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氏春秋》曾賞千金挑刺 無人能“增損一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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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氏春秋》是一部宏博奇偉的鉅著,歷來被視爲先秦“雜家”代表作。據《史記·呂不韋列傳》說:“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天下。呂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爲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以爲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可見此書是在秦相呂不韋主持下,由其門下食客(《漢書·藝文志》稱“智略士”)集體撰著而成。呂不韋是名義上的編撰者,有如現在的“主編”。不過,此書既以“呂氏”爲旗號,又在其主持下編撰而成,二者具有不可分割的關係,也是毋庸置疑的。

兼容各家思想

突出強調統一

《呂氏春秋》成於衆人之手,衆人又是頗爲自由地撰著,然後集爲一書,因而歷來被認爲“雜家”著作。其實,兼容幷包各家思想,“諸子之說兼有之”(汪中《呂氏春秋序》),“採精錄異,成一家言”(《呂氏春秋附考》),呈現所謂“雜”的風貌,正是《呂氏春秋》的基本思想特徵。在《呂氏春秋》中,無論儒、墨、道、法,還是陰陽、縱橫、名、農、兵,各家思想都有所反映。儘管時有矛盾、牴牾之處,卻都包容於一書之中。這樣看來,作爲主持編撰者的呂不韋,似乎頗有容納百川的度量。

《呂氏春秋》固然具有雜家“兼儒、墨,合名、法”(《漢書·藝文志》)的基本思想特徵,但也並非無所側重。雜取衆家之長,必有鑑別、抉擇,而且有自己的思想傾向。東漢高誘在《呂氏春秋序》中說它“以道德爲標的,以無爲爲綱紀”,即認爲以道家思想爲主要傾向。《四庫全書總目》則判定此書“大抵以儒爲主”。現在看來,硬要認定《呂氏春秋》以某一家思想爲主,也許是勉強的,因爲此書畢竟以“雜”爲基本特徵。但應該看到其編撰目的,在於“記治亂存亡”,“知壽夭吉凶”(《序意》),實質上是爲秦王朝統一天下作理論準備的。所以書中特別強調“亂莫大於無天子”(《觀世》),並再三宣揚所謂“一”即“統一”的思想。《不二》篇說:“一則治,異則亂;一則安,異則危。”《執一》篇說:“王者執一而爲萬物正……天下必有天子,所以一之也;天子必執一,所以摶之也。一則治,兩則亂。”《大樂》篇又說:“能以一治天下者,寒暑適,風雨時,爲聖人。”由此可見,《呂氏春秋》的思想傾向雖然不主一家,但強調統一的觀點甚爲突出,可以認爲,這是統領全書的一根主線。

《呂氏春秋》曾賞千金挑刺 無人能“增損一字”

內容宏博繁富

體式新穎獨創

《呂氏春秋》號稱“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是我國第一部有組織有計劃集體編撰而成的百科全書式的鉅著。東漢高誘稱其“大出諸子之右”(《呂氏春秋序》)。清代徐時棟贊其“瑰瑋宏博,幽怪奇豔,上下鉅細事理名物之故,粲然皆具,讀之如身入寶藏。”(《呂氏春秋雜記序》)此書保存了大量的先秦文獻和逸聞軼事,內容浩博,涉及廣泛,無論在哲學、史學、文學、經濟學、軍事學、教育學、音樂學、農學、人才學等等領域,都有很高學術價值,在文化史上佔有重要地位。

《呂氏春秋》“總晚周諸子之精英,薈先秦百家之眇義。”(許維遹《呂氏春秋集釋自序》)體式宏大、新穎,前所未有。全書分爲“覽”、“論”、“紀”三大類,各類下分8、6、12組,各組分別包括8、6、5篇,總計160篇文章。編排整飭,自成系統。這無疑是一個新穎的創舉。先秦之文從語錄體到對話體及對話的連綴,再到獨立成篇,最後發展爲《呂氏春秋》式的系統化專著,不能不說是一個具有歷史意義的飛躍。儘管爲了強求整齊,不免有敷衍、割裂、重複之病,但這畢竟只佔全書很小比例。況且此書體式新創,難免有不夠完善之處。整體看來,它在體式上的獨創性、嚴整性、系統性和開放性,確實是難能可貴而值得讚賞的。劉勰即盛讚“呂氏鑑遠而體周”(《文心雕龍·諸子》);章學誠也指出:“呂氏之書,蓋司馬遷之所取法也。”(《校讎通義》卷三)不僅如此,其體式還爲後世的一些專著以及“類書”的編纂,提供了可資借鑑的範例。

指斥時君時政

文風平易曉暢

《呂氏春秋》的文章,現實針對性強,敢於訾議時君,指責時政,頗富批判精神。如《貴公》篇說:“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去私》篇又說:“堯有子十人,不與其子而授舜;舜有子九人,不與其子而授禹;至公也!”《圜道》篇更挑明道:“今世之人主,皆欲世勿失矣,而與其子孫。”這顯然是針對期望“二世三世至於萬世,傳之無窮”(《史記·秦始皇本紀》)的秦王發論的。又如《節喪》篇抨擊當時的厚葬之風,也分明是針對秦王之奢靡而發的。敢於指斥時君世主,放言無憚,充分展現了戰國時代勇於爭鳴的時代風氣。

值得注意的是,《呂氏春秋》雖然時有尖銳之論,但全書文章大都立論平穩,擺事實,講道理,不作空言,不尚文采,平易曉暢,頗有務實之風。與諸子之文相比較,它不像《孟子》的滔滔雄辯,不像《莊子》的汪洋恣肆,不像《韓非子》的鋒芒畢露,也不像縱橫家的辯麗橫肆,其風格頗近似《荀子》之文。也許,所謂“著書布天下”的“荀卿之徒”,便是此書的主要執筆者。

史載《呂氏春秋》書成,呂不韋十分得意,大肆炫耀,公然“布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延諸侯遊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史記·呂不韋列傳》)似乎此書盡善盡美,無懈可擊,一字千金。其實真相在於,當時秦相呂不韋權勢煊赫,令人畏懼,誰敢去“增損一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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