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思想的起源是什麼？秦朝的暴政是法家思想造成的嗎？

今天小編給大家帶來秦朝的暴政是法家思想造成的嗎?感興趣的讀者可以跟着小編一起看一看。

作爲一個邊陲諸侯，秦不但結束了春秋戰國長達五百多年的混亂局面，而且開創了一個帝制時代，其歷史功績之大，似乎是後世王朝難以望其項背的。

但，秦朝卻二世而亡。

從秦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週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撲而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到“子嬰立月餘，諸侯誅之，遂滅秦”，也不過十五個春秋。

秦帝國的曇花一現，讓無數人扼腕嘆息，曾經強極一時，卻最終爲漢朝做了“嫁衣”，它的遺憾也永久被封存於歷史之中，正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那麼秦朝爲何如此短命呢?

秦始皇兵馬俑

對於這個問題，不少人會不假思索地回答道：暴政，這當然是摧毀秦帝國的根本原因，至少在儒家學者看來是如此。

衆所周知，秦國是以法家思想爲武器強大起來的，而在秦朝建立之後，依然沿用着法家思想來治理國家，那麼秦朝的暴政究竟是否與法家思想有關呢?

當我們透過兩千多年的時光隧道看向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時，似乎聽見了他們在極力地自我辯解：我們總體上是反對重賦、重役的，這個鍋我們不能背，至少不能全背。

本篇筆者就從法家思想的起源說起，聊聊秦朝的暴政根源是否在於法家思想。

法家思想的起源。

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爲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史記·太史公自序》

“法家”作爲一種學術派別，最早是由西漢司馬談提出的，此人便是司馬遷的父親，正如上述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所言，司馬談第一次總結了當時的主要流派，即儒、墨、道、法、名、陰陽。

司馬談把這些思想流派稱之爲“六家”，並認爲他們都是致力於如何達到太平治世的學派，只是他們所遵循依從的學說不是一個路子，有的顯明，有的不顯明，打個比方的話，就是登上山頂的路不止一條，但無論走哪條路，最終的目的都是爲了“會當凌絕頂，一覽衆山小”。

百家爭鳴

司馬談還對各派思想做了概括性的評論，對於法家，司馬談是這樣總結的，即：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也就是說法家主張嚴刑峻法並刻薄寡恩，“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是他們的行事準則。

那麼法家究竟怎麼是如何興起的呢，其實包含法家在內的諸子百家在起源上是有共通性的，當我們清楚

了法家的起源問題，對於其它流派的起源自然也有了大概的認識，我們就以法家起源來做具體說明。

對於法家的起源，有兩種有代表性的觀點：

法家起於王官。

法家者流，蓋出於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禮制。——《漢書·藝文志》

正如上述記載，意思是法家學派，起源於王官中的理官，主張有功者必賞，有罪者必罰，以刑法輔佐禮制，那麼什麼是理官呢，其實就是掌管司法的官員，不過在先秦時期每個朝代對於這一官職的叫法也不盡相同。

《禮記·月令》記載：命理瞻傷，察創，視折，審斷，決獄訟，必端平，戮有罪，嚴斷刑，鄭玄注曰：理，治獄官也，有虞氏曰士，夏曰大理，周曰大司寇，而《周禮·秋官》又指出了“大司寇”的職責是“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

《禮記》

這也就是說理官是專職的司法官，虞氏時稱爲士，夏朝時稱爲大理，而周朝時稱爲大司寇，至於理官之稱應該是春秋時期興起的，不過法家雖然源出理官，但又不能等同於理官，不過春秋時期的理官卻爲法家學說的誕生創造了條件。

法家以“重刑”而著稱，而夏商周時期的刑典，都是由理官裁決並施行的，也就是說法家繼承了這些“刑”，當然也包括理官對“刑”的實踐，所以又可以說，沒有理官的出現，法家學派就很難出現。

法家起於救時之弊。

諸子之學皆出於救時之弊。——《淮南子》

正如上述引用所說，《淮南子》一書最早提出了諸子涌現是出於救時之弊，而這種觀點也是近代學者梁啓超和胡適等人強調的，當然這種說法也是有道理的。

春秋戰國時期，周王室衰微，諸侯並起，諸子百家各抒己見，爲尋求治國之道互相傾軋，時代的大動盪爲諸子提供了舞臺，當然也包括法家。

不過說到這裏就有個問題了，因爲長期以來，不少人認爲這兩種起源是相互對立和排斥的，總想找出一個確切的起源。

秦時期的竹簡和鼎

不過馮天瑜在《中華元典精神》一書中指出：諸子起於王官與諸子起於救時之弊二說並不互相排斥，而是可以並存的，前者講的是諸子產生的縱向歷史淵源，後者講的是諸子產生的橫向環境條件。

這也就是說法家往往是出於理官，他們爲救時弊而呼籲以以法治國，這羣人漸漸就成爲了一個學術派系，法家的起源也就容易被理解了。

作爲諸子百家中的法家是出現最晚的，可以說是應亂世而生，但很快成爲了君主治國的主流思想，而各個諸侯國爭先恐後的變法也正是以法家思想爲核心的，最終秦國在法家思想的武裝下所向披靡，橫掃六國，建立起秦朝，但卻只是曇花一現，究其原因是由於暴政，那麼這和法家思想有關嗎?我們接着論述。

秦朝暴政是堅持法家思想治國的必然結果?

始皇帝五十一年而崩，子胡亥立，是爲二世皇帝。三年，諸侯並起叛秦，趙高殺二世，立子嬰。子嬰立月餘，諸侯誅之，遂滅秦。——《史記·秦本紀》

秦朝二世而亡，根源在於暴政，而秦朝的暴政只要有三個方面，即重賦、重役和重刑，正是由於此，不少人認爲秦朝速亡，就是因爲秦朝奉行法家思想治國的必然結果，而依據只有三方面：

其一，韓非的專制主義思想的實踐形成了暴政。

這種觀點認爲法家思想在治理國家上構建了君主專制的中央集權體制，並且進一步認爲專制主義會導致暴政的出現，不過仔細想想似乎有點牽強，因爲專制制度在中國實施了兩千餘年，但並不是每個朝代都出現了暴政，也就是說專制主義和暴政之間沒有必然的因果聯繫。

《韓非子》

此外，漢朝取代秦朝而立開創了一個盛世，而漢朝是承襲秦制的，如果專制必然會在短時內導致暴政出現，漢朝爲何又能維持幾百年的統治呢?

其二，法家主張的重刑好戰導致了暴政。

自商鞅變法起，秦國確實是重刑好戰的，畢竟在亂世之中想要成就一番偉業，不經歷風雨的洗禮又怎能看到彩虹的絢麗，但這種重刑好戰在戰國時期最大限度的集中了秦國國力，才得以讓秦國完成大一統。

而秦國變成秦朝之後，法家思想中的這種重刑確實是秦朝暴政的一個重要體現，但是是否是重刑導致了暴政呢，即使有這方面的原因，也不是主要的原因，因爲秦朝暴政不單單體現在重刑這一方面，也就是說重刑並不是秦朝暴政的唯一因素。

其三，秦朝在時代背景已經變換的情況下依然堅持以法家思想治國導致了暴政。

這種論斷認爲法家思想只是適應春秋戰國的亂世，而並不適用於完成大一統的秦朝，因爲此時的社會矛盾已經發生了變法，秦朝依然沿用嚴苛的法家思想治國，這是法家思想沒能與時俱進，而這種已經不合時宜的思想繼續實踐導致了暴政。

法家

其實這點也是值得商榷的，因爲法家思想在新的社會環境下是否就一定能導致暴政，這並不是蓋棺定論的觀點，那麼秦朝暴政和法家思想之間究竟是什麼關係呢，我們接着論述。

秦朝暴政與法家的思想主張。

其實法家思想在嚴格意義上並不會導致秦朝“暴政”的出現，爲了說明這種觀點，接下來我們就從秦朝暴政的三個表現即重賦、重役和重刑來闡述。

重賦。

《商君書》是商鞅在秦國進行變法的理論基礎，而在主觀上講，它並不主張暴政，就如《去強篇》所說，國無怨民曰強國，所以商鞅認爲國內的民衆不怨聲載道這樣的國家才能稱爲強國，而重賦勢必會造成民衆有不滿情緒，這與法家思想在主觀上是衝突的。

《管子·七主七臣》亦云：愚臣：深罪厚罰以爲行，重賦斂、多兌道以爲上，使身見憎而主受其謗，也就是說只有愚昧的臣子纔會認爲嚴苛的刑罰和重賦是治國的辦法，這樣做只能讓人憎恨，而君主也會被民衆誹謗。

秦始皇

作爲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韓非，其實也是反對重賦的，正如《韓非子·八奸》中記載，韓非認爲：“爲人臣者盡民力以美宮室臺池，重賦斂以飾子女狗馬”，這種對民衆徵收重賦來滿足統治者的私慾，對君主來說是一種災殃，並不是君主治國可取的。

重役。

《商君書·墾令》記載：祿厚而稅多，食口衆者，敗農者也……民不勞，則農多日，農多日，徵不煩，業不敗，則草必墾矣，意思是過多的稅收可以養活很多的人，這樣就會導致從事農業的民衆減少，從而削弱國家的根基，而民衆的勞役少，纔會有充分的時間從事農業生產，這樣才能更好的發展農業。

《韓非子·備內》亦記載：徭役多則民苦，民苦則權勢起，權勢起則復除重，復除重則貴人富，意思是如果國家對民衆徵較多的徭役，那麼就會導致民衆怨聲載道，最終便會導致國家窮了，而權貴們富了，這對於國家的正常秩序來說是危險的。

影視中的商鞅

所以無論是商鞅還是韓非，他們在重役上的觀點是一致的，即反對重役，認爲加重對民衆的勞役負擔，並不利於國家的長治久安。

重刑。

重刑是法家思想中的核心部分，而這點也是法家代表人物所宣揚的，無論商鞅還是韓非，他們都一致主張需要重刑。

《商君書·賞刑》記載：重刑，連其罪，則民不敢試，意思是商鞅認爲只有加重刑罰，實行連坐法，那麼普通民衆就不敢以身試法，不過商鞅的這種主張是爲了達到“民不敢試，故無刑也”的目的。

《韓非子·奸劫弒臣》亦記載：故其治國也，正明法，陳嚴刑，也就是說韓非也是主張用重刑治國的，並且認爲只有如此，才能“以救羣生之亂，去天下之禍”。

秦始皇

從這裏我們也能看出，商鞅和韓非雖然都主張重刑，但是這個主張的背後是爲了更好地治理國家，減少違法犯罪和作奸犯科的行爲，只有如此才能維持正常的社會秩序。

從上面的論述，我們可以看出，秦朝暴政的三個體現重賦、重役、重刑，其實並不合乎法家的治國思想，至少他們總體上是反對重賦、重役的，而提倡重刑也是爲了懲治違法之人，那麼秦朝怎麼就暴政了呢?

秦朝統治者的個人因素。

秦王爲人，蜂準，長目，摯鳥膺，豺聲，少恩而虎狼心……誠使秦王得志於天下，天下皆爲虜矣。——《史記·秦始皇本紀》

上述這句話，是尉繚對秦始皇面相的描述，並且由此對他的評價，尉繚認爲，秦始皇刻薄寡恩，心如虎狼，如果讓他得到了天下，那麼天下都會成爲他的俘虜，至於從面相看人準不準，這點筆者暫不論述，不過秦始皇得到了天下之後，確實把集權發揮到了極致。

那麼秦始皇得到天下之後是如何治理國家的呢，這點《史記》中也有記載：(秦始皇)剛毅戾深，事皆決於法，刻削毋仁恩和義，然後合五德之數，於是急法，久者不赦。

意思是秦始皇當政時強硬果決，暴戾苛細，事情都依法決斷，刻薄嚴峻，沒有仁愛恩德，沒有溫情道義，於是他就急迫地加強法制，囚禁很久的罪犯也不赦免。

我們接着再來看秦始皇之後的秦二世，趙高擁立秦二世繼位之後，兩人爲了專權，就對前朝遺臣和王宮貴族進行了清算，《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秦二世)誅大臣及諸公子，以罪過連逮少近官三郎，無得立者，而六公子戮死於杜。

而之後，秦二世又開始“復作阿房宮”，並“盡徵其材士五萬人爲屯衛咸陽”，爲得就是不讓天下人認爲是“先帝舉事過也”，最終在秦朝暴政的統治下，諸侯並起反秦，而在秦始皇死後本就搖搖欲墜的大秦帝國，就在起義的浪潮中，成爲了歷史中的過眼雲煙。

從上述記載，我們不難看出，秦朝統治者在國家治理上其實是秦國暴政的直接原因，這也就是說法家思想中的重刑思想，只是秦朝實行重刑的因素之一，但絕不是唯一因素。

結束語：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得知法家思想在嚴格意義上並不會導致秦朝“暴政”的出現，因爲法家思想在總體上是反對重賦、重役的，所以法家思想並不應該爲秦朝暴政中的重賦、重役政策負責。

秦始皇雕像

而法家思想中的重刑政策雖然是秦朝施行重刑的因素之一，但並不是唯一的因素，法家思想一面具備反暴政的思想，一面又具有輕罪重刑的暴政思想，所以我們應該辯證地看待法家思想，而不是把秦朝的暴政都歸結於法家思想。

無論如何，秦朝的暴政與秦統治者的驕傲自大、冷酷無情、爲爭權奪利而不擇手段等因素是不可分割的，而正是統治者過激的統治手段，在短時間內激化了秦滅六國之後潛伏的各類矛盾，最終導致了諸侯並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