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治通鑑》爲何會對日本的影響頗深呢？

《資治通鑑》是我國第一部用編年體撰寫的通史。它是北宋著名歷史學家司馬光費時十九年而完成的長篇鉅著。

這部史書有許多特點和優點，爲我國曆代史家所稱道，不僅在我國史學史上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而且也對日本史學的發展及其政治思想以巨大的影響。

《資治通鑑》完成於1085年，這部書傳到日本並不是一帆風順的。

北宋以前的隋唐時期是中日兩國文化交流的黃金時期。

中國大量的文化典籍暢通無阻地輸往日本;中國的史書如《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晉書》等，早已在日本廣爲流傳。

可是，北宋王朝卻對史書的外傳進行了嚴格的控制，指定許多書不準輸出國外。所以在日本的史書上反映出這個時期“大陸史書中絕”。

北宋之所以禁阻史書外流，是因它受到契丹的威脅而出於國防的安全來考慮的，認爲一些史書有“縱橫權譎之謀”，是“國之利器，不可以輕易出示人”。

《資治通鑑》這部書是專門記述國家“治亂之道”，爲統治者提供統治術的重要著作，當然是要把它視爲國家機密，不肯輕易輸往外國的。也正是出於同樣的原因，這部書的出現立即引起了國外的重視。

哲宗元符二年(1099)，高麗專門遣使請買《冊府元龜》和《資治通鑑》，但只許買《冊府元龜》，而不許買《資治通鑑》。高麗在當時是比較友好的國家，尚且如此。可以想見，《資治通鑑》到關係已較冷淡的日本更非一件易事。

但是，當時宋朝和日本有着民間的貿易往來。日本非常喜歡宋版印刷的書籍，往往以重價收買。有些商人爲了謀利，就不顧禁令把書籍偷偷運往日本。加之，北宋末南宋初兵荒馬亂，控制失馭，許多書籍爲日本所得。

據日本的《宇槐記抄》所載，較《資治通鑑》成書稍早的《新五代史》和《新唐書》經歷了大約八十年左右的時間終於傳到日本。

如果照此推算，《資治通鑑》可能是在十二世紀中葉傳到日本的。這種推算不一定準確。

然而耐人尋味的是日本“鏡”類的史書，如《大年鏡》、《今鏡》、《水鏡》、《增鏡》等都成書於《資治通鑑》之後，它們用編年體敘述了從神武天皇到後醍醐天皇的歷史，前後基本能相互銜接。

其中《大鏡》成書最早，以前曾有人認爲它成書於1025年，但經日本學者考證，確認成書在1115年到1133年之間，仍在《通鑑》之後。

而且“鏡”和“鑑”在漢語中是一個意思，在日本語中不僅同義，而且同音，都讀作“かがる”。

從日本文化富於模仿性的角度來看，日本的史書稱“鏡”不大可能是日本文化自身的產物，顯然是受了以古爲鑑而命名的《資治通鑑》影響的結果。

關於這一點，日本江戶初期著名大學者林羅山也說：“我邦有水鏡、大鏡、增鏡等……蓋是相似溫公之通鑑，範氏之唐鑑，張氏之帝鑑等之名與?”他也認爲日本“鏡”類史書的出現和《通鑑》有其淵源。

如果這個判斷能夠成立的話，那麼這部書的傳入日本大約經歷了四十年左右的時間。這正是北宋和南宋的交替時期。

《資治通鑑》一經傳入日本，就引起了日本許多思想家和政治家的重視，他們非常愛讀此書並給以很高的評價。

江戶時代古學派的創始者，著名的哲學家山鹿素行稱讚“司馬氏之《通鑑》是史之大要”。歷史政論家賴山陽說：“欲觀治亂，莫如《通鑑》”。

另一個著名思想家物徂徠，極力貶斥《通鑑綱目》，而大加褒獎《資治通鑑》。認爲《通鑑》遠勝於朱子的《綱目》，肯定了它的史學成就。

幕末時期被稱之爲維新四傑之一的吉田松陰讀《通鑑》尤爲細心，曾專門寫了《通鑑抄》一書。

由於《資治通鑑》“探治亂之道，上助聖明之鑑”，意在爲統治者提供政治經驗、歷史教訓、統治方法等等，這對於日本歷代的上層統治者具有極大的吸引力。上至天皇、幕府，下到諸藩及其弟子，都把它做爲學習的重要內容。

據《花園天皇宸記》所載，鎌倉時代的花園天皇(1308—1318)除《貞觀政要》、《羣書治要》外，《資治通鑑》是他和幕府都愛讀的書，以便用於治民。在他之後的後醒醐天皇曾召請當時日本的名僧玄惠法印在宮廷的經筵上講《資治通鑑》。

在幕府末期，收容諸藩弟子的“書生寮”研究《資治通鑑》之風很盛行，並且專門成立了“通鑑會”。可見《通鑑》在日本成了培養統治人材的教科書。

明治天皇即位後，非常喜歡漢學和歷史，《資治通鑑》是他學習的重要內容，每月定時講習。在《華城田中內記》中的“日本復古詩”裏記載了明治天皇在“東京駐輦中，詔諸侯講書籍”的一首詩。說：“神皇正記保建記，龍門書編涑水篇，日日御前舍杜若，疑團抱者出宸筵。”這裏的“涑水篇”就是指《資治通鑑》。

明治初年，正是日本多事之秋，他這樣注重《通鑑》，無疑對他加強統治和進行維新是有所裨益的。

尤爲重要的是，《資治通鑑》的傳到日本引起了日本歷史學家的極大關注，給日本史學的發展以深刻的影響。

由於《通鑑》有以下幾個特點：一、使觀者明古今之治亂以引爲鑑戒，能爲當權者提供統治經驗;二、鮮明而又突出地宣揚大義名分思想，以維護封建統治的秩序;三、標榜“據事直書，使之善惡自見”，以達到勸懲教訓的目的;四、是一部編年的通史，體例新穎，按年紀事，條分縷析，精煉不繁，便於閱讀等。

這些都使日本學者感到別開生面，使他們受到了啓發，爲編寫新的日本歷史提供了一個新的範例、方法和指導原則，從而使日本史學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