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即位以後，他有沒有讓史官修改玄武門之變的相關內容？

李世民曾多次向史官要求閱讀記錄皇帝的言行的記錄，這是人盡皆知的，重點就在於他有沒有讓史官修改玄武門之變的相關內容。這一直是人們疑惑爭論的點。下面小編就爲大家帶來詳細的介紹，一起來看看吧!

李世民曾多次向史官要求閱讀記錄皇帝的言行的《起居注》。初時褚遂良不許，後來他再要求房玄齡，房應允並與許敬宗將《起居注》刪定爲《高祖實錄》、《今上實錄》，於貞觀十七年七月癸巳日獻予太宗，但唐太宗終歸未能得觀《起居注》。

參讀武德年間所著《大唐創業起居注》(不曾被官方修改)，以及訂正詳實的《資治通鑑考異》(同時記錄了《實錄》、野史、物證等考據》)，再考查《舊唐書》等(以《實錄》爲藍本)相關記載，不同之處僅存於三個方面：

其一，太原起兵的發起人是誰;二是，隱太子李建成在攻取長安時的戰功;再有，李淵宮闈禁中的是否檢點。而上述三個方面皆以“玄武門之變”爲中心而展開，其餘初唐歷史事件，各史料中所載(包括不受官方干預的稗官野史)竟保持高度一致。由此可知，除“玄武門之變”外，其它的初唐歷史事件並無唐太宗參與刪改杜撰的可能。

李世民說：“昔周公誅管、蔡而周室安，季友鴆叔牙而魯國寧。朕之所爲，義同此類，蓋所以安社稷、利萬民耳。史官執筆，何煩有隱?宜即改削浮詞，直書其事。”

這段話很有名，單從字面上看說得沒什麼毛病，甚至還頗能體現他作爲一代明君的坦蕩襟懷和凜然正氣。但在絕大多數後世史家的眼中，李世民的上述言行被普遍判定爲篡改史書的行爲。所謂的“周公誅管、蔡，季友鴆叔牙”、“安社稷、利萬民”等語，其實是爲玄武門之變定下了一個政治基調，也是爲史官們修改史書提供一個欽定的指導思想。

牛致功就在《唐高祖傳》中說：“李世民要史官們把他利用陰謀手段奪取太子地位的宮廷政變寫成‘安社稷、利萬民’的正當義舉，也就是要把他殺兄奪嫡之罪合理化。房玄齡、許敬宗正是遵照這種要求修改《實錄》的。”

既然皇帝已經給定了框架，史官們當然要努力把李世民塑造成“周公”、“季友”這樣的人物了，而他的對手李建成和李元吉，在貞觀史臣的筆下當然也要處處向“管、蔡”、“叔牙”看齊了，若非如此，又怎能襯托出李世民“安社稷、利萬民”的光輝形象呢?

時至今日，學界比較一致的看法是——貞觀史臣在玄武門之變的前前後後確實對李世民作了一定程度上的美化，與此同時，李建成和李元吉則遭到貞觀史臣不遺餘力的口誅筆伐，被描寫成了徹頭徹尾的昏庸之輩、卑劣小人，甚至是衣冠禽獸。

正因爲兩朝實錄對建成和元吉極盡歪曲之能事，所以連一向傾向於李世民的司馬光也不得不在《通鑑考異》中下了一道按語：“按：建成、元吉雖爲頑愚，既爲太宗所誅，史臣不能無抑揚誣諱之辭，今不盡取。”

因此，歷來學者都將目光聚焦於“玄武門之變”，史書也記載李世民對“玄武門之變”的關注，要“削去浮，要求直書其事”。

史家對此有不同看法：一些學者認爲李世民此舉使自己親殺兄弟的事實在史書中保留了下來，如王夫之從道德的角度批判李世民，認爲直書其事是不知羞恥，“至於自敕直書，而太宗不可複列於人類矣”;一些史學家則認爲，直書其事其實是唐太宗公然指使臣下在“玄武門事變”的相關記載中美化自己;但更多的學者，能夠在“民爲重、社稷次之、君爲輕”的觀點下，坦然的接受認可這次皇家宮廷政變和太宗之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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