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洋大盜們都從何而來：江湖何以成就江湖

“江湖”一詞原本泛指三江五湖，尤指長江與洞庭湖，而俗稱“黑道”的江湖，大概形成於兩宋社會。指代自然環境的“江湖”演變出後者的意思，恐怕並非偶然。那些具有反叛性的遊民，不論出於自保還是求生，開始自發組織力量對抗國家秩序，從而營造出一個遊離於王朝管理體制之外的江湖社會。然而，這個具有文化象徵意義的“江湖”，其形成與自然地理上的江湖頗有關係。顧炎武說：“濱江則有江盜，濱湖則有湖盜”。呂思勉先生也注意到“古之爲盜者，率多保據山澤”(《呂思勉讀史札記》)，陳涉起於大澤;桓楚亡命澤中;黥布號稱鄱盜;彭越常漁於鉅野;劉邦身匿芒碭山澤間;陳友諒乃沔陽漁家之子;歷史斑斑可鑑，所謂“江湖”、“江洋大盜”諸詞，估計都派生於此類水上“盜匪”。地理的江湖造就好漢們的江湖，最快意的莫過於水泊聚義的梁山好漢。梁山泊不僅成就了英雄，也成就了流傳後世的《水滸傳》。

梁山泊之外，洞庭湖、鄱陽湖、太湖均號稱東南巨浸。洞庭湖地處長江中游兩湖之間，其水域於宋元明清時期最爲遼闊，“江陵而下，地與澤半”，襟江帶湖，素稱澤國。明人王士性《廣志繹》載：“洞庭水漲，延袤八百里，盜賊竊發。”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載：“漢沔之間，湖泊遼曠，萑葦茂密，盜賊竄匿之區也。嘉靖間，漢川風門河一帶上下數十百里，羣盜出沒，劫殺商船。荊門州治四維，湖山相半，如沙洋等處，素稱盜賊淵藪。”

洞庭湖區內影響最大的盜匪活動，莫過於發生於南宋的鐘相、楊幺起義。建炎四年(1130)，鐘相自稱楚王，率衆起事，憑據洞庭湖深廣險阻的地理優勢，以宗教活動相聯絡，倡議“等貴賤、均貧富”，波及環湖地區十九州縣。鐘相死後，楊幺繼起，利用洞庭湖港汊交錯的地形大建水寨，一度達到七十餘座。另又製作大型車船無數，多次重挫官軍，包括著名的石牌大捷。《水滸傳》有詩云：“蓼兒窪內，前後擺數千支戰艦艨艟;水滸寨中，左右列百十個英雄好漢。”似乎就是楊幺水軍利用水寨、車船進行水上作戰的真實寫照。不論楊幺起義與《水滸傳》是否有淵源，僅就形式而言，兩者相似之處頗多：皆憑依八百里曠渺煙波，“陸攻則入湖，水攻則登岸”，隊伍的機動性和靈活性大大提高，形成一種獨特的水泊嘯聚的遊擊模式。

古代的鄱陽湖也是一個盜賊集聚之地。鄱陽湖地處九江沖積扇以南，湖口以下如同一個巨大的水囊，吊掛在江西三面環山的平原區域。其變遷與洞庭湖相類似，秦漢時期雖非大澤，但也是水網密佈的湖沼景觀。秦亡之際，黥布與驪山之徒聚集於九江水域(很可能是江北的彭蠡澤)，號稱“鄱盜”。唐宋以後，湖區漸大，盜匪爲患愈烈。章潢《圖書編總論》雲：“鄱陽匯合三江，波濤瀰漫，盜賊舸艦率以爲歸，遂爲豫章諸郡之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