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歷史 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歷史百科

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蘇聯黨政軍最高領導人，外文名俄羅斯語：Леони́д Ильи́ч Бре́жнев，生卒時間1906年12月19日—1982年11月10日，主要成就，獲蘇聯元帥軍銜，擔任蘇共中央總書記，領導蘇聯在美蘇爭霸中佔優。

20世紀的蘇聯，在堅持蘇共一黨專政、保持社會主義制度的八任領袖、74年曆史中，除斯大林當政29年之外，就數勃列日涅夫爲長了。而在蘇聯的八任領袖中，相對而言，勃列日涅夫被公認爲是不愛學習、懶於思考、基本上不動筆、缺乏領袖魅力、喜歡過平靜生活的平庸之輩。尤其是1974年歲末幾度中風之後，他幾乎喪失了堅持正常工作的身體條件，有時在一些正式場合也發生顛三倒四的表現。但是他仍然是統領全黨、全國的蘇共中央總書記，並於1977年6月兼任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之職，直至1982年11月逝世，當政整整18年之久。在蘇聯史的研究中，勃列日涅夫當政時期的歷史，愈來愈被研究者們所重視。勃列日涅夫何以能平穩地當政18年，當然也是值得研究的重要問題。

權力結構調整常態化、均衡化、人情化

權力結構調整趨於常態化、均衡化、人情化，是勃列日涅夫的特殊政治藝術，也是勃列日涅夫能平穩地當政18年的政治基礎。

勃列日涅夫是1964年10月，通過宮廷政變式的密謀上臺的。勃列日涅夫的自身條件，以及權力交接的這種方式，使他在構建新的權力中心時，特別謹慎地解決原赫魯曉夫的擁護者，以及杜絕發生自己當政方式重演的可能等兩方面問題。解決這兩方面問題，勃列日涅夫既不能搞斯大林年代的“大清洗運動”，也不能揮舞赫魯曉夫年代的“反黨集團”、“陰謀家和野心家”之類棍子;他是採取常態化的方式，逐步地、平靜地予以一一調整。

勃列日涅夫上臺後，從1964年11月至1966年初，也即至蘇共23大前的一年多時間裏，在蘇共中央主席團①和書記處的兩個班子裏，科茲洛夫因病“給予治療假期”，波利雅科夫、伊利切夫被解除蘇共中央書記職務，季托夫調任哈薩克共和國黨中央第二書記。支持、擁戴勃列日涅夫上臺的謝列平、謝列斯特、馬祖羅夫等，提升爲中央主席團委員;傑米契夫等3人提升爲中央主席團候補委員。人員調整幅度很小，而且基本上是做加法。這樣，勃列日涅夫很快就穩定了局勢。解決遺留的問題，勃列日涅夫也是常態化地逐個調整，做到水波不興。

在擁戴勃列日涅夫上臺的密謀中，關鍵人物是謝列平和波德戈爾內。對波德戈爾內，勃列日涅夫先是抓住1965年12月米高揚引退的機會，提名他接任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的職務;在蘇共23大上，又以“已擔任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爲由，將他排除出蘇共中央書記處。世人皆和，在蘇聯政壇上，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不過是最高榮譽職銜。

安排謝列平的過程，充分顯示了勃列日涅夫的政治藝術。

謝列平不像波德戈爾內。謝列平性格剛烈，鋒芒畢露。他多年擔任共青團中央第一書記、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等要職，並在這兩個部門進行過人事調整，可以說是根基深厚。謝列平不凡的地位、身份，在勃列日涅夫的上臺過程中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勃列日涅夫當政後，立即提升謝列平爲蘇共中央主席團委員，分管組織、人事等要害部門。此時，謝列平身兼蘇共中央主席團委員、蘇共中央書記、黨和國家監察委員會主席、蘇聯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等4個黨政要職，權傾蘇聯朝野。

1965年12月6日，勃列日涅夫在蘇共中央全會上作關於改組黨和國家監察機關的報告，提出：應當把黨和國家監察機關改組爲人民監察機關。勃列日涅夫說：人民監察機關不是監督黨的機關的工作，而是在黨和政府的領導下工作，它的職能是“幫助黨和國家經常調查黨和政府的批示實際執行情況，進一步完善對共產主義建設的領導，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全面高漲而奮鬥。”蘇共中央全會一閉會，立即根據勃列日涅夫講話的精神，將黨和國家監察委員會改組爲人民監察委員會。這一改組，不僅是改變了該委員會的職能，更重要的是把謝列平作爲該委員會主席的要職改組掉了;勃列日涅夫信得過的科瓦廖夫被任命爲新的人民監察委員會主席。謝列平由於喪失了這一要職，被勃列日涅夫以此爲由，指定改爲分管輕工業、食品工業等方面的工作。接着，勃列日涅夫又以“讓謝列平同志能集中精力從事黨中央的工作”爲由，解除了他的蘇聯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的職務。這樣，謝列平在蘇聯政府領域的一切權力，被削奪得一乾二淨。對勃列日涅夫的這些做法，謝列平儘管內心明白，也十分不滿，但是也只能在私下發牢騷：“我沒有固定的職責，有的是固定的實活。”

與此同時，勃列日涅夫還將一些掌管要害部門的謝列平的親信們逐個重新安排，統統分派到國外去任大使：莫斯科市委第一書記葉戈雷契夫被調任蘇聯駐丹麥大使，蘇聯內務部部長季庫諾夫被調任蘇聯駐羅馬尼亞大使，蘇聯廣播電視委員會主席梅夏採夫被調任蘇聯駐澳大利亞大使，塔斯社社長戈留諾夫被調任蘇聯駐肯尼亞大使。1967年5月19日，謝列平的原副手、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謝米恰斯內被調任烏克蘭共和國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這樣，謝列平在蘇聯政壇就成了孤家寡人。1967年7月11日，謝列平被選爲蘇聯工會中央理事會主席。誰都明白，在蘇聯的政治生活中，這是一個無名無實的閒職。同年9月26日，勃列日涅夫又以謝列平已擔任蘇聯工會主度爲由，解除他的蘇共中央書記職務。至此，謝列平已不可能構成對勃列日涅夫的權力中心地位的挑戰了。但是，勃列日涅夫仍然覺得謝列平礙眼。1975年4月，謝列平被調任蘇聯職業技術教育委員會副主席。這一任命，在蘇聯政壇對謝列平來說已帶有政治嘲弄性了。4月16日，蘇共中央全會宣佈：根據謝列平同志的請求，解除他的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職務。勃列日涅夫就是這樣把謝列平逐出了蘇聯政壇。

尋求權力結構的均衡化，是勃列日涅夫審時度勢，調整權力結構所把握的又一原則，從而保持權力中心地位的相對穩定。

勃列日涅夫當政後，1965年12月，蘇共中央主席團委員、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米高揚，以“年老體弱”爲由，提出辭職。勃列日涅夫順水推舟，安排波德戈爾內接任此職。米高揚的引退，標誌着參加十月革命、創建蘇維埃國家的老近衛軍年代的結束，新的、後革命精英掌權年代的開始。老近衛軍年代，蘇聯領導羣體基本上是根據各人在革命過程中的資歷，以及他們在革命過程中所表現出的能力和特長來組合和構建的。勃列日涅夫當政後，在後革命精英年代，怎樣架構新的權力結構羣體，可以說是勃列日涅夫遇到的新問題。在架構新的權力結構羣體時，努力實現權力結構羣體的均衡化，則是勃列日涅夫的又一政治藝術。

在勃列日涅夫的幹部網絡中，有一個以同勃列日涅夫有特殊關係的親信們所組成的無形的圈子，被稱做“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幫”。這個無形的圈子是勃列日涅夫架構的權力結構體系中的重要一脈。

勃列日涅夫生於第聶伯羅捷爾任斯克市，畢業於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冶金學院，擔任過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州委第一書記。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是勃列日涅夫的故鄉，也是他開始在地方一級獨當一面的政治生涯聖地。在這裏，勃列日涅夫有了一個以他爲首、併爲他所熟悉和依賴的幹部羣。這個幹部羣是一種感情，以及難以用文字表達的諸因素的多元組合，在當代西方政治生活中可能不屑一顧，而在蘇聯勃列日涅夫當政的後革命精英年代，卻有了特殊的作用。

勃列日涅夫當政後，大力將這批幹部提拔、安排到一些關鍵部門任要職。這樣，在蘇聯龐大的官僚體系中，實際上形成一個特殊的網絡。這個特殊網絡中的顯要人物有：蘇聯內務部部長曉洛科夫、蘇共中央辦公廳主任巴甫洛夫、烏克蘭共產黨中央第一書記謝爾比茨基、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基裏連科、蘇聯部長會議副主席諾維科夫，以及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副主席齊涅夫、茨維貢、切布里科夫等。

但是，勃列日涅夫構建和安排這個無形圈子是有分寸的、適度的，以利於權力結構的均衡。在勃列日涅夫當政的前期，駕馭蘇聯的“三套車”是勃列日涅夫、彼德戈爾內、柯西金。20世紀70年代後期，當勃列日涅夫的身體條件難以勝任繁重的領導工作時，則形成了以勃列日涅夫爲首的，由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安德羅波夫、蘇聯外交部長葛羅米柯、蘇聯國防部長烏斯季諾夫等組成的影子“三套車”。像出兵阿富汗，就是由這個影子“三套車”最先、最終作出決定的。

在蘇共中央最高決策層中，勃列日涅夫安排蘇斯洛夫掌管意識形態工作，讓葛羅米柯放手主管外交工作。這樣的安排，也是人盡其才。葛羅米柯雖然在赫魯曉夫當政年代就擔任蘇聯外交部長，但是在實際工作中處處受赫魯曉夫的掣肘，很不順心。勃列可涅夫信任葛羅米柯是“國際事務問題專家”，和葛羅米柯用“你”相互稱呼。在勃列日涅夫的放手下，1967年1月、1968年9月，葛羅米柯向蘇共中央提出了《外交政策備忘錄》和《對外政策方針及蘇美關係狀況評價》等兩份文件，闡述了蘇聯外交路線新構思。兩份文件強調：國家利益是外交活動的基本原則;嚴格區分意識形態與國家對外政策之間的不同關係。兩份文件的基本主張都被勃列日涅夫採納，調整了蘇聯僵硬的外交路線。

即使在某一具體部門，勃列日涅夫也注意到權力架構的均衡化。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擔負着特殊的使命。勃列日涅夫安排了無形圈子中的三人任該委員會副主席，而主席一職，卻精心挑選了安德羅波夫。勃列日涅夫曾說：安排由誰來擔任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是件非常困難的事”。勃列日涅夫終於認準了時任蘇共中央書記的安德羅波夫：既在黨內有相應的地位，又取得勃列日涅夫的信任。安德羅波夫果然不負所托，成功地處理了一些棘手問題，且處處表現出大智若愚，使勃列日涅夫很快和他建立了親密的關係。

人事關係人情化，營造情感氛圍，打造富有人情味的公衆形象，是勃列日涅夫架構權力結構的又一特點，使他贏得相對穩定的信任度。

勃列日涅夫上臺時，距十月革命半個世紀了。當年爲推翻沙皇專制統治，創建蘇維埃共和國而連續在一起的革命情誼，已隨着歲月的流逝而淡去。用什麼來充填新權力架構中的這一情感空位，是勃列日涅夫遇到的又一新課題。勃列日涅夫根據自身的條件，營造人情化的情感氛圍，在權力架構中爲自己積累了當政18年的政治資源。

勃列日涅夫以較爲現實的態度對待自己，對待別人。勃列日涅夫承認自己對經濟工作“不太熟悉”，對外交事務“也不太瞭解”，意識形態工作“不是內行”;對幫助他的人，不忘說聲：謝謝。勃列日涅夫出行，會見下屬，總要帶上饋贈的小禮品。至於見面時的擁抱、吻面，成了勃列日涅夫的常規禮節，以致有了“勃列日涅夫式吻”的成說。

　　勃列日涅夫

授勳也是勃列日涅夫的一種工作方式和情感紐帶。勃列日涅夫把接受勳章和授勳都作爲樂事。他自己得了各式各樣、數不清的勳章，光列寧勳章就有5枚;同時還喜歡親自給同僚和下屬授勳。1982年3月下旬，勃列日涅夫不顧重病纏身，堅持來到塔什干，爲烏茲別克共和國頒發列寧勳章。3月23日，計劃安排勃列日涅夫參觀塔什干飛機制造廠。陪同人員擔心他太過疲勞，建議取消參觀訪問。可是，勃列日涅夫斷斷續續地說：“我們答應了參觀工廠。那裏已經準備迎接我們，人都集合好了，在等我們，不太好……會問……會議論，還是去一趟吧。”勃列日涅夫進入飛機裝配車間時，因爲圍觀的人太多，將裝配飛機的木臺壓塌。勃列日涅夫被壓倒在地，耳朵撕裂，右鎖骨骨折。儘管受傷，勃列日涅夫於次日堅持親自爲烏茲別克共和國頒發列寧勳章，並講話;寧可回莫斯科後立即住進醫院。

“伊諾澤姆採夫事件”，表現了勃列日涅夫的人情味的另一面。

蘇聯科學院院士、蘇聯科學院主席團成員、蘇聯科學院世界經濟和國際關係研究所所長伊諾澤姆採夫，曾是爲勃列日涅夫起草各類文稿的“黨的知識分子小組”成員之一。20世紀70年代，該研究所直面世界現實，提出：應當重新處理與歐洲共同市場的關係，重新認識歐洲一體化進程;軍備競賽置蘇聯國家於艱難的境地;把自己孤立在世界一體化進程之外，是多麼的不理智;蘇聯社會也存在通貨膨脹，等等尖銳的問題，並且進行相應的課題研究。伊諾澤姆採夫說：這樣直面現實的研究，目的在於“讓首長們睜開眼睛看到所發生的事情”。不料該所這種科學的研究，竟成了嚴重的罪狀。他們被指責爲：爲什麼不深刻揭露帝國主義?爲什麼不制定與帝國主義進行鬥爭的理論基礎?爲什麼關於緩和問題的提法卻在破壞我們的國防能力?等等。該所被蘇共中央的一些領導人稱做“修正主義老巢”;伊諾澤姆採夫等人被列爲“宣揚反對國家的立場”的“修正主義者”。以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莫斯科市委第一書記格里申爲首，成立了“世界經濟和國際關係研究所專案組”，對伊諾澤姆採夫和該所進行立案偵查。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派出15名工作人員，以各種身份進入該所，監視該所的工作。伊諾澤姆採夫在萬般無奈之下，向勃列日涅夫申訴。勃列日涅夫雖然健康狀況極壞，仍然過問這件事。他打電話給格里申，問：“伊諾澤姆採夫及其研究所出了什麼事?”格里申佯裝不知，說“列昂尼德·伊里奇，關於這件事，我一無所知。我立即調查清楚。”由於勃列日涅夫的干預，格里申悄悄地撤掉對該所的立案和監視，此事纔不了了之。

勃列日涅夫架構權力結構的這些基本做法，不僅適合蘇聯體制的新需要，也爲他個人贏得了一定的信任度。

收穫赫魯曉夫的改革成果

收穫赫魯曉夫改革的成果;抓住國際市場上石油提價之機，擴大石油及石油產品的出口量，積聚財富，增強蘇聯的綜合國力，是勃列日涅夫能當政18年的經濟基礎。

勃列日涅夫收穫赫魯曉夫改革的成果，從觀念、理論層面來說，赫魯曉夫已經打破了斯大林模式的堅冰，擴大了部分企業的管理權，提高了贏利在評估企業實績中的地位。特別是從1962年9月到1963年底，歷時一年多的“利別爾曼計劃”大討論，給出了比較集中的共識：利潤是工作質量的重要指標，是生產發展和利激基金的源泉。“利別爾曼計劃”大討論，實際上成了“新經濟體制改革”的理論準備。

勃列日涅夫收穫赫魯曉夫改革的成果，從實踐層面來說，在他執政的初期，認同柯西金主持的新經濟體制改革，使蘇聯發展國民經濟第八個五年計劃(1966——1970)完成得好於以往任何一個五年計劃。

勃列日涅夫當政後，1965年9月底，柯西金在蘇共中央全會上作《關於改進工業管理、完善計劃工作和加強工業生產的經濟刺激》的報告。根據柯西金的報告，蘇共中央通過了相應的決議，要求從領導經濟工作的行政方法向經濟方法過度，並從提高計劃工作的科學水平，擴大企業經營的獨立性和主動性，完善經濟覈算等三方面採取措施。10月4日，蘇聯部長會議批准了《社會主義國有生產企業條例》，對企業推行新經濟體制的各項政策做了具體、細緻的規定，使企業的權利和義務有了法律依據。1966年，在全國的704家企業中，率先推行新經濟體制。到1972年，全國有4300家企業實行新經濟體制，佔全蘇工業企業總數的87%，佔工業總產值的94%。

考察蘇聯這段歷史，可以如實地把新經濟體制改革看作是赫魯曉夫已經開始的改革的進一步深入。1966年，實行新經濟體制的704家企業，勞動生產率、產品銷售額等指標，均比全行業高出3個百分點，利潤率則高出一倍。由於實行新經濟體制，蘇聯發展國民經濟的第八個五年計劃(1966——1970)完成得好於以往任何五年計劃。蘇聯經濟發展出現良好的勢頭。

新經濟體制改革提出和開始實施時，勃列日涅夫儘管對爲什麼要推行新經濟體制與柯西金存在分歧，但總的來說還是支持的。新經濟體制推行兩年所遇到的阻力和困難，甚至超出了柯西金的預料。因爲新經濟體制改革仍然是就計劃經濟來改革計劃經濟，就斯大林模式改革斯大林模式。新經濟體制改革已經走到了斯大林模式的極限，已經到了必須衝出從戰時共產主義脫胎、發育起來的斯大林模式，改變把由官僚寡頭們層層控制和管理的國家所有制說成是全民財產，革新把服役式地勞動的億萬羣衆說成是國家的主人之類的陳腐觀念，走向市場經濟，實現社會轉型。而這是勃列日涅夫絕不敢想、絕不敢面對，也是絕不允許的。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改革刺激了勃列日涅夫。勃列日涅夫出兵佔領捷克斯洛伐克，以武力鎮壓了“布拉格之春”改革，回過頭來也窒息了國內的新經濟體制改革。勃列日涅夫扼殺新經濟體制改革不像斯士林那樣發動“清黨”、“大清洗”運動，而是讓理論界批制“市場社會主義”，對改革採用釜底抽薪的辦法，使新經濟體制改革無聲地消亡。這是一種人情化的“安樂死”。無論怎樣，勃列日涅夫已收穫了赫魯曉夫改革的成果，使斯大林模式的能量得以最大、最終的釋放。

　　勃列日涅夫

20世紀70年代以來，蘇聯經濟發展的頹勢越來越明顯，幾近停滯。但是，自1973年10月第四次中東戰爭後，國際市場上的石油價格飛漲。1973年，每桶原油的標價是3.01美元，1980年漲到32美元以上。勃列日涅夫抓住這個機遇，大量開採和出口石油，賺取外匯。1981年2月，勃列日涅夫在蘇共26大上說：僅西伯利亞北部的秋明油田，石油開採量就從1970年的3100萬噸猛增到1980年的31200餘萬噸;同期的天然氣開採量從95億立方米猛增到1560億立方米。據統計，1974—1984的10年裏，蘇聯僅出賣石油和石油產品獲得的收入，最保守的估算也達1760億外匯盧布。蘇聯的這筆意外的“石油美元”，支撐了經濟發展停滯後的蘇聯經濟，構成勃列日涅夫當政18年的重要經濟基礎。

　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凝聚民心

提升農村社會生活質量，打造世界霸國地位，是勃列日涅夫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凝聚民心的兩大舉措，成爲他當政18年的國內民心基礎。

蘇聯自20世紀20年代末實現了全盤集體化以後，農民受到國家無孔不入的控制。到了50、60年代，與西歐社會的一般農村相比，蘇聯農村社會的生活質量顯得極其低下。赫魯曉夫當政時期，採取了一些重大的改革措施：廢除農副產品義務交售制，改爲合同收購制;撤銷機器拖拉機站，將農業機器折價賣給集體農莊;放寬對家庭副業的限制;全部勾銷集體農莊對國家連年來的“積欠”。這些措施，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農民的收入，緩解了農村社會的尖銳矛盾。可是，農村社會體制和農業生產體制卻依然保持，赫魯曉夫的這些改革措施，只有過短時的刺激效應。很多集體農莊爲了購買撤銷機器拖拉機站後的農業機器，不僅掏空了所有的流動資金，而且舊債剛剛被免除，又背上了新債。20世紀60年代初，赫魯曉夫又將農業生產出現的困境，歸之爲“農民忙於家庭副業”，前所未有地收緊對家庭副業的限制。因此，農村社會的矛盾和農業生產的困境，是赫魯曉夫被趕下臺的原因之一。

勃列日涅夫當政期間，雖然原封不動地堅守原來的農村社會體制和農業生產體制，但是憑藉比較雄厚的經濟實力，加大對農業的投入;繼續提高農副產品的收購價格;在國際市場上大規模採購糧食和農副產品，降低對農民的收購指標;取消對家庭副業的過多限制。1966年7月1日開始，全國集體農莊莊員實行按不同工種評定工資等級，作爲莊員未來收入的預支。由於實行這一政策，農莊莊員也有了固定的、有保障的工資收入;自20世紀20年代末以來實行的按勞動日計酬的辦法(評工記分)隨之成爲歷史。這些措施都相應地提高了農民的收入，改善了農民的生活。

勃列日涅夫還以有力的行政措施、巨大的財政投入，基本上實現了全國農村的硬路面道路網絡化、電氣化、煤氣化，使農村社會在物質生活條件的現代化方面，上升到新的臺價。

從1966年至1975年，即第八、第九兩個五年計劃執行期間的10年裏，主要由國家投資，輔以多渠道籌集款項，基本實現了硬路面道路(包括混凝土路面、瀝青路面、堅固土路面)網絡化;除保障每個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生產用電之外，保證每個集體農莊莊員和國營農場職工的家庭生活用電;家庭燃料燃氣化。個別過於偏僻的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則實行撤、並。1978年，全蘇人口爲2億6千餘萬，其中1億2百餘萬，即佔總人口的39%生活在農村。近40%的農村人口生活質量接近城市，使城鄉社會生活質量相對和諧，爲勃列日涅夫贏得了農村社會的一定的信任度，有助於勃列日涅夫當政年代的社會相對穩定。

突出國家家利益，打造霸國地位，可以說是勃列日涅夫當政年代的總體目標訴求。

勃列日涅夫當政年代的蘇聯，綜合國力已大大增強。20世紀70年代中期，蘇聯與美國的經濟差距有所縮小。蘇聯在電力、原油、原煤、天然氣，以及鋼等能源和有色金屬的產量方面，還超過了美國。勃列日涅夫憑藉經濟實力，在國內經濟發展中，將85%以上的工業投資用於發展重工業，尤其是軍事工業。在勃列日涅夫當政的18年裏，軍費從1965年的摺合370億美元，增加到1981年的摺合近2000億美元，前後增加近5.4倍，佔全國財政支出近1/3。

勃列日涅夫把擁有強大的軍備和核威懾力量，看作是蘇聯推行全球外交戰略的依託，一手抓核武器的發展，另一手抓常規武器的發展，表示要在軍備競賽中謀求優勢。從1966至1969的3年裏，蘇聯在洲際導彈、潛艇發射導彈的數量方面，從佔美國的1/3達到同美國相等，隨後幾年又超過了美國，只是在核彈頭數量、命中率等方面落後於美國。

海軍戰略的調整，海軍力量的大發展，則是蘇聯上升爲世界霸國之一的重要標誌。

強大的俄羅斯，強大的海軍，是近代以來俄國不變的戰略目標;爭奪海洋是俄國不變的戰略。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俄國海軍仍然被世界各海洋大國封鎖在俄國的近海海域，難以伸展。蘇聯建國後，斯大林雖然極端重視建設和發展蘇聯海軍，怎奈囿於有限的綜合國力，給海軍的定位始終只是“紅軍的忠實助手”，在戰役—戰略方面都是防禦性的。赫魯曉夫當政年代把主要精力放在發展核武器上，海軍發展戰略是維持原方針不變，快速建設和發展潛艇，包括核潛艇和常規潛艇。

勃列日涅夫當政後，憑藉積聚起來的財富和提高了的綜合國力，調整海軍發展戰略，政力於建設以航空母艦、導彈巡洋艦、大型核潛艇爲中心的遠洋艦隊，竭力向遠洋伸展。1975年4月，蘇聯海軍總司令戈爾什科夫指揮蘇聯海軍所有各艦隊參加的、代號爲“大洋--75”的戰役—戰略作戰演習。演習結果表明，蘇聯海軍已由蘇聯近海駛向世界各大洋。戈爾什科夫自豪地稱：蘇聯海軍正以自己的戰鬥勤務兵力，控制着諸多重要的戰略海域。勃列日涅夫終於圓了300年來歷代沙皇的夢，使300年來俄國的夢想成真!

　　勃列日涅夫

在蘇聯74年的歷史中，列寧作爲蘇維埃國家的締造者的地位是無與倫比的。斯大林的驕傲是打敗法西斯德國，贏得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赫魯曉夫可以留名青史的是進行了大規模的墾荒運動，使蘇聯全國老百姓能吃上面包。勃列日涅夫則成就了蘇聯的霸業，使蘇聯成爲世界歷史上兩極格局中令美國生畏的一極。

勃列日涅夫作爲蘇聯領袖確有他自身條件的劣勢。但他以比較務實的態度面對蘇聯的局勢，在後革命精英年代爲自己創造新的執政資源，固守原有的體制，當政18年。平庸，恰恰是平庸成就了勃列日涅夫作爲斯大林模式守業型領袖的一生;作爲斯大林模式的守業型領袖，他也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

2000多年前，中國的《老子》中說：“反者，道之動”，“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事物的發展，往往會走向自己的反面;事物強大了，就會引起衰老。特別是違反事物發展的自然，人爲地塑造事物的強大，那很快就會從頂峯上滑落下來，實際是加速事物的衰亡。從根本上說，勃列日涅夫是不懂事物發展的這一辯證法的。所以，勃列日涅夫當政18年，使蘇聯“不道早已”，其中含義十分耐人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