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生活到底是什麼樣的 農民的生活到底幸福不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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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真的瞭解宋朝生活嗎?小編給大家提供詳細的相關內容。
中國長久的處於農業社會,農民長期是國家的主體。大多數時候是一個王朝物質財富的創造者,國家軍隊的主要兵員提供者和國家徵收賦役的主體。因此農民的生活就具有代表性,農民的生活的狀況,實際上是一個王朝富足程度的象徵。一個“民無所食,衣衫襤褸”的朝代是不能算作富裕的。
我們這裏説的農民通常指的是自耕農。
自耕農是一個小範圍的概念,自耕農是農民的主要組成部分。自耕農階層自身的穩定與否,不僅直接影響這一階層的生存、發展,且對整個國家能否良好運轉都具有重要影響。財產穩定是一個關鍵指標,自耕農大規模破產往往就是一個王朝滅亡的先兆。
農民是一個寬泛的概念,獵户、魚户都算做農民。自耕農説白了就是進行糧食生產的。那麼宋代的自耕農是怎麼來的呢?
自耕農的來源也是多途徑的。有的是家庭是“目不識丁”,而有的家庭卻是“耕讀傳家”,很明顯同是自耕農來源卻不相同。
早在商周時期,有部分農民以“蓺稷黍”、“蓺稻樑”為業,擁有自己的小家庭,可以認為是我國最早的自耕農雛形。春秋戰國時期鐵犁牛耕的推廣,自耕農的數量也迅速增加。秦漢時期自耕農已經成為國家的主體。
宋代自耕農的第一個來源:上一輩自耕農的傳承,也就是祖祖輩輩都是耕農的。
北魏至唐朝中前期實行的均田制,並非剝奪農户原來的自有土地,而是國家把自己掌握的一部分土地分給農民。兩税法之後均田制遭到破壞,均田農户成為事實上掌握土地所有權的自耕農。北宋的建立沒有經過大規模的農民起義,土地也未進行重新分配,所以北宋自耕農階層中很大一部分直接沿襲於唐末五代的自耕農。
宋代自耕農的第二個來源:佃户上升。
史學界經常用“田制不立、不抑兼併”來對宋代的土地政策加以概括,只要有錢就能買到土地。一部分勤於勞作的佃户,稍有積攢就買田置地獨立出户上升為自耕農。《袁氏世範》中有一句話經常被學者引用:“貧富無定勢,田宅無定主,有錢則買,無錢則賣。”胡宏的一句客户“或丁口蕃多,衣食有餘,稍能買田宅三五畝,出立名户,便欲脱離主户而去”,佃户購買土地的慾望還是很強烈的。
宋代自耕農的第三個來源:鄉村地主地位的下降。
上邊説了,“貧富無定勢”,貧者可以上升,富者也會下降。一部分經營不善的地主破產後成為自耕農。有的地主是因為分家導致大塊土地被子弟分出,幾代之後這些人就成為自耕農了。也就是老話常説的:“富不過三代。”
朱熹就曾感慨道:“人家田產,只五六年間便自不問,富者貧,貧者富。”
土地是自耕農最重要的財產,土地的數量和質量可以算作衡量自耕農的財富的標準。富者連田阡陌,窮者無立錐之地,説的就是這個道理。
土地的數量:
宋代是鼓勵農民大膽開墾荒地的,北宋初期戰亂甫平,出現了大量國有荒閒地。以開封附近為例,“京畿周環二十三州,幅員數千裏,地之墾者十才二三,税之入者又十無五六。”
就差説一句:大家都到西北去,開墾荒地耕種三年就算作自己的土地,前三年免除賦税哦。
據《宋史》卷 173《食貨志》記載,太祖開寶九年(976 年)全國墾田數為 295 萬餘頃,到真宗天禧五年(1021 年)增加到了將近 525 萬頃,僅 45 年時間墾田數就增加了 78%。
太宗遷晉、雲、朔等地農民到開封西部附近,“墾田頗廣,民多致富”。
北宋政府為了恢復發展經濟和增加税收,採取的鼓勵農民墾荒和耕種逃户田的政策,不僅使經濟得到了迅速的恢復發展,也扶植鞏固了一大批新的自耕農民。宋代政府積極鼓勵農民墾荒,農田的開墾率達到了很高的程度,在真宗天禧五年(1021 年)時達到了近 525 萬頃。
可以想象去開墾荒地的多為無地的流民、客户和少地的下户農民,他們通過自己辛勤的勞動擁有了對所墾荒地的所有權,使之成為“永業”。
擁有土地,最起碼衣食無憂。
畝產量:
史學界經常認為宋代實行的是“不抑兼併”的土地政策,其實不然。不官是宋代統治者還是士大夫,都主張實行限制土地兼併的政策。宋朝的統治者很清楚,自耕農的小土地所有制才是自己賴以統治的基礎。
但是宋朝的統治者並沒有抑制土地兼併,相反卻鼓勵土地的流轉。事實證明這個策略非常正確,提高農民各個階層的勞動積極性和生產效率:上户地主階層如果不善於經營就會下降為自耕農甚至佃農;中下户自耕農民勤於勞動,則可以上升到地主的行列。
這樣的措施就逼迫農夫不得不提高畝產量,提高生產效率,土地復耕。
早期農業的發展看中耕種的廣度,橫向發展表現為鐵犁牛耕的推廣。眾所周知,宋是一個小國地區性的王朝,土地並沒那麼多,加之另一些原因,宋代自耕農看中對有限的土地深耕種,其表現為精耕細作。宋代的農業勞動生產率比隋唐時有了很大提高,大約是唐朝的二到三倍。
精耕細作靠的是勤勞,“勤於耕畬,土熟如酥;勤於耘籽,草根盡死;勤修溝塍,蓄水必盈;勤於糞壤,苗稼倍長。”而中國農民最不缺少的就是勤勞。
這都促進了自耕農財富的積累。
賦税。賦税也是衡量自耕農是否富裕的標準。“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佔有一塊土地的鄉村民户作為國家直接控制的編户齊民,有向政府納税服役的義務。如果統治者行苛政,橫徵暴斂。畝產量再高,大部分如果被國家拿走,那自耕農還是依舊貧困。那麼宋代的賦税程度如何呢?
中國古代社會,自然災害頻繁,政府和民間除了採取建水利、設立義倉等主動預防性的措施以外,很多時候只能被動應付,現代社會也是如此。
傳統的農耕區處於季風性氣候區域,這種氣候怎麼説呢?就是旱澇不定,有時候連年大旱滴雨不下造成穀物顆粒無收;有時候是連年陰雨,洪澇災害哀鴻遍野。
宋代是古代大型的統一王朝中發生自然災害頻率較高的。桂慕文根據相關資料統計得出,從宋太祖建隆元年(960 年)到南宋帝趙昺祥興二年(1279 年)的 319 年中,有297 年發生自然災害,佔其統治年數的 93.1%;只有 22 年風調雨順,僅佔 6.9%。較之中興時代的唐王朝,其自然災害的頻率顯然高多了。
這種極大的不確定的性就促使中國人發散智慧興修水利工程,大禹治水也可以看作是興修水利的傳説。準確可考的水利工程可以追溯致春秋戰國,西門豹主持修建的引漳灌鄴水利工程,魏國從公元前四世紀中期起開始開鑿的溝通江淮黃的運河鴻溝。最著名的當屬秦國李冰主持修建的都江堰,真是惠澤千年啊,“天府之國”都江堰功不可沒。
除此之外,體恤民情輕徭薄賦免除賦税也是必要的措施。
宋代統治者和士大夫一般都比較關注民生,常年都較為重視興修水利、儲備餘糧、興建義倉用以備災。譬如《宋史》記到,宋初“一遇水旱徭役,則蠲除倚格,殆無虛歲,倚格者後必兇欠,亦輒蠲之”,“每遇水旱,輒輕馳賦租;或因赦宥,又蠲放、倚閣未嘗絕。”
關於中國古代社會農民的賦役負擔及對生活產生的影響,這樣的觀點一直佔據了主導:歷代的剝削方法雖不同,但封建剝削的實質是直接生產所得的剩餘生產物,幾乎全部都繳納於民間地主與封建國家,除了維持自身與親屬的生存而外,別無餘糧。
如果真的是這樣,宋也不會被冠上一個“富”字了。
總體的賦税負擔:
宋朝建立初期,太祖吸取五代十國滅亡的經驗教訓,實行較為輕省的賦税政策,使凋敝的社會經濟迅速恢復。
皇祐、治平年間國家的總賦税就已經“一億萬(貫)以上,歲費亦一億萬以上。”税入是唐代的數倍之多,“本朝二税之數,視唐增至七倍。”南宋葉適也不無羨慕的説道:“祖宗之盛時,收入之財,比於漢唐之盛時一再倍。熙寧、元豐以後,隨處之封椿,役錢之寬剩,青苗之結息,比治平以前數倍。”
這樣的賦税是不是意味自耕農的賦税很重呢?
其實不見得。
第一,前邊説了宋代勞動生產率是唐代的二到三倍,唐代糧食畝產平均約為米一石,到了宋代每畝平均可產米二石,是唐代的兩倍。在糧食畝產提高、税率不變的情況下,國家總的税收額當然也會大幅上升。
第二,宋代工商業很發達。據賈大泉的研究,神宗熙豐年間賦税總入為 7070 萬貫,農業兩税收入為 2162 萬貫,佔賦税總收入 30%,其餘 70%大部分為工商業税收。杜文玉通過計算也得出,宋真宗天禧末年工商業收入在政府財政收入中的比例高達 78.6%,工商業收入的絕對數是唐代的三倍之多。
這些數字不能説準確,但宋代政府非農業收入大大超過農業收入則是確定無疑的。這就表明宋代龐大的財政收入,並不是以加重對農民(主要是主户中的自耕農)的剝削來實現的。工商業税收超過農業税所得,這是不可思議的現象。
第三,隱田,也就是偷偷開荒。這種偷偷開墾的土地,收入可全都是自己的。據杜文玉研究,馬端臨在《文獻通考》卷 2《食貨典二》中記載唐天寶中的耕地面積不是真正的墾田數,唐代實際的墾田最高時為620 餘萬頃。唐尺比宋尺小,唐代一畝約合今 0.783 畝,宋代一畝約合今 0.974 畝,如果把以上耕地換算成今畝,唐代耕地為 485 萬多頃,宋代為 511 萬多頃。唐宋都有隱田現象,宋代耕地多於唐代,賦税高也是理所應當。
工商業的繁榮提高了農副產品的商品率,其次家庭手工業也是自耕農拓展財富的手段。這應該是宋代自耕農的多種經營!
吳曉波做過數據研究,他推測宋代的城市化率在32%。1978年中國的城市化率是15.7%,這就是差距。宋代養活了當時全世界最多的城鎮人口,兩宋的都城人口都在百萬!沒有繁榮昌盛的商品經濟是不可能出現這樣的盛況的。
農副產品的商品化,居住在城鎮周圍的自耕農已經脱離了傳統的種植業,出現了大面積種植瓜果蔬菜的特殊景象被稱之為專業户,如果農、菜農。瓜果蔬菜的收益可是很高的,靠近城市就地販賣,專業户普遍富裕起來。
王炎所説,“士農工商雖各有業,然鍛鐵工匠未必不耕種水田,縱使不耕種水田,春月必務蠶桑,必種園圃”,往往從事多種混合型的經營活動。只要有致富的想法,是能夠富裕起來的。
其次家庭手工業也大放異彩。
家庭手工業和副業等在宋代農民家庭經濟中佔有的重要地位,家庭紡織業對一個家庭的貢獻是巨大的,宋代婦女也能頂半邊天。
漢唐時期,以絲綢為代表的紡織業達到了頂峯。北宋時期由於北方戰亂,絲織業南盛北衰的局面開始出現,到南宋時已成定局。這種情況的出現並沒有意味着兩宋紡織品產量的下降,史料顯示,即使是在戰亂頻繁的河北路一帶,紡織品的產量仍然很大。因此在農民的家庭經濟構成中,紡織的作用絕對不容忽視。
《文獻通考》的相關資料進行統計,得出太祖開寶九年(976 年)每户農田面積為95.5 畝,到九十年後的英宗治平三年(1066 年)降為 34 畝。土地的減少,一定程度上會導致自耕農純種地收入比重的下降,相應的,紡織業在家庭經濟中的重要性就會增加。
江南地區蠶桑業更加發達,比如自然條件較好的吳中,蠶一年可以成熟八次,養蠶制絲獲利極大。十口之家,養十箔蠶,可織小絹三十一匹,易米四十三石,按宋代糧食畝產米二石計算,養十箔蠶相當於二十一畝地的糧食產量。我們又可以根據古代蠶桑的比例,算出養十箔蠶只需要大約三畝桑田(桑樹的下面還可以種糧食)。
從數據來看宋代農民的生活還是挺滋潤的,那麼宋代史籍中關於民眾生活疾苦的記載是怎麼來的呢?
宋代史籍中對農民生活疾苦的記載
不論是正史典志還是文集筆記,對中國古代農民的描述大多是灰色的。今人的許多研究成果,也或有意或無意的渲染農民生活的悲慘。
宋代正史典志中對農民生活困苦的描述很多,以司馬光説的這段話最為典型,後世引用的也最多:
竊惟四民之中,惟農最苦。農夫寒耕熱耘,沾體塗足,載星而作,戴星而息;蠶婦育蠶治繭,績麻紡緯,縷縷而積之,寸寸而成之,其勤極矣!而又水旱、霜雹、蝗域間為之災,幸而收成,則公私之債交爭互奪……
解讀這段史料很容易得出宋代農民生活悲慘、地主剝削殘酷和階級矛盾極端尖鋭的結論。
可如果我們仔細考察這條史料的背景和寫作者的目的,就不難發現上述結論仍有可商榷之處。首先,這是司馬光在反對王安石變法、抨擊新政時説的,為了達到目的,很可能存在誇張之嫌。
而且就這段話來説,如用“忙碌”、“辛苦”等詞語來概括反而更顯恰當。
至於“水旱、霜雹、蝗域……”都不是社會的常態,不足以概括自耕農的平常生活。
宋代秉承刑不上大夫,三百年不殺大臣。一些清流為了彰顯自己關心民間疾苦,專門記錄自然災害發生、吏治敗壞時農民生活艱難困苦的一面。這些記載多屬於政治家的政論文,他們在闡發自己的政治理念、表達某一具體政見或者是打擊政敵時,會對農民生活狀況的描寫有意識地誇張,有時甚至還有自相矛盾之處。
綜上所述,宋代農民的生活應該是封建王朝中最好的了。
宋代雖然不強,但是宋民是很有幸福感的。
終宋一代沒有爆發全國性的農民起義就是證據。
宋民真正的生活應該是這樣的:東風夜放花千樹,更吹落,星如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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