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高宗與武則天究竟是對立關係還是戰友關係？

在高宗朝，唐高宗與武則天的具體關係如何?後世是如何界定的?接下來小編就給大家帶來相關介紹，希望能對大家有所幫助。

學界目前的觀點大致無外乎這兩種：第一種認爲是經歷了由合作到對立的關係轉變;第二種認爲二人大體上是親密無間的戰友關係，在此小編是較爲贊同第二種觀點的。

梳理史料，不難發現，上元元年前政事的真正主導者是高宗，以皇后武則天爲眼線，是高宗願意與皇后分享皇權的表現，武則天權勢日隆的趨勢是伴隨着高宗強化皇權的腳步。

不論是百官朝皇后亦或是組建北門學士集團，武后都是在高宗的默許下進行的。從其在臨終前夕仍然堅持以武后協助新皇帝處理軍國大事的舉動來看，高宗對武后的信任度和對其能力的認可度是極高的。

一、戰友情結的早期顯露

唐高宗與武則天戰友情結的早期顯露是在高宗對武氏與王皇后、蕭淑妃之間鬥爭的處理上。一方面王、蕭與武氏爭寵“互讒毀之，帝皆不納。”;另一方面，出於對武則天的寵愛，高宗給予武氏足夠的寵愛和信任。

爲了提高武昭儀的地位，首創宸妃的封號，對其進行冊封。宸妃位列唐後宮四大一品夫人——貴妃、淑妃、德妃、賢妃之首，可稱得上後宮內皇后之下第一人。但此行爲受到新晉宰相韓媛、來濟的抵制，以“宸妃古無此號”的原因，反對立武氏爲宸妃。

繼而高宗將鬥爭目標更換爲立武氏爲後，爲了使長孫無忌贊同更換皇后，“密遣使賜無忌金銀寶器各一車、綾錦十車”，隨後更是請武則天母親楊氏去拜訪長孫無忌宅。在官員眼中，高宗儼然已經成爲一位不遺餘力欲更立武氏爲後的皇帝丈夫。

由此纔會發生王德儉向官場失意的李義府建議“上欲立武昭儀爲後，……君能建策立之，則轉禍爲福矣。”封建王朝時期，不只是帝王要籠絡官員，不少的官員們也在不斷揣測帝王心思，期冀得到帝王賞識來獲取更多的政治資源，而皇后問題正是永徽六年政治問題的中心問題。

繼李義府之後，許敬宗、袁公瑜、崔義玄等人相繼表態，支持立武氏爲後。但在之後的宰臣會議上，除李勣外的長孫無忌、褚遂良等人堅決反對更換皇后。可不論從哪一官員羣體的角度出發來觀察，高宗與武昭儀在這個時間節點都是緊緊依靠、共同奮鬥的戰友關係，二者有牢靠的感情基礎以及共同的目的和利益。

二、兩人戰友關係的細分與固定

自顯慶二年，韓媛、來濟被外貶以及顯慶四年長孫無忌倒臺後，高宗和武后消除了執政的最大隱患，二人之間的關係似乎開始醞釀一些微妙的變化，由更立皇后問題時的親密戰友關係逐漸細分、固定下來，表現出以高宗爲主導、以武后爲輔佐的狀態。

顯慶五年，高宗由於身體原因，令武后協助處理政事，李治與武則天的戰友關係得到進一步發展，致使武后“權與人主交矣”。藉此機會武氏得以正式走出後宮，來到帝國政治的正式舞臺參與政務。

從李義府表示支持立後開始，其在官場便平步青雲，無論是出自高宗的寵愛還是武后的暗中支持，都使得以李義府爲代表的第一批公開支持高宗立武氏爲後的官員，獲得豐厚的政治資源和賞賜，成爲朝廷新貴。

加之顯慶五年武后有機會參政，武后在官員眼中就突破了傳統意義上的皇后身份，漸漸成爲擁有豐富政治資源的常青樹。但這並沒有改變高宗主導朝局的狀態，在高宗在位期間，武后始終是處於輔佐地位，二人之間小矛盾也有，但始終是可以信任依靠的夫妻、戰友。

在永徽六年，李義府向高宗上表請立武昭儀爲後，不僅得到高宗的讚賞和升官，且“昭儀又密遣使勞勉之”，二人對李義府的分開賞賜既是人之常情，又成爲以後官員圍繞在武后身邊的濫觴。

顯慶三年李義府與杜正倫不和，義府被貶爲普州刺史，“是時義府雖在外，皇后常保護之。”即使皇帝對宰臣予以警告處理，但皇后仍爲有擁立之功的官員提供政治保護。皇帝作爲一國之君，多數情況下要保持公允的形象，但身爲女性的皇后顯然沒有這些桎梏。

皇后身份帶來的優越性以及支持武后的所帶來的政治紅利，勢必會吸引更多的官員，圍繞在武后周圍爲唐廷服務。武后可以藉此優勢彌補丈夫李治爲政舉措的一些不足，就比如對被外貶寵臣李義府進行適當的安撫。至於，李義府被處理的問題，部分人認爲是高宗不滿武后擅權、敲打武后一派的措施。

孟憲實在其《李義府的靠山》一文提到，李義府的真正靠山還是高宗，筆者是贊同此觀點的。其一，李義府是在龍朔三年以“窺覘災眚，陰有異圖”爲主的罪名被告發的，在封建王朝這是大忌。永徽五年，王皇后和其母就因在宮中壓勝而被處理。而“陰有異圖”的解釋就要與李義府命令其子賣官予長孫無忌之孫長孫延的行爲聯繫起來。

在高宗朝，官方恢復長孫無忌之官爵是在上元元年，在朝廷即高宗還沒有正式通知赦免之前，李義府擅自授予罪臣之後官職的行爲，顯然是觸動了高宗的神經。此兩罪名應該是高宗處理李義府的核心原因。其二，李義府在龍朔三年正月乙酉左遷爲右相，如若要處理武后一方勢力，升遷之舉就顯得毫無意義。

其三，在處理李義府之前，高宗曾勸誡李義府應當約束後輩，李義府“勃然變色，腮頸俱起”反問高宗告密者身份。這種在皇帝面前無法無禮的行爲明顯可以作爲藉口處理李義府，但高宗卻沒有行動。究其原因，還是高宗自己纔是李義府的真正靠山，武后對李義府的器重充其量只是錦上添花，而無法做到雪中送炭。

在高宗決意拋棄李義府時，就暗示其註定是失敗的人生。至於多數史家認爲李義府是武后寵臣的觀點，大多是因爲武后在“如意中，贈義府揚州大都督”榮譽的舉措，固然此舉有感謝李義府永徽六年的擁護之功，但其背後明顯還藏有更深層次的政治內涵。

其目的應當有二：其一，自然是褒讚李義府的擁護之功;其二，緩和統治階級內部矛盾，希望藉由此事件展示武則天對擁戴自己官員的優待政策。如意元年是武則天改唐爲周的第三年，是其身爲太后臨朝稱制的第九年(光宅元年684年——如意元年692年)。在武后稱帝第二年即天授二年“冬十月，制官人者鹹令自舉。”

與此同時，誅殺文昌左相岑長倩、納言歐陽通以及地官尚書格輔元。岑長倩、格輔元二人因反對立武承嗣爲太子而被諸武記恨，進而被政治清洗。

此時武則天正爲立儲問題所困惑，但岑長倩明顯是支持返政於李唐王室血脈的，在此前曾建議“改皇嗣姓爲武氏，以爲周室儲貳”，目的是要武則天與高宗的後代來繼承皇位，而非更立武姓族人。但二人後來被誅殺就說明武則天還是意欲鞏固武周統治。那麼就不難理解令官員自舉政策的意義，還是要吸納更多擁戴武周統治的官員。

加之武則天在此前施行的一系列鞏固自身權威的政策如：誅殺李唐王室、設置銅吏、任用酷吏等，造成的政治緊張恐怖，勢必需要一些措施來緩和矛盾，而褒獎、追封高宗朝擁立自己的功臣李義府等人就是其中措施之一。

同時可以發現一些由高宗朝過渡到武周朝的官員，尤其是公認爲是以前被武后提拔的官員，如北門學士，實際上多數成員仍舊是爲唐王室服務的。北門學士的主要成員有劉禕之、元萬頃、範履冰、苗神客、周思茂、胡楚賓等，皆爲文學之士。

其中劉禕之因反對武后臨朝稱制而被賜死家中;而元萬頃、範履冰、苗神客、周思茂、胡楚賓幾人中，元萬頃因與徐敬業兄弟友善，於永昌元年被酷吏陷害，流放嶺南而死。在此之後，範履冰和周思茂相繼被酷吏所殺。

算上《舊唐書》未提及卒年的苗神客，以及因個性機謹得以保全的胡楚賓，僅有兩人得以善終。六人中有三分之二在武周朝因政治原因被殺，可見北門學士既不是武則天稱帝的忠實擁護者，也非武后私人所屬性質的官員。另外，這一團體建立是得到高宗默許的，並且高宗對這一團體建立的目的是知情的。

最初是修撰，至於後來參與朝廷決議和百司奏事，併成爲祕書小團體，可能與當時的時局有關。北門學士名號出現在大約乾封年間，但《資治通鑑》將其列入“上元二年乙亥”條。

針對北門學士的源流，孟憲實提到早在武則天建議之前，類似北門學士性質的文人就已存在，高宗只不過是延續了武德、貞觀年間的做法，其職責在於草擬詔敕，難免部分取代宰相的議政權。

《資治通鑑》、《新唐書》將北門學士的組建與侵奪宰相職權與武則天聯繫起來是有強烈政治意圖的歷史書寫，將北門學士的組建放置在上元年間，可能是爲了與上元元年末武后提出的“建言十二事”中的部分內容相呼應，進而妖魔化武則天，但這卻是不符合歷史邏輯的。

武后此時也沒有那麼大的政治能量。再者乾封元年以後，唐廷開始大規模征伐高麗，欲徹底解決遼東地區的邊疆問題，同時吐蕃於西北邊地不斷侵擾，一度侵佔安西四鎮。邊地危機的加劇以及由此引發的國內問題，間接促成皇帝令北門學士草擬詔敕時產生了侵犯宰相議政權的行爲。

不論是李義府還是北門學士，皆是高宗與武后在政治上優勢互補的結果，武則天在恰當的時候爲高宗提供幫助，且這可能是李治的有意爲之。從李淵開始，作爲正妻地位的女性就有爲李氏家族提供政治幫助的傳統。

高祖皇后竇氏出身名門，是隋定州總管、神武公竇毅之女，在幼年就展現出高絕的政治素養，曾勸舅舅周武帝要優待出身突厥的皇后。在高祖李淵任扶風太守期間，勸說高祖將駿馬獻予煬帝。高祖當時沒有決斷以致被貶，後曾對諸子表達悔意。

唐太宗李世民的長孫皇后同樣出身名門，是隋右驍衛將軍長孫晟之女。在太宗與建成、元吉鬥爭中，極力彌補李世民與高祖、后妃之間的緊張關係;玄武門事變起事前夕，親自去玄武門勉勵將士，有學者認爲此舉意在激起將士鬥志。

太宗即位後，長孫皇后對太宗的幫助主要表現在兩方面：一是勸誡太宗要重用魏徵、勿拋棄房玄齡;二是始終勸告太宗勿重用後族之人。那麼，不論是竇皇后還是長孫皇后，皆是政治素養較高的名門之女，也都在不同時間節點爲丈夫提出過正確的建議。

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是，李淵和李世民都認爲皇后對自己的政治建言能彌補自己的缺漏。再之李治本人是非常尊敬長孫皇后的，在長孫皇后去世後，李治“哀慕感動左右，太宗屢加慰撫”。在祖母、母親事蹟的感染下，李治繼位後，定然也期冀自己的皇后可以承擔竇皇后、長孫皇后那樣的隱性政治功能。

三、戰友關係經歷“波折”的考驗

武則天比王皇后更符合李治對於皇后角色的要求：可以在政治上給予幫助的賢內助。武后成長起來後確實在政治上給予高宗不少幫助。一方面，在高宗身體狀況欠佳的情況下，夫妻協作主持朝政，不放鬆對國家最高權力的掌控;另一方面，以皇后身份上表，爲高宗提供更多的政治選擇。

這種親密無間的戰友關係，更多的是在政治上爲高宗保駕護航，確保其政治穩固。當然二人的戰友關係也經歷過一些被看似“波折”的考驗，包括：上官儀於麟德元年被下獄處死，被看做是二人矛盾的表現;武后嫉妒其侄女賀蘭氏得寵，在乾封元年借武惟良、武懷運獻食之際毒死賀蘭氏。

四、雖產生矛盾，卻並未從根本上動搖戰友關係

二人真正可能產生矛盾恐怕是由於高宗寵幸韓國夫人之女賀蘭氏。賀蘭氏年輕貌美“頗承恩寵。則天意欲除之”，通過投毒將其殺死，可後來處理的人員卻是先死的武惟良、武懷運。此事件性質類似於永徽年間高宗欲強硬冊封武昭儀爲宸妃，兩個事件皆是由皇帝對後宮個別妃子的寵愛引發的。

區別在於賀蘭氏之死對皇權衝擊不大，遠比不上永徽年間提高武昭儀地位對皇權復興的意義。此事對高宗武后戰友關係究竟是否產生影響，限於史料所限，目前無法得知。

但從上元元年，天后上表“建言十二事”被高宗採納以及上元二年高宗欲令天后攝知國政的舉動來看，二者的戰友關係並未從根本上動搖。在身體狀況變壞時，高宗還是希望以瞭解熟悉自己爲政理念、能力出衆的武后來掌舵唐朝。

五、總結

其實，不管是和誰做到對立，還是戰友關係，兩種觀點皆是後世史家梳理了高宗朝的不同政治事件，在對大量歷史記載分析後得出的不同結論。小編認爲，欲要探究高宗、武后之關係，必須要把高、武之關係放到彼時的大環境去考慮。

通過梳理永徽元年到上元年間，事關高宗與武后的政治事件，理清政治事件背後的涵義，分清高宗、武后在政事中所扮演的角色，可以相對準確的勾劃出高宗武后關係發展的脈絡，確定建言十二事提出時高宗武后的關係性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