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說靖難之役的爆發是朱元璋埋下的伏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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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皇子為了爭奪太子之位,兄弟反目的情況時常上演,已見怪不怪。但叔父和侄子相爭,最後還將正統皇帝趕走,自己繼位的情況就比較少見了,而這就是在明朝初期發生的“靖難之役”。建文帝兵力佔優,卻沒辦法阻止朱棣的進攻,最後丟了皇位不說,自己還下落不明。實際上靖難之役會爆發並非無徵兆,朱元璋或許早為這樣的事埋下伏筆,這到底是為什麼呢?父子關係不和是關鍵。
1、明朝立國的天然缺陷
所謂“靖難”,字面意思大致是“清除、平息災禍與苦難”。通過戰爭(內戰)的方式,或許可以解除、平息一些負面狀況(所謂“清君側、靖國難”),但戰爭本身,也會帶來無可避免的災禍、苦難;戰爭過後的梳理或說“清算”,也勢必留下這樣那樣或深或淺的傷痛。
所以,從解除、平息災禍與苦難的角度講,“靖難之役”這個概念,多多少少,有邏輯悖論之嫌。因而,這場具有相當規模、影響深遠的戰爭,從史至今,都被不同看待。
支援建文帝代表的“正統”者認為,靖難之役,是“燕王朱棣”的謀篡之舉,是“以藩犯上”。更願持“結果導向”者則認為,無論起因,靖難之役,使得明王朝真正“上了正軌”,實堪“大治之序幕、必由”。
騎牆而論,靖難之役的發動,實非純然的“進步”,但“洪武”、“建文”的明初,如果沒有強大外力予以重大變革,也真可能立而復破;唯獨可議的,只是變革的手段——是否必須要戰爭?是否一定要在戰爭過後大興屠戮?而已。
明初的“洪武”時代,也就是明朝的開創者朱元璋在位時期,新生王朝,確有亟待填補、修正的“天然缺陷”,大致可概括以下三方面:
首先,明朝是推翻元朝而建立的。跟以往諸多改朝換代不同,這個推翻,是以民族的對立為根由、經歷了持久而殘酷的戰爭而實現,更富於由元朝民族矛盾激化而導致的報復性。
其次,這一波改朝換代的歷史巨浪,歷經兩個大的階段,即漢民族眾多反對蒙元統治的武裝合力傾覆元帝國,和,各方勝利者之間關於“入主天下”的角逐,曠日持久、鐵血無情。
再有就是最終的勝利者朱元璋的質素、個性。
史家普遍講,縱觀中國封建史,只有兩個“平民皇帝”:漢高祖劉邦、明太祖朱元璋。矯情點兒,劉邦“起事”前,大小還是個“亭長”,雖不是官,更非貴族,卻也算“吏”,並非十足的白丁。而朱元璋則相對更“純粹”。
此二人的另一個不同是,劉邦“起事”之初,便是一股勢力的頭目;朱元璋卻是“噬主而尊”,更類“梟雄”。從他們“成事”後的治政表現看,同樣是殺伐得位,“成功之路”更凶戾的朱元璋,更是“以武而定”,且面臨“凋零百年”的人文荒蕪,既沒條件像劉邦那樣“拿來主義”,也更加憂懼新王朝的安全,故而嚴刑峻法。而出身、經歷等等,又不僅培植、助長了他刻薄狠辣的個性,也給人文的“修復”留下了難以填補的空白。
文化不高,又必須要謀“心治”;對知識分子依賴與猜忌共存,興文字獄、設錦衣衛,鐵血高壓、酷刑煉獄,穩固政權成本太高,“大治”表象之下,人人自危、奸佞滋生,以至於不得不取締親手建立起來的特務政治構架(罷錦衣衛)。簡直可以說,洪武后期,老皇帝面對實質上仍是風雨飄搖的江山,有些“技窮”。
好在,作為歷史上在位時間最長(1368~1398、紀年31年)的開國皇帝,他的威望和強大決策力,維持住了相當程度的穩定;不幸在於,這種穩定,近乎完全他的個人領導力,而缺乏制度性保障。
這樣狀況,加上人文修復的緩慢、反覆,形成一旦失去個別的卓越領導就會陷入治政混亂和發展遲滯甚至倒退的困局。就當時政治環境而言,避免困局、亂局最現成其實也是幾乎唯一可行的解決方案,就只有寄望於出現新的卓越領導者。
不幸的是,朱元璋指定的繼承人,沒能擔起這個歷史重任。也許,風雲變幻的大時代裡,若沒有更適合承擔起歷史責任的人物,他(建文帝朱允炆)也還是有機會。可偏偏,歷史老人在這個關鍵時刻,為新興的明王朝,安排了另一位卓越人物,就是朱元璋的第四子朱棣。
2、父子關係複雜
朱棣年號“永樂”,在位23年(紀年,1402~1424),被後世稱“永樂大帝”,是漫長的中國歷史中屈指可數被稱“大帝”的皇帝之一(秦始皇、漢武帝、清康熙也負“大帝”之謂)。
非嫡非長卻文武兼備的他,曾是父親朱元璋的得力助手,在明王朝建立過程中,功勳昭昭,卻在立國建朝後,被遠遠撂開,藩封於邊陲“危地”。某種意義上,可以說,他在父親死後不久,就悍然發動“靖難之役”,以武力奪取皇權,“積怨”的報償心理,不容忽視。
立嫡立長,是距今三千年前的“周王朝”定立的“宗法”,一直被後世尊奉(但未必能執行)。電視劇《大明風華》中,孫皇后作為“太后”為親生子(明英宗朱祁鎮)爭取“合法繼承權”時,言之鑿鑿地說過這四個字。通常來講,如無“意外”,“自古”帝王家,都是原則上奉行這個法則的。問題是,從第一個皇帝(秦始皇帝嬴政)開始,直到1912年帝制結束的兩千多年間,“意外”實在是太多了。
這些“意外”,在王朝建立之初,更多體現在繼承者與其明暗競爭對手在“能力”上的差異。而這個“能力”,在“初定”之時,更體現於“武力”的高下!隋唐如此,明朝亦然。
但相比隋唐,明朝的情況,更特別。
特別點之一:隋朝開國皇帝楊堅,就一個老婆(獨孤後),兒子怎麼算都是“嫡”,只有長幼之分,而明朝的朱棣,卻是“沒緩兒”的“庶出”。
特別點之二:唐朝立國,可以說至少一半兒天下是“非長”的太宗李世民打下來的,老皇帝李淵(高祖)相對平和;而明朝的“老皇帝”朱元璋,卻十分的厲害。
朱棣被封“燕王”,邑都在“北平”(今北京市)。就是從現在的疆域格局看,也比較偏北,那時更是“邊陲”——北京市境內有多段長城,是明代長城,長城以外,當時即不屬“大明”,為“異域”。不僅如此,燕王朱棣的北平,更曾為元帝國“大都”,是滅亡不久、仍存餘火的蒙元的最核心,一旦蒙元“復起”,便是首當其衝的“危地”!所以,基本來講,朱棣是被皇帝老爸派去“戍守”邊疆、防禦敵寇的。
從“正向”的“大面”看,把勇武善戰的兒子放在拱衛邊疆的關鍵點,戰略上沒毛病。但對肩負國家安全最重擔子的兒子猜忌、限制、監視,就跟這番正面戰略相矛盾了。
這個矛盾,可以說,為“靖難之役”埋下了種子。究其根,大致兩點:
一是朱元璋作為皇帝的思維使然——對有大功、負大才的臣僚(包括兒子)懷有忌憚,須儘量削實力、除羽翼,以防變亂。因為朱棣戰功卓著,所以要防、謹防。因為他畢竟是兒子而非普通臣僚,所以也只是防、謹防,而沒千方百計尋茬口往死裡整。
另一點,也挺重要,就是朱元璋、朱棣這對父子與眾不同的關係。確切說,除去“勞苦功高”,作為父親,朱元璋對這個兒子,還存著難以明表的“嫌惡”。
這就牽涉到永樂大帝朱棣的“身世”。相關“故事”,另文再述,這兒只簡單提提——關於朱棣的身世,有兩種說法;一是說他的生母身份低微且不受朱元璋待見,很小(有說“一出生”)就被寄養在朱元璋其他姬妾膝下,而朱元璋一直對其“因母及子”地懷有某種負面成見。另還有個比較大膽的猜想,是說朱棣根本就不是朱元璋的親骨肉。
究竟怎麼回事,恐怕只有生育了朱棣的那個女人最清楚。換句話說,要連她都不清楚,就沒人能整明白了。
不管啥情況,總歸,這個兒子,打小兒就給老爹留下了比其他兄弟更大的“陰影面積”,按說鐵定“不得煙抽”;可偏偏這小子又有本事,得用!若是打天下時候隕了,倒省心;可得了天下,他還歡脫兒地活著,就得想折了。
封王、給藩邑,遠遠發付了去把大門,未見得是什麼高妙法子,可也……怎麼說?人家不出錯,外敵又未盡肅,好像,也只能這樣了。
3、偶然中蘊含必然的歷史抉擇
微妙、複雜的父子關係,老皇帝多少無奈的安排,或許都存著個別的“偶然”。但歷史在其行進途中,永遠存著任誰都無法改變的“必然”。
前述的明王朝建立之初的“天然缺陷”,就是必然。
強悍將領鎮守要害,也是必然。
人文修復和政治信心的建立與鞏固,更是歷史的必然訴求。
打天下、定天下、興天下,本就不是一代人能完成的。就算朱元璋是豁達全才,也終究壽數有限。何況,他並不是豁達全才。摧毀舊王朝、建立新王朝,絕非所有問題都會得以解決,更何況還衍生出了不少新問題。
歷史,朱元璋之後的明朝,或許不是非需要朱棣,但肯定需要強有力的繼承、發展,以及——批判。歷史或許可以不選擇戰爭,但終究選擇了朱棣。
戰爭極端而殘酷,也迅疾而堅決!
如果沒有勇武善戰、雄才大略的朱棣,朱元璋之後的明王朝,能否安定,能否在安定中長足發展,或許都會是問號。
如果朱棣不發動靖難之役,又可以採取何等方式鞏固還很年輕的政權、撥亂反正?
歷史有偶然,更有必然,但沒有“如果”——即便沒有拿破崙,也會有另外的“波拿巴”來上演類似的歷史!
關於歷史,尤指“軍政史”,東西方史學界,素有兩種“因由見解”,即“群體論”與“巨人論”。前者認為歷史的推動源自蘊含“全體”概念的多元群體,並依據此,演化出“階級”化的“人民”主體概念。後者則傾向歷史由個別卓越領導者(巨人)引領、推動,認為如果沒有“巨人”的引領、感召、指揮,就無所謂群體推動力。
兩種觀念爭執到今天,辯證地看,其實並無根本的對立——無論某個個體如何了不起,沒有群體的參與,也最多停留於理論,而極難(甚至“無法”)成就真正的實質性歷史程序;反之,若沒有強烈的感召、凝聚以及順應乃至開創歷史的領導力,群體的作用,就不容易集中、專向,對歷史的推動,就難以顯著呈現。
這道理,其實兩千多年前,孟夫子就整明白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道”,即歷史的必然;“助”可理解為“群體”、“群體推動力”;而“得”或“失”的那個,便是“巨人”。
這麼一說,挺輕易就看得出,其實,“得”或“失”也好,“多助”與“寡助”也罷,真正的“靈魂”,是“道”。即:歷史的必然。
歷史的必然中,以蒙古帝國為代表的北亞遊牧民族,終將走向崩潰式的衰落。
歷史的必然中,古老的華夏民族,終將驅逐“失道”的統治,披荊斬棘地邁向“復興”。
歷史的必然中,日月相輔的“明”,終將成為這一輪復興的擔綱者。
歷史的必然中,這沉重、艱鉅的職責,須得兩代人乃至更多代人不斷批判的、修正的引領、探索、完善。
歷史的必然中,歷時近三年的靖難之役,留下了鐵血暴戾,鐫記了斑斑血淚,也開創了嶄新格局,啟動了熠熠生輝的大時代!
或許有別的選項,比戰爭仁慈,比叔侄相殘溫婉。但歷史選擇了朱元璋,選擇了朱棣,戰爭就已幾乎無從規避。
延伸來看,若無靖難之役及其創痛與負疚,不知道北鎮邊疆、永樂大典、七下西洋這些煌煌壯舉,又會以怎樣的姿態和節奏到來。
睿智、嚴厲、多疑的父親;強悍、堅韌、有志的兒子;於家國,他們有著多重而複雜的糾葛,於歷史,他們確是前赴後繼、相得益彰。靖難之役的慘痛決絕,跟他們的關係和個性絕對關聯,確存著一定偶然性;但也是在那個時候唯一的發生,又似無可變通轉圜。
無論怎樣必然以及有多少偶然,那場戰爭之所以發生,決非單單隻由朱棣而起。至少還有他父親朱元璋,他侄子建文帝。當然,還有參與戰爭的千千萬萬人。甚至還包括“靖難遺孤”和他們被屠戮的親長——雪崩之下,沒有一片雪花是無辜的。歷史,說到底,是由所有人共同書寫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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