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世之傑”還是“強而無義”?如何正確評價馬超的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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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小編就給大家帶來如何正確評價馬超的為人?希望能對大家有所幫助。
近日有幸獲友人相邀,前往漢中參訪馬超墓。馬超墓位於漢中勉縣的武侯鎮,屬於墓祠合一的祭祀場所。馬超投奔劉備以後,官至驃騎將軍,鎮守陽平關,在蜀漢章武二年(222年)病逝於任上,蜀漢政府將其就地安葬於此,並在景耀三年(260年)追諡為“威侯”。
馬超墓大門,筆者攝於漢中勉縣武侯鎮
《三國志·關羽傳》:
“亮知羽護前,乃答之曰:‘孟起兼資文武,雄烈過人,一世之傑’”
“一世之傑”是諸葛亮給馬超的評語,應該說,這是一個非常高的評價,再加上前面的“兼資文武”,馬超的形象幾乎趨於完美。諸葛亮的看法,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蜀漢集團的官方態度,這和馬超的民間形象是非常契合的。然而,在正史上的馬超,除了其“信、布之勇”得到了公認以外,關於其人的評價卻呈現出了兩個極端。和蜀漢對馬超評價截然相反的是曹魏陣營的楊阜,楊阜將馬超視為“強而無義”的“背父叛君”一介莽夫。而基於這種看法,歷史學家方詩銘先生,上海大學教授朱子彥老師亦對馬超展開過“反思式”的評價,並將馬超在歷史上的失敗也主要歸咎為他的“強而無義”。
諸葛亮的評語被製成匾額,懸掛於馬超墓詞偏殿
仇鹿鳴老師曾經指出這種看待歷史人物的視角,其實存在很大的“危險性”,羅志田在《民國史研究“倒放電影”傾向》一文裡也對這種研究方法進行過反思。其實,在筆者看來,不管是將馬超簡單地看做“一世之傑”,還是過分強調馬超的“強而無義”,都存在著把複雜的歷史人物平面化的傾向。
所以,在如何看待馬超這個問題上,筆者覺得已經處於新時代的我們,完全可以以更加自信和客觀的角度去重新審視馬超這一較為複雜的歷史人物,並由此獲得新的認識。通過考查前人對馬超正反兩方面的評價,我們其實可以看到,蜀漢極盡溢美之詞褒揚馬超為“一世之傑”,其實也成色不足;楊阜等人將馬超貶低為“強而無義”的小人,也有洩憤等因素,屬於一面之詞。歷史上的馬超雖然行事魯莽,有著種種不足,但馬超依然可以說的上是一位“魯莽英雄”。
一、馬超的“一世之傑”,成色不足
(一)《三國演義》與馬超形象
得益於《三國演義》的巨大影響力,馬超在民間可以說是一位完美的英雄形象,他乃心漢室,少年英雄,小小年紀就隨父親馬騰征討挾持漢獻帝的李傕和郭汜;他驍勇無敵,為了替死於“漢賊”曹操之手的父親馬騰報仇,他起兵攻打曹操,在潼關幾乎要了曹操的性命;他忠義無雙,最後投效到志在興復漢室的劉備麾下,成為“五虎上將”之一;他英年早逝,如前文所說,馬超年僅47歲就病逝於漢中,成為喜歡這位“一世之傑”讀者心中永遠的傷痛和遺憾。
毫無疑問,雖然馬超在正史上飽受詬病,但仍有很多人視其為英雄
應該說,馬超在《三國演義》中的種種傳奇故事,和他在正史中的活動軌跡大致吻合。但是,為了塑造馬超“一世之傑”完美英雄的形象,羅貫中又通過各種手段對馬超形象來進行了強化。而這些手段中,最為緊要的兩個手段,一是虛構了大量事實來進一步彰顯馬超的“勇武”,二是通過重新編排歷史事件,來掩蓋馬超的“汙點”。
《三國志·馬超傳》:
“楊阜說曹公曰:‘超有信布之勇,甚得羌胡心。若大軍還,不嚴為其備,隴上諸郡非國家之有也。’”
馬超的勇武,在歷史上是得到了公認的,這一點就連馬超的敵人也不得不加以承認。然而羅貫中覺得《三國志》中既有的歷史事實還不過癮,又在《三國演義》中增加了很多橋段,來進一步凸顯馬超的“勇武”,諸如許褚在渭河赤膊上陣鬥馬超,張飛在葭萌關挑燈夜戰馬超等等,這些情節大家都耳熟能詳,本文在這裡就不必再做展開。
筆者在這裡重點想談談的是羅貫中重新編排歷史事件這個問題,這個問題的直接“受益者”毫無疑問是馬超,但卻是通過馬騰來實現的。
《後漢書·董卓傳》
“時騰私有求於傕,不獲而怒,遂與侍中馬宇、右中郎將劉範、前涼州刺史種邵、中郎將杜稟合兵攻傕,連日不決。”
從這段材料中,我們可以看到,馬超之父馬騰有求於控制長安漢廷的李傕,李傕沒有滿足馬騰的要求,馬騰因而大怒興兵進攻李傕。這件事本來是涼州人之間因為利益爭奪而爆發的衝突,然而經由羅貫中的演繹,馬騰目的變成了是想要解救漢獻帝,所以起兵也就變成了“勤王”之舉。這樣一來,事件的性質就得到了完全的改變。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次“勤王”作戰中,也是馬超在小說中的首次登場,並且大展神威,一舉斬殺敵將王方,生擒李蒙,有了一個精彩的亮相。
馬超在加入劉備集團之前,就已經聲名顯赫
實際上,馬騰的“忠於漢室”在羅貫中筆下是一脈相承的,作為這次“勤王”的先聲,馬騰參加過討伐董卓的關東聯軍;作為“勤王”的後續,馬騰主動前往許昌,是為了誅殺“漢賊”曹操。然而,這兩件事都是子虛烏有的。
《資治通鑑》:
“初,董卓入關,說韓遂、司騰與共圖山東,遂、騰率眾詣長安。會卓死,李等以遂為鎮西將軍,遣還金城;騰為徵西將軍,遣屯。”
實際上,我們通過《資治通鑑》的記載,可以清楚地看到馬騰不僅沒有參加討伐董卓的關東聯軍,反而是作為董卓的盟友,帶兵前往長安,準備“共圖山東”來對付關東聯軍。而董卓死後,馬騰也成為了李傕郭汜的實際支持者,從一定程度上來講,馬騰其實是在“為虎作倀”。所以,這裡也可以再次反證馬騰起兵攻打李傕,根本不是什麼“勤王”之舉。
至於馬騰前往許昌的事,就更為關鍵。
《三國志·馬超傳》:
“後騰與韓遂不和,求還京畿。於是徵為衛尉,以超為偏將軍,封都亭侯,領騰部曲。”
這段材料說的非常清楚,馬騰之所以要前往許昌,完全是因為和韓遂爆發了衝突,需要藉助曹操控制下的漢廷來增強自己的地位。而這段史實,到了羅貫中筆下,卻變成了曹操為了消滅馬騰勢力,主動徵召馬騰去許昌,而馬騰將計就計前往許昌,並與侍郎黃奎等人密謀誅殺曹操,後來因為事洩被殺。
在《三國演義》中,曹操先殺馬騰,後有馬超起兵;而在歷史上,則是先有馬超不顧實際已經成為人質的父親和弟弟,起兵對抗曹操,曹操實際上是在馬超兵敗後的第二年才誅殺馬騰一家。應該說,羅貫中不愧是偉大的文學家,他對這段史實的處理極為巧妙,讓我們讀後都不得不佩服他高超的敘事技巧,不動聲色地就讓曹操“背了鍋”。
馬超這段不顧家人安危,魯莽起兵的“汙點”被羅貫中“洗白”以後,其形象自然就越發趨於完美,這就是馬超民間形象的基本由來。但是,極力塑造馬超“一世之傑”完美形象,這完全是羅貫中藝術創作的需要,和歷史的真實存在很大的出入,當然是有相當的“水分”而顯得“成色不足”。
馬超鎮守的陽平關就在馬超墓不遠處
然而,作為和馬超同時代的諸葛亮,自然不可能對馬超的“黑歷史”一無所知,在這種情況下,劉備集團大力褒揚馬超並給予他崇高的地位,同樣顯得“成色不足”,但是問題的關鍵在於,劉備集團為什麼要這麼做呢?
這自然是和劉備集團對待馬超的態度有關。
(二)劉備集團對待馬超的態度
劉備集團對待馬超是什麼態度呢?筆者覺得可以總結為一句,重視而不重用。這句話看似有些矛盾,然而卻實實在在地,體現在劉備集團對馬超的多次使用當中。
《典略》:
“備聞超至,喜曰:‘我得益州矣。’乃使人止超,而潛以兵資之。超到,令引軍屯城北,超至未一旬而成都潰。”
筆者覺得這段材料至少反映了兩個問題,一是馬超當時確實如後來劉備所說,是“勢窮來投”,馬超當時手下應該已經沒有多少像樣的軍隊了,所以還需要劉備“潛以兵資之”。第二則是雖然馬超的軍事力量已經並不強大了,但是卻具有強大的威懾力。所以當馬超一出現,“城中震怖”,成都的劉璋就大感恐慌,很快就獻城投降了劉備。
正殿“信箸北土”的匾額,其實也顯示了馬超巨大的影響力
另外,馬超的徵西將軍,幷州牧雖然是自封的,但是他的偏將軍和都亭侯卻是實打實由漢廷授予的。而且,馬超並不屬於劉備集團的元從勢力,相比起諸葛亮等人而言,和劉備其實多少有點“位同權均”的意思。所以在劉備自封漢中王,在《上漢帝表》中馬超排名第一,在群臣名單中領銜出場,極大地增強了劉備“自封”的合法性。從這個角度看,馬超的巨大影響力,對劉備集團依然具有不可估量的價值,是劉備集團必須要重視且需要加以利用的。
況且,馬超的影響力是多方面的,如果說馬超的出現迫降了劉璋,馬超的身份地位加強了劉備稱王的合法性,那麼馬超在羌胡之中的影響力,則更具有現實意義和價值。
《三國志·馬超傳》:
“章武元年,遷驃騎將軍,領涼州牧,進封斄鄉侯,策曰:‘朕以不德,獲繼至尊,奉承宗廟。曹操父子,世載其罪,朕用慘怛,疢如疾首。海內怨憤,歸正反本,暨於氐、羌率服,獯鬻慕義。以君信著北土,威武並昭,是以委任授君,抗颺虓虎,兼董萬里,求民之瘼。其明宣朝化,懷保遠邇,肅慎賞罰,以篤漢祜,以對於天下。’”
馬超剛剛投奔劉備的時候,就被封為平西將軍,位置直接在關羽之上。劉備稱帝以後,更是遷為驃騎將軍,還遙領涼州牧,加爵斄鄉侯,位置在蜀漢排的上前三。在策書裡,劉備更是對馬超極盡褒揚之詞,尤其提到了“暨於氐、羌率服,獯鬻慕義。以君信著北土,威武並昭。”這些都顯示了馬超在羌胡和涼州的巨大影響力,對於劉備集團進取這些地方具有的實際意義。後來諸葛亮北伐時,曾經還命令馬岱戴孝並親自祭奠馬超墓,同樣顯示了諸葛亮對於馬超巨大影響力的重視。
馬超曾經自封徵西將軍,不知道為何這裡沒有使用劉備封授的“驃騎將軍”
歷史學家方詩銘先生認為劉備因為馬超曾經有“背父叛君”的黑歷史,所以處處防備馬超,甚至得出了馬超被劉備軟禁的結論。筆者對方老的這個結論,其實難以苟同。筆者覺得,馬超固然存在“汙點”,但是這和劉備集團沒有“重用”馬超,其實並無多大關係。而且,與其說劉備沒有在軍事上“重用”馬超,不如說是因為馬超存在多方面的巨大影響力,對於劉備集團來講,其價值遠甚於他的“勇武”。
所以,擇其重而棄其輕,只是劉備的一種“正常操作”而已,不必做過度的解讀。換句話說,如果劉備真要軟禁馬超,則應該將馬超置於成都嚴加看管,而不是讓馬超鎮守陽平關這樣的漢中西大門,畢竟這裡距離羌氐都近。
當然,劉備集團對馬超“一世之傑”的讚揚,也確實是出於利用馬超聲望的需要,肯定是隻撿好的說,有意迴避了馬超的某些問題,因為也顯得成色不足,並不十分客觀。
但是,作為劉備集團敵對陣營的楊阜對於馬超“強而無義”的評價,同樣也是一面之詞,難以讓人信服。
二、馬超的“強而無義”,亦屬一面之詞
《三國志·楊阜傳》:
“馬超背父叛君,虐殺州將……超強而無義,多釁易圖耳。”
方詩銘先生曾經把楊阜這段對馬超的點評,作為他關於馬超評價的基調,並由此得出了馬超的一系列失敗完全是由於其“強而無義”的結論,並把劉備不“重用”馬超的原因也歸結於此。對此,筆者並不完全認同方老的結論,有些不同的看法。
首先,楊阜這番話的客觀性本身就存在很大的問題。楊阜這番話是在什麼情況下說的呢?馬超在潼關被曹操擊敗以後,又捲土重來攻陷了冀城。楊阜勸說他的從兄姜敘起兵對抗馬超,為了增加其起兵的正當性,所以楊阜先站在道德制高點痛斥了一番馬超,接著又為了堅定姜敘必勝的信心,所以又說馬超“無義”必敗。
楊阜當時視馬超為寇仇,又包含著勸說姜敘起兵的具體目的,所以他對馬超的評價只能說是激憤有餘,而客觀不足。其實楊阜其人,一直以來都是呈現出了較為偏激這樣的特點。裴松之曾經評價楊阜“使國亡而臣可以獨存,臣又不言也”這樣的言行,並非忠臣的行為,只是單純地發洩憤怒而已。
《袁子》:
“(楊阜)可謂直士,忠則吾不知也……今為人臣,見人主失道,直詆其非而播揚其惡,可謂直士,未為忠臣也。”
無獨有偶,袁淮對楊阜也有相似的看法,他認為楊阜充其量只能算個“直士”。作為補充,他還舉了陳群的例子,認為“(陳群)書數十上而外人不知,君子謂群於是乎長者矣。”在袁淮看來,陳群那樣的人才是真正的忠臣,而楊阜不過是洩憤而已。其實袁淮和裴松之對於楊阜的批評,都還算較為委婉。相比而言,毛宗崗就沒有那客氣了,他說的比較直接,“楊阜之為韋康報仇,義也;而其攻馬超以助曹操,則非義……以超為賊,而不知操之為賊,故楊阜之義,君子無取焉。”
正殿的馬超塑像,始塑於明代,兩尊陪侍很有意思,一為馬岱,另一竟然是龐德
由此可見,楊阜對於馬超的這番評價,怎麼看都只能算是一面之詞,如果斷章取義地把它用來概括馬超的生平,實在有失公允。而把馬超在軍事上的各種失敗也歸咎為他的“強而無義”,則未免有種“倒放電影式”先入為主的視角了。畢竟陳壽也只是說馬超“阻戎負勇”,更多地是表達了對馬超魯莽行事的惋惜,而沒有從道德品質的角度來指責馬超,更沒有把馬超的失敗經歷和個人品質上的不足聯絡到一起。方詩銘先生點評三國人物,常常探隱發微,洞見深遠,讀方先生的書令筆者受益匪淺,筆者對此很是佩服。但是,在關於馬超的一些解讀上,筆者卻覺得方老略有過度之嫌。
在筆者看來,方老對於馬超的這種看法,有一種對於歷史人物傳統形象的“反思式”評價意味在裡面。這種不為尊者諱,不為賢者諱的治史精神,是值得我們這些後來的讀史者學習的。但是,就如同本文開篇所說,用“倒放電影式”的視角去看待歷史人物,把複雜的歷史人物平面化,進而“過度反思”,卻存在著有失公允的危險。
馬超墓祠是前祠後墓的格局
很顯然,對於馬超這樣一個較為複雜的歷史人物,單純地讚美他是“一世之傑”,自然讓人難以信服;而一昧地貶低他“強而無義”,則有不夠客觀的地方。
在筆者看來,馬超雖然有著種種行事不周的地方,但是仍然不失為三國時代的英雄人物,他是一個“魯莽英雄”。
三、“魯莽英雄”,馬超形象再認識
關於馬超的“無義”,源頭就在於馬超不顧其父馬騰的安危,貿然起兵對抗曹操這件事情上。然而,馬超在這件事情上,真的就是純粹地“坑爹”嗎?
《三國志·高柔傳》:
“太祖欲遣鍾繇等討張魯,柔諫以為今猥遣大兵,西有韓遂、馬超,謂為已舉,將相扇動作逆。宜先招集三輔,三輔苟平,漢中可傳檄而定也。繇入關,遂、超等果反。”
高柔在這裡勸諫曹操不應該先征討漢中,曹操對此並未理睬。其實,高柔在這個問題上,並沒有摸到曹操真正的心思。曹操赤壁受挫之後,曾經再次準備南征並付諸行動,但是在建安十四年(209年)十二月,又終止了南下的軍事行動。這顯然是考慮到南征的諸多實際困難,不得不作罷。因此曹操把目光投向了關中,著手準備解決盤桓在雍涼一帶的馬超等人的勢力。
可以說,此時曹操已經下決心要“最後解決”馬超等人。在這種情況下,馬超不管怎麼樣“謹慎行事”,都是避免不了和曹操的軍事衝突的。只不過曹操更加老謀深算,他知道主動出兵討伐在表面上已經服從漢廷的馬超等人,是“師出無名”的,所以他來了個“伐虢取虞”,公開說是要討伐漢中的張魯,其實就是意在逼反馬超,讓馬超來承擔“反叛”的罪名。曹操的這個做法和後來司馬昭逼反諸葛誕的套路,其實是如出一轍的。
關於這一點,胡三省早就予以點破,“操舍關中而遠征張魯,伐虢取虞之計也。蓋欲討超、遂而無名,先張討魯之勢,以速其反,然後加兵耳。”應該說,在起兵反曹在這個問題上,馬超確實有“魯莽”之嫌,但是更多的確實又屬於是一個被動的角色。
馬超墓周長90米,冢高8米,規制遠超附近的諸葛亮墓
其實關於這一點,清代史學家徐鼒已經有過一番透徹的論述了,“蓋聖人大公無我之心,前後一揆。若執趙苞不孝之義,律以馬超背父之條,則敝屣之棄,大舜可處海濱;杯羹之分,漢祖忍於置俎!英雄之事,非聖賢之心歟!”
筆者覺得,徐鼒在這裡把漢靈帝時的趙苞和馬超相提並論,其實頗為精彩。趙苞為了國家利益,只能置母親的安危於不顧。從這個角度講,如果視曹操為“漢賊”,馬超反曹則和趙苞對抗鮮卑有異曲同工之妙。忠與孝,在三國那個風雲詭譎的時代,確實更加難以兩全。而忠與孝的矛盾,往往又成為聖賢和英雄的分界線,大舜為了盡孝,拋棄天下的責任;劉邦為了爭天下,還要跟項羽“分一杯羹”。從這個角度講,馬超肯定不是聖賢,但是他仍然不失為那個時代的一個英雄,是一個有缺點的“魯莽英雄”。
馬超墓對面的神道碑,立於清代
結論
馬超在民間有著巨大的影響力,這和蜀漢集團對他“一世之傑”的評價較為契合,然而這個評價卻“成色不足”,忽略了馬超身上的某些缺點和問題。蜀漢集團著意誇讚馬超,和對他的使用方式有直接的關係;而楊阜等人視馬超為寇仇,對馬超的評價也不可能客觀,他們對馬超“強而無義”的貶低,也只能算一面之詞。站在史料批判的立場,我們應該對楊阜這番評價出爐的背景加以辨別,更不應該將馬超的“強而無義”直接作為其失敗的主要原因。
筆者覺得,馬超在歷史上固然不止一次行事魯莽,也因此飽受詬病,但是又往往事出有因,對此我們應該公允地來進行看待。“一阜巋然起北風,青山埋骨是英雄。”馬超雖然有著種種的缺點和不足,仍然不失為那個時代的一位英雄人物,他是一位“魯莽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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