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生報國的悲劇——孔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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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融在《三國演義》中,不算主要人物,第四十回,孔融之死的原因是,曹操起兵三十萬,欲掃平荊州,征伐劉表、劉備與孫權。孔融認爲不可,並說“以不仁伐至仁,安得不敗乎!”此話被郗慮報知曹操,同時他又在曹操面前,說起孔融往昔的狂傲,曹操盛怒之下,誅殺…孔融在《三國演義》中,不算主要人物,第四十回,孔融之死的原因是,曹操起兵三十萬,欲掃平荊州,征伐劉表、劉備與孫權。孔融認爲不可,並說“以不仁伐至仁,安得不敗乎!”此話被郗慮報知曹操,同時他又在曹操面前,說起孔融往昔的狂傲,曹操盛怒之下,誅殺了孔融全家,在演義中就此落幕。事實上孔融的坎坷變幻,遠不於此。
孔融是孔子二十世孫,自幼以孝知名,文采蜚聲一代,是建安七子之一。他的仕途從中央到地方再到中央,在漢末史上,充滿着多變的色彩。
嘉平六年(171年),二十五歲的孔融,在司徒楊賜府爲司徒掾(司徒府中的部門負責人),開始進入仕途。當時正暗中調查貪官,孔融檢舉的官吏,多是宦官親族,此事尚書覺得畏難,孔融卻嚴辭不阿。中平元年(184年),何進封爲大將軍,孔融奉命致賀,被阻於門外,憤然而去,爲此何進曾派出刺客,刺客進言於何進,孔融名氣大,此舉不是爭取人心的辦法,當予重用纔是,因此孔融又擢升爲侍御史(主管宮中奏事,彈劾官吏等)。董卓專權時,又爲司空掾,三日後,升遷爲虎賁中郎將(負責宮中警衛),對董卓廢立,孔融匡正直言,觸犯了董卓,再轉爲議郎(負責顧問的應對)。
初平元年(190年),黃巾侵擾州郡,北海國(今山東昌樂西)地處要衝,董卓調任孔融爲北海相(朝廷派往諸侯國的鑑察官),可能是董卓眼不見心不煩。
孔融在北海,以濟世爲自任,舉薦賢才,重用儒士,尤其崇敬經學大師鄭玄,在高密縣(今山東高密)特立鄭公鄉。不久,幽州叛軍突至城下,北海一片惶恐,孔融出城遊說叛軍,穩住了局面,又與別將夜襲幽州軍,收在部下,但後來這些人還是叛逃而去。
初平二年(191年),孔融動員吏民,治軍講武,並與鄰近互爲聯合。黃巾張饒所部二十餘萬,由界內經過,孔融酒後迎戰,被張饒所敗,退守朱虛縣(今山東臨朐縣東),收集散兵,並安置被黃巾裹挾的四萬餘衆,置城邑,立學校,推行儒術,彰顯孝道,對於無家死亡者,予以妥善安葬。一年後,黃巾管亥又來攻城,孔融自料不敵,向平原相(今山東平原縣)劉備求救,劉備以三千援軍解圍。
興平元年(194年),北海處在黃巾的漩渦中,孔融退走徐州(治所在今山東郯城縣),正值陶謙去世,曾力勸劉備擔任州牧。興平二年(195年),劉備推薦他爲青州刺史。當時青州刺史有三人,田楷爲公孫瓚任命;袁譚爲袁紹所立,孔融僅佔據北海國中一、二個縣城。建安元年(196年),因孔融不依附袁紹,被其子袁譚所攻,自春至夏,袁兵猛烈進攻,戰鬥異常激烈,北海兵僅剩數百人。孔融卻憑案讀書,小城終於在夜間失陷,妻子被虜,他敗逃東山。
建安元年九月,漢帝遷都許縣,四十四歲的孔融,被徵召爲將作大匠(掌管宮室修建的官員)。新都草創,朝中議會或應對事宜,都是孔融主持其中,公卿僅列名次,可見他的學識,在當時是有影響的。現舉三例,可見孔融從政的見地。
馬日磾奉命出使淮南,有意接近袁術,而袁術卻輕視他,並奪其符節(代表中央使臣的一種象徵),至使馬日磾嘔血而亡,公卿所論是要以禮制表彰他。孔融認爲,袁術叛逆蓄謀已久,日磾在彼近一年,必有所知情,卻態度曖昧,今皇上體撫舊臣,未加追查細情,就已是很寬恕了,此事不宜過渡宣揚。
建安二年,袁術僭越帝位,太尉楊彪與袁術有親屬關係,曹操以此欲藉機除掉楊彪,將他下獄勘問。孔融認爲楊彪,三世三公相漢,德高望重,未曾與袁術同流。所以急切找到曹操,以周禮“父子兄弟罪不相及”爲其辯解,曹操內心雖是耿耿於懷,但找不出楊彪與袁術的任何瓜葛,罪名難以成立,最後只好放了楊彪。
建安四年,孔融調任爲少府(掌管皇帝衣帽、膳食的管員),當時荊州牧劉表,不向朝廷進貢,又自行郊祭天地,是僭越行爲。漢帝詔示羣臣討論,孔融分析道,劉表雖然拔扈一方,罪不容赦,但是爲了當前大局,暫時還不易掲露他,因爲他地處偏遠,不可能有大的作爲,陛下應以國家爲重,一旦聽說不軌就興兵討伐,這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的辦法。我以爲要先放一放劉表的事,以便鞏固全局。孔融對曹操,言語多有譏諷,來表明自己態度,史有其例是:建安九年(204年),曹操攻佔鄴城,曹丕私納袁熙之妻甄氏,孔融致書於曹操說,“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曹操事後問孔融,出自那種典籍?孔融回答“以今度之,想當然耳。”建安十一年(206年),曹操北征烏桓,孔融曾說,“大將軍遠征,蕭條海外。昔肅慎不貢楛矢,丁零盜蘇武牛羊,可併案也。”意思是說,商周時的肅慎族,不向伐紂的武王貢獻楛矢(楛是一種做箭桿樹木);前漢蘇武在北海放牧,羊羣被丁零人盜走,這些事都可以一併結案了。稍後,孔融反對曹操禁酒,曾說“人有旨酒之德,故堯不飲千鍾,無以成其聖,且桀紂以色亡國,今令不禁婚姻也。”再後,孔融爲了限制其權力,上奏漢帝宜推行“王畿制”,即在京城千里內,不予分封。因孔融知名,曹操表面上雖似寬容,但心中卻非常忌恨。
有一個叫郗慮的人,深解曹操之意,他上奏漢帝,因爲一些小過,力諫罷免孔融。郗慮與孔融是同鄉,他的帶頭,頗有震撼力。再後由曹操出面,致書於孔融,勸說孔融與郗慮和解,不要因爲一些誤會,成爲隔閡。書中重點在最後一句,“破浮華交會之徒,計有餘矣。”意思是說,你不要再誇誇其談,並結交類似的朋友,暗示孔融站到曹操這邊。建安十二年(207年),曹操又推薦他爲太中大夫(掌管議論政事)。這一軟硬兼施的信號,並沒改變孔融的初衷。
孔融直言無忌,聞人之善極力宣揚,面告其短退稱所長,知無不言以爲己過,所以海內英賢都信任他,經常是賓客盈門,“坐上客恆滿,尊中酒不空”。孔融的威望,終於使曹操採取了果斷措施,使郗慮再次羅織罪名,令路粹出面,掲發孔融的“四大罪狀”:一,在北海見漢室多故,招集徒衆說,“有天下者,何必卿金刀。”又與孫權使謗訕朝廷,這是叛逆證據。二,身在公卿之列,衣冠有違禮儀,帶頭冒犯朝威。三,孔融曾說,“父之於子,當有何親?論其本意,實爲情慾發耳。子之於母,亦復奚爲?譬如寄物缶中,出則離矣。”這些有悖人倫之說,是大逆不孝表現。四,孔融與禰衡相互吹捧,禰衡說孔融是“仲尼不死”;孔融回答是“顏回復生”。以上所爲,應處予重罪。
曹操以此爲典型,於建安十三年(208年)五月,誅殺了孔融與其全家,就這樣五十六歲的孔融,被劃上叛逆加不孝的句號。因爲孔融在社會上,影響重大,事後,曹操又覺得難以服衆,所以又親自發布一篇“宣示孔融罪狀令”,在這篇文告中,曹操不談叛逆,只着重指出他“違天反道,敗論亂理”的罪名,宣示於諸軍將校,並以此搪塞世人。
縱觀孔融一生,他的仕途並沒有帶給他多大榮耀,而他的落幕是,以孝知名又毀在孝字上,真是有些不可思議。孔融曲折的經歷,詮釋了一個書生報國,心有餘而力不足的悲劇,他的實踐可以從三個方面總結。
第一,孔融就任一方,在大動亂中,雖然也曾整軍備武,但看不出他的自衛能力,說明他缺乏軍事才能。而他的要旨是,試圖以興學重儒,舉薦人才,達到以文治亂的目的,結果證明,在亂世權變中,到處碰壁。孔融近乎荒唐的臨陣對敵,又只能是屢屢敗北。這股書生氣,在兵荒馬亂中,顯得即蒼白又不合時宜,面對這一現實,孔融並沒有從失敗中,感悟到教訓與啓示。
第二,孔融在中央,無論是董卓還是曹操當權,他敢於不懼權勢,直言不諱,嫉惡揚善,試圖以自己意願,匡正朝綱,這些都寄託着孔融濟世的才識。低調處理馬日磾;全力營救楊彪;對劉表知而不發,這些主張,應該說有利於當時政局的穩定,說明他在從政上還是有高明之處,倘若在治世時,說不定他會大有作爲。孔融投身在衰微的亂世,力圖再造中興,只能是他一種夙願。《後漢書》說他,“負其高氣,志在靖難,”就是這種寄託。
第三,孔融出身世家,正統思想根深蒂固,他與曹操,是同時代人,但他與曹操的政治取向,是截然不同,當初,袁紹、曹操初露頭角時,有人勸他要結識一方,孔融深知袁、曹終要圖謀漢室,怒殺其人,表明了他的立場。
十多年來,曹操大權在握,在朝中扶植親信,挾天子令諸侯,已成爲既定的事實。孔融在曹操控制下的朝廷中,敢於鋒芒畢露,抵制曹操,可見他不懼權勢,是有些膽略,但這種無畏的對抗,沒有一點用處,也不可能左右大局,相反,必然爲曹操所不容。曹操誅殺孔融,就是要在朝中,清洗那些擁漢勢力,以便攫取更大的權力。果然,孔融被殺後,六月曹操自立爲丞相。
按孔融的一貫所爲,不可能如路粹所說,是背叛加不孝。曹操在“宣示孔融罪狀令”中,不提叛逆一節,就已否定了這一點。在所有罪狀中,孔融的一些言論,是在什麼情況下說的,是否真如此,已無從查證,即使如路粹揭發,一些有損於形象的戲虐之言;還有他推薦的袮衡,給曹操帶來的揮之不去的陰影。這些也不足以構成死罪,更何況是株連全家!曹操含糊其辭處置了孔融,更加無所顧忌。七月,曹操親率大軍征討荊州,邁進了赤壁之戰的前夜。
孔融不具應變之策,僅以書生的熱情,衝在治亂的實踐中,實際上是志大才疏,註定要倒在強權下。反之,即使曹操不殺他,恐怕他也難有作爲。
孔融對曹操,言語多有譏諷,來表明自己態度,史有其例是:建安九年(204年),曹操攻佔鄴城,曹丕私納袁熙之妻甄氏,孔融致書於曹操說,“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曹操事後問孔融,出自那種典籍?孔融回答“以今度之,想當然耳。”建安十一年(206年),曹操北征烏桓,孔融曾說,“大將軍遠征,蕭條海外。昔肅慎不貢楛矢,丁零盜蘇武牛羊,可併案也。”意思是說,商周時的肅慎族,不向伐紂的武王貢獻楛矢(楛是一種做箭桿樹木);前漢蘇武在北海放牧,羊羣被丁零人盜走,這些事都可以一併結案了。稍後,孔融反對曹操禁酒,曾說“人有旨酒之德,故堯不飲千鍾,無以成其聖,且桀紂以色亡國,今令不禁婚姻也。”再後,孔融爲了限制其權力,上奏漢帝宜推行“王畿制”,即在京城千里內,不予分封。因孔融知名,曹操表面上雖似寬容,但心中卻非常忌恨。
有一個叫郗慮的人,深解曹操之意,他上奏漢帝,因爲一些小過,力諫罷免孔融。郗慮與孔融是同鄉,他的帶頭,頗有震撼力。再後由曹操出面,致書於孔融,勸說孔融與郗慮和解,不要因爲一些誤會,成爲隔閡。書中重點在最後一句,“破浮華交會之徒,計有餘矣。”意思是說,你不要再誇誇其談,並結交類似的朋友,暗示孔融站到曹操這邊。建安十二年(207年),曹操又推薦他爲太中大夫(掌管議論政事)。這一軟硬兼施的信號,並沒改變孔融的初衷。
孔融直言無忌,聞人之善極力宣揚,面告其短退稱所長,知無不言以爲己過,所以海內英賢都信任他,經常是賓客盈門,“坐上客恆滿,尊中酒不空”。孔融的威望,終於使曹操採取了果斷措施,使郗慮再次羅織罪名,令路粹出面,掲發孔融的“四大罪狀”:一,在北海見漢室多故,招集徒衆說,“有天下者,何必卿金刀。”又與孫權使謗訕朝廷,這是叛逆證據。二,身在公卿之列,衣冠有違禮儀,帶頭冒犯朝威。三,孔融曾說,“父之於子,當有何親?論其本意,實爲情慾發耳。子之於母,亦復奚爲?譬如寄物缶中,出則離矣。”這些有悖人倫之說,是大逆不孝表現。四,孔融與禰衡相互吹捧,禰衡說孔融是“仲尼不死”;孔融回答是“顏回復生”。以上所爲,應處予重罪。
曹操以此爲典型,於建安十三年(208年)五月,誅殺了孔融與其全家,就這樣五十六歲的孔融,被劃上叛逆加不孝的句號。因爲孔融在社會上,影響重大,事後,曹操又覺得難以服衆,所以又親自發布一篇“宣示孔融罪狀令”,在這篇文告中,曹操不談叛逆,只着重指出他“違天反道,敗論亂理”的罪名,宣示於諸軍將校,並以此搪塞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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