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王實味妻子31年後方知丈夫被槍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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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延安整風運動中,時在中央研究院工作的王實味,在《解放日報》上陸續發表了《政治家·藝術家》、《野百合花》及《硬骨頭和軟骨頭》等雜文,被當時中央社會部長康生上升爲政治問題,隨着又居心險惡地給王實味羅織捏造了“反黨集團成員,國民黨特務,反革命託派分子”的罪名,最後又由他口頭髮話,於1947年1月,將王實味在山西興縣槍決。這是一起莫大的冤假錯案,製造這起冤案的罪魁禍首就是康生。

往事:王實味妻子31年後方知丈夫被槍決

王實味被處決後第二年,毛澤東才知道,當時發了脾氣,並氣憤地說:“賠我一個王實味!”1948年8月,李克農擔任了中央社會部部長(此時康生已離任)向毛澤東和中央書記處寫了書面報告,對處決王實味的錯誤問題主動承擔了責任。李克農爲顧全大局,維護團結,在報告中隻字未涉及康生,而康生裝作一無所知,沒說一句擔負責任的話。

王實味1906年生於河南省潢川縣。4歲喪母,6歲上小學,13歲小學畢業(當時小學7年制),17歲中學畢業(中學四年制)。他從小學到中學,學習成績一直名列前茅。因受父親薰陶,古文功底較厚,他的老師曾誇他是“天上的玉麒麟下凡”。

年輕的王實味,愛憎分明,追求真理,追求光明,欽敬和追隨中國共產黨,並於1926年1月,經人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但由於王實味個性強,脾氣拗,敢直言,常和黨支部書記鬧意見,敢爭吵,於是被黨支部書記開除了黨籍。後來又經過他再三努力,於1937年重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但給康生造下口實,說他是託派分子。

劉螢和王實味相知相識,又經過一年多的接觸,她深感實味是個堅信共產主義、是非分明的好青年,他們相互瞭解,加深了友誼,終於1930年1月結爲夫妻。這期間,他在上海筆耕甚勤,發表許多評論文章和短篇小說。他的短篇小說《小長兒和荔枝罐頭》、《楊五奶奶》和中篇小說《休息》,曾受到胡適和徐志摩的重視和讚許。當時王實味革命熱情很高,煥發出極大的政治熱情,經常與杜宏遠等人在一起忙於救亡工作(杜原是北大黨支部委員)。

1937年“七七”事變後,抗日救亡熱浪席捲全國,王實味和妻子劉螢一致認爲應該馬上到延安去,因延安是他們嚮往已久的地方,那是革命的搖籃,是抗戰的策源地。當他們決定去延安時,妻子劉螢已是孕婦,一個孕婦再領兩個孩子,當時路途險惡如何去得延安?於是劉螢決定打胎。吃了兩副藥都不見效,怎麼辦呢?經過商量,決定讓王實味先去延安,劉螢暫時回長沙孃家。在長沙設法住院或手術,那裏有家人照顧,可以較好地休息,等身體恢復後再去延安。於是1937年9月,王實味送妻子和孩子到鄭州,之後,由她帶着兩個孩子回到長沙,王實味於當年10月去了延安。

王實味到了延安,不斷給妻子寫信,一是問打胎情況,二是問何時去延安?劉螢在長沙吃了幾劑藥仍不見效,情況異常。幸虧嫂子張羅,安排在德國一家醫院做了手術,取出死胎,總算沒丟掉性命,但身體虛弱,此時,日寇已漸向武漢推進,再經鐵路去陝西已不可能,只好在長沙住下。

1938年7月,日寇大舉進攻武漢,長沙百姓也開始逃難,劉螢和姑母拖兒帶女逃到了湖南桃園縣。此時王實味的信由劉螢在省立四師教書的同學餘書雲轉給她(省立四師也在桃園),1938年10月,省立四師遷往辰溪,此時,劉螢想去延安,結果延安沒去成,與餘書雲也失去聯繫,從此,劉螢與王實味斷絕了音信。

1940年,經友人來信要她經重慶去延安,並說到了重慶孩子由她安置在保育院,並寄來130元錢給她當路費。她帶着孩子經水路到了常雅,但因宜昌失守,水路不通。她們又從陸路到了沅陵,此時她手中的錢所剩無幾,無奈只好由在桃園居住的一個鄰居介紹,來到了沅灃縣沅灃中學任教,直到1947年底纔回到長沙。

1942年延安整風運動中,時在中央研究院工作的王實味,在《解放日報》上陸續發表了《政治家·藝術家》、《野百合花》及《硬骨頭和軟骨頭》等雜文,被當時中央社會部長康生上升爲政治問題,隨着又居心險惡地給王實味羅織捏造了“反黨集團成員,國民黨特務,反革命託派分子”的罪名。王實味被處決後第二年,毛澤東才知道,當時發了脾氣,並氣憤地說:“賠我一個王實味!”

1948年開始,劉螢在長沙市郊雲峯中學教書。1949年2月參加黨的地下工作,擔任了聯絡員。1949年8月,長沙解放了,他們的女兒和兒子分別念高中和初中,她們看到解放軍入城的隊伍,禁不住流下了喜悅的淚水。中國絕大部分地區解放了,劉螢和孩子們以爲很快就可以看到爸爸了,特別是劉螢以爲天天盼望全家團聚的日子就要到了,可她怎麼也沒想到全家的團聚已不可能了!

長沙解放後,劉螢一面工作一面到處打聽王實味的下落,但毫無結果。這使她焦急萬分,她曾寫信給中組部詢問王實味在哪裏?得到問答是:“王實味在敵人進攻延安時,要求到敵後工作,得到組織批准,從此失去聯繫。”

後來,又有人說實味可能在東北,正好1950年4月,吉林省教育廳到湖南招聘教員,經十二兵團介紹,劉螢去了東北。到吉林省後分配到吉林市女中教書。1951年暑期劉螢參加思想改造運動,才得知王實味在延安整風時犯了錯誤,但沒有人告訴她詳情。1954年春,劉螢被下放到蛟河一中工作,兩年後,又從蛟河一中(縣城)下放到蛟河二中(新站鎮)工作,劉螢儘量不去想這一再調動的原因,甚至別人調工資她反而被降一級,她也不在乎。在蛟河二中工作時,她的工作態度和成績終於贏得當地政府、學校黨支部、老師和學生們高度評價,可有時一想到實味下落不明,她心裏像壓上一塊石頭。她女兒再次寫信到中組部詢問父親下落。這次回答是:“王實味到臺灣去了。”她們還以爲是派到臺灣去做地下工作了呢?她懷疑中組部所說的情況是否可靠?左思右想,最後責怪自己:“應該相信組織”她希望有朝一日能夠全家團聚。

1962年,她已到了退休年齡,但學校應她要求又幹了三年義務工作(後來學校要給她補發工資,她說捐圖書室買毛主席著作吧),直到1965年她才依依不捨地離開她所熱愛的教育事業,開始了真正的退休生活,戶口遷到了長春,住在女兒家裏。爲了照顧孫子,1970年她又將戶口轉到吉林伊通縣兒子家,1981年,她們又來到了湖北二汽與兒子、兒媳、孫子、孫女一起住在十堰。

直到1978年的一天,她和全家一起聽中央電臺廣播,忽聽到播音員說出了王實味的名字,她頓時緊張起來,屏住呼吸仔細聽着:怎麼說實味是暗藏的國民黨特務,天哪!他竟被處決了!她頓時昏倒,待她清醒過來時,孩子們都守在她身邊流淚。她已經72歲了,豈能經得住如此巨大的打擊,後來得知王實味的罪名:反黨集團成員;國民黨特務;還是反革命託派分子。她聽後,萬分氣憤,憑着她對王實味爲人極透徹的瞭解,她當即斷然肯定這些罪名是強加在他頭上的,純屬政治誣陷,這是千古奇冤,可何時能昭雪呢?

1979年冬,中央已在批兩個“凡是”。她決定去北京爲實味申訴,要求中央爲王實味平反,於是她爲王實味清白而奔走呼號!十多年來,她與女兒不斷地給中央寫申訴信,並多次到北京上訪,她感到雖有黨內外各方面人士的同情和支持,然而爭取爲實味平反的路畢竟是漫長而艱難的。

事情終於有了進展,1982年2月,中組部否定了“反黨集團”的存在,1986年8月《毛澤東著作選讀》出版,有關王實味註釋改寫“關於他是暗藏的國民黨探子、特務一事,據查不能成立。”1991年2月,公安部下達給王實味徹底平反的決定,並以“同志”相稱。劉螢終於得到了些許慰藉,但她的心裏始終存有說不出的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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