行就風塵僕僕驅車進入這座古城。他們在陳賡的陪同下，視察了攻克洛陽時戰鬥最激烈的戰地現場，然後聽取了剛到任的洛陽市委書記周季方、市長楊少橋彙報的城市接管的有關情況。

鄧子恢特別關心城市交通問題，尤其是黃包車問題。因爲在舊中國，公共交通很不發達。一般城市都沒有公共汽車或電車，黃包車是一般城市最流行、最普通、最主要的交通工具。它輕便靈活，遍佈市區的各個角落。這種人拉人的賣苦力的社會現象，對於剛從解放區過來的農民出身的革命者來說，無疑很不習慣，也很不理解，甚至無法容忍。如何對待和處理黃包車問題，不僅是城市接管中的社會問題，而且也是個重大的政治問題，其政策性很強。鄧子恢特別關注這一問題。

擔任市長的楊少橋如實彙報：“我們進城後，老百姓不摸共產黨的底，不敢再坐黃包車。我們的幹部怕犯錯誤更不敢坐，怕羣衆說共產黨的幹部騎在勞動人民頭上作威作福。經過討論研究，大家統一了認識，認爲黃包車是一種交通工具，可以坐，我們幹部應帶頭坐。我是新市長，第一個坐，還特意在大街上繞道而行。這樣，黃包車就重新活躍在街頭巷尾，城市交通很快恢復正常。” 鄧子恢聽了楊少橋的彙報後，點頭稱好，特別是對市長能帶頭坐黃包車大爲讚揚。他樂呵呵地對洛陽市的領導說：“你們做得很好，很好!我們進入城市，首先要讓羣衆有飯吃，並通過對具體問題的處理，讓羣衆瞭解我們人民政府是爲羣衆辦事的。這樣，敵人散佈的謊言，就會不攻自破，我們就不會脫離羣衆，並贏得市民的信任，社會才能穩定，人政權才能鞏固。”

1948年10月，中原地區的另兩座重鎮鄭州、開封宣告解放。鄧子恢調兵遣將，着手接管鄭州和開封的工作。開封市內主要交通工具也是黃包車。許多從老解放區來的幹部、戰士看不慣這種人拉人的黃包車，感情上通不過。他們認爲一人坐車，一人拉車太不平等，想取消這個行業，但又拿不定主意，只好在革命隊伍內部規定幹部不得乘坐黃包車，並說明坐黃包車同革命者的身份不相稱。不久，“革命不坐車，坐車不革命”就成了一種“時尚”，而且傳遍開封城。廣大市民都以革命幹部爲榜樣，也不去乘坐黃包車了。

無數輛黃包車冷冷清清地停放在城市的各個角落，大批靠拉黃包車謀生、養家餬口的車伕頓時失業。他們的家庭生活成了一大問題，人力車工會派代表到市政府請願上訪，要求發放救濟金。市民們也大爲不滿，尤其是對老弱病人和商人們的出行交往很不方便。許多人叫苦連天，但又不敢明說。暗藏的敵對勢力，則趁機煽風點火，大肆散佈各種謠言，利用市民的不滿情緒，製造混亂，暗中進行破壞活動。霎時間，整個開封都處於動盪不安之中。誰也沒有料到小小的“黃包車”事件，在開封竟引來了如此衆多的社會問題。黃包車成了人們街頭巷尾的熱門話題。這對剛從解放區進入城市的革命者來說是始料不及的。

作爲中原解放區主管城市和財經工作的鄧子恢，得悉這一情況後深感震驚，決定親自過問此事。

一天，他穿着軍裝，帶了幾個警衛員，大模大樣地坐上黃包車，讓車伕拉着他和警衛員，穿行於開封繁華的商業街上，有意引起市民的注意。鄧子恢在開封帶頭坐黃包車穿行於繁華的市區，等於在城市上空投放了一枚重磅的政治炸彈。“共產黨的大官坐黃包車了!”這條富有爆炸性的社會口頭新聞，迅速在開封的大街小巷傳播開來，產生了積極影響。

自從鄧子恢帶頭坐黃包車出行後，一度鬧得滿城風雨的黃包車風波，很快平息。黃包車行業繼續開張營業。各種人力車一如既往地穿行於大街小巷。黃包車車伕爲廣大市民提供交通服務的同時，自食其力，再也不到人民政府上訪告狀、要求救濟。市民們出行和商業往來的交通運輸車輛有了保障，城市商業又恢復了繁榮景象。敵人散佈的共產黨“要共產、要取消商業”的謊言不攻自破。開封出現的黃包車風波，對共產黨、解放軍接管城市的能力是個嚴峻的考驗。處事穩健、富有魄力的鄧子恢，在這場考驗面前，向黨和人民交了一份滿意的答卷，贏得了人民的尊敬。

包產到戶

中國共產黨的七千人大會後，中國社會政治、經濟關係得到逐步調整。在農村，由原來以人民公社爲基本覈算單位下放到以生產隊爲單位後，農民的積極性有了較大提高，於是各種形式的“包產到戶”又在許多地方自發地搞起來。1961年，安徽省委主張對這種形式進行支持和引導，當時負責農村工作的鄧子恢經過廣泛的調查研究，支持安徽省委的意見。

1962年7月9日、11日，鄧子恢在中央黨校作關於農業問題的報告。在報告中，鄧子恢肯定了“包產到戶”的做法。他說，現在集體經濟的經濟管理大部分沒有搞好，集體經濟的優越性沒有發揮出來，表現在社員的積極性不高，責任心不強，責任制沒有建立起來，派工不能因材施用，不能真正做到分工而又合作。鄧子恢主張要固定所有制，使所有權、生產權、管理權、分配權統一起來，都在生產隊，使土地、牲畜、大農具都歸生產隊所有。鄧子恢提出要建立嚴格的生產責任制，實行隊(生產隊)包產，組包工，田間管理包到戶;對一些特殊的技術活，可以實行聯繫產量超產獎勵的個人責任制。他不同意把單獨幹活等同與單幹，說：“認爲集體勞動就是一窩蜂，單獨幹活就是單幹，單幹就不是社會主義，就是資本主義，這是不對的”。又說：“不能把作爲田間管理責任制的包產到戶認爲是單幹。”在1962年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的八屆十中全會上鄧子恢受到毛澤東的批評，並被認爲是刮“單幹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