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蔘爲什麼這麼貴？“人蔘”真的能包治百病嗎？

人蔘爲什麼這麼貴?“人蔘”真的能包治百病嗎?感興趣的小夥伴們快來看看吧!

在很多中國人眼中，人蔘是一種十分珍貴的草本植物，在美容、藥用方面有着很高的價值。古人更是把人蔘當成一種靈丹妙藥，好像可以治療百病，但通過現代科學研究，人蔘並沒有那麼高的營養價值，那國人對人蔘的神話究竟是怎麼產生的呢?其實類似這種“人蔘迷信”的事情並不少見，雖然我們今天已經步入現代，相信科學，但依然有不少人對人蔘有着別樣的信賴，下面就爲大家簡單講講人蔘的歷史，看看它是如何一步步登上神壇的。

明朝以前，與幹棗並列

中國最早有關人蔘藥用價值的記錄，見於成書秦漢時期的《神農本草經》。東漢末年的張仲景在《傷寒論》中，說人蔘“主治心下痞堅，旁治不食嘔吐等”。後來南朝《名醫別錄》、唐朝《藥性本草》、宋朝《諸家本草》、元朝《用藥法象》等歷代醫書，對人蔘的藥用功能都有提及。

至明人李時珍編纂《本草綱目》，聲稱“人蔘治男婦一切虛症”，包括“發熱自汗、眩暈頭痛”，及“痎疾、滑瀉久病”等，人蔘遂從普通中藥材種“脫穎而出”，登上“神藥”的地位。

明代以前，中國人吃的人蔘，主要產於上黨地區(今山西長治)，被稱爲“上黨參”;其次是“遼東”地區(今遼寧西部)的“遼東參”(又稱“遼參”)。

當時，人蔘只被視爲一種普通食/藥材。比如，蘇軾在給朋友王定國的信中說，“必欲寄信，只多寄好乾棗、人蔘爲望。如無的便，亦不須差人，豈可以口腹萬里勞人哉。”在給章質夫的信中又說，“萬一有南來便人，爲致人蔘、幹棗數斤，朝夕所須也。”

顯然，對蘇軾而言，人蔘和幹棗一樣，是一種滿足”口腹“之慾的食品，而非保值百病的良藥。動輒託人順路帶上“數斤”，也說明這種食品在當時並不名貴。

明代之前，也有少數人蔘品種被認爲很名貴。比如，上黨參中有一種“紫團參”，據說僅生長在上黨地區的紫團山上。《夢溪筆談》裏記載，王安石患有哮喘，需用紫團參醫治而不可得。有朋友送來幾兩，王安石堅辭不受，說：“平生無紫團參，亦活到今日”。不過，從蘇軾爲滿足“口腹”之慾“朝夕”食用人蔘來看，普通上黨參在北宋，仍屬普通之物。

人蔘價格也很能說明問題。直到明朝嘉靖年間，人蔘仍是一種很低廉的商品，一斤人蔘只要白銀1錢5分。

萬曆年間，參價上漲至約3兩白銀/斤。按照《本草綱目》(成書萬曆年間)的說法，價格上漲的原因，是上黨的採參業沒落，市場上只剩下來自遼東的人蔘：

“上黨，今潞州也。民以人蔘爲地方害，不復採取。今所用者皆是遼參。”

至崇禎時，參價已高達到16兩白銀/斤。

政府與商人共同炒作

人蔘地位大變，成爲神藥，發生在清代。主要原因如下：

(一)人蔘被視爲清朝王氣的具現

人蔘的命名，有着很強的神祕性。比如，隋唐志怪傳奇小說《廣古今五行記》中有一個故事：“隋文帝時，上黨有人宅後每夜聞人呼聲，求之不得。去宅一里許，見人蔘枝葉異常，掘之入地五尺，得人蔘，一如人體，四肢畢備，呼聲遂絕”。

李時珍編纂《本草綱目》，將這種志怪玄談視作人蔘藥效的由來，也寫了進去：“參漸長成者，根如人形，有神，故謂之人蔘、神草”。

具體到清朝，因爲產參的東北乃是“龍興之地”，充斥“王氣”，人蔘很自然地被視爲這種“王氣”的具現。比如，乾隆年間的著名文人阮葵生認爲：“自遼陽以東，山林中皆有之，蓋地氣所鍾，豈偶然哉”——明確將人蔘的生長與東北的地氣聯繫在一起。

圖：人蔘滿足了中國人“以形補形”的古老趣味

(二)清廷壟斷人蔘貿易，推高參價暴漲，加劇民間的人蔘迷信

上黨參從市場退出後，明朝從關外女真人手中大量進口遼東參，作爲替代品。

女真和明朝的人蔘貿易，數額極大，曾是女真最重要的財源。比如，從萬曆十一年七月到次年三月，8個月時間裏，海西女真人在邊境和明朝交易26次，售出人蔘1733.75斤。萬曆十一年至萬曆十二年，明朝政府爲購買人蔘付出了白銀3萬兩。爲減輕國庫壓力，降低人蔘價格，明朝政府曾一度關閉邊境的貿易市場，導致建州女真積壓的10多萬斤人蔘全部爛掉。

在糾葛不斷的人蔘貿易中，女真漸漸集聚起了對抗明朝的力量。

清朝入關後，皇室繼續將人蔘貿易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清初，皇室在東北設有專門的採參組織“打牲烏拉總管衙門”，八旗王公也被允許派人到指定的山上採參。私人採參被嚴厲禁止，甚至有“採參處如遇漢人，一概緝捕”的詔令。

乾隆年間，爲加大對人蔘貿易的控制，又成立了“官參局”。規定凡進山採參的民衆，必須持有官府發放的憑證。官參局收上來的人蔘，部分上品供宮中使用，部分交給內務府售賣或處置，剩餘的才賣給參商。

清朝的人蔘管理制度極爲複雜，其制度保證了東北人蔘貿易的利潤，大部分落入皇帝私囊——最多時，數額達到每年100萬兩白銀。

朝廷壟斷人蔘貿易的結果，是參價的暴漲。比如，在江南地區，內務府指定“江南三織造”(江寧織造、杭州織造、蘇州織造)、粵海關等爲人蔘特許經銷商。這些官辦經銷商不遺餘力哄擡人蔘價格，至乾隆中期，人蔘價格已達到600~800兩白銀/斤;嘉慶年間，更突破至2000兩白銀/斤。

參價的暴漲，與人蔘的神化相輔相成。生活在乾隆時期的醫生徐靈胎，寫過一篇《人蔘論》，提到時人存在着一種“因人蔘價格高而迷信其療效”的心理：

“夫醫者之所以遇疾即用，而病家服之死而無悔者，何也?蓋愚人之心，皆以價貴爲良藥，價賤爲劣藥。”

大意是：患者相信參價這麼高，那人蔘自然是最好的藥。醫者也樂於利用患者這種心理，動輒給他們開人蔘吃——患者吃了人蔘後，若病情仍不見好轉，不會埋怨醫生。因爲在他們看來，人蔘治不好的病，那肯定是真治不好了。

圖：乾隆末年到道光年間的人蔘價格(來自蔣竹山《人蔘帝國》)

(三)皇室大量服用人蔘，對民間起到示範效應

大量上品人蔘被清宮留用，是因爲皇室對人蔘的消耗量很大。

據清宮檔案《人蔘上用底簿》，乾隆帝生命最後兩年，“共進人蔘三百五十九次，四等人蔘三十七兩九錢”。他還寫過一首《詠人蔘》詩，說人蔘“五葉三丫雲吉擁，玉莖朱實露甘溥。地靈物產資陰騭，功著醫經注大端”。乾隆朝的妃嬪、公主也服用人蔘。

慈禧太后也常吃人蔘。從光緒二十六年十月到次年九月，300多天的時間裏，“共用噙化人蔘二斤一兩一錢。”

清朝皇帝還時常用人蔘賞賜大臣。如大學士嵇曾筠請求回鄉養病，乾隆帝下令賞賜人蔘10斤;大學士傅恆在金川領兵作戰，水土不服，乾隆帝賞賜人蔘3斤。清朝的藩屬，如暹羅國王、安南國王等，也都收到過人蔘這種特別賞賜。

有了皇室帶頭示範，民間對人蔘“神效”的迷信一發不可收拾，有了“非參不治，服必完全”的執念。

圖：清朝人蔘的部分分類(來自於蔣竹山《人蔘帝國》)

(四)江南“溫補”文化，迎合人蔘迷信

從乾隆時期開始，江南發展起一種古怪的補藥文化。如當時的醫生徐大椿說：

“今則以古聖之法爲卑鄙不足道，又不能指出病名，惟以陽虛陰虛、肝氣腎弱等套語概之，專用溫補，以致外邪入裏，馴至不救。”

徐大椿的批評非常到位——當然，他所說的“外邪入裏”云云，也同樣玄虛。當時，很多江南醫生喜開補藥。各種補藥之中，最受歡迎的，又數人蔘。

醫界的這種風氣，其實也是在迎合時人的人蔘迷信。既然“都門諸貴人喜服人蔘，雖極清苦亦竭力購參以服之”——無論貧富，都相信通過人蔘溫補，能治好痼疾，那麼作爲醫生，最安全、最賺錢的辦法，無疑就是開藥時多開人蔘。

此種溫補風氣之下，清朝還出現了一批“人蔘購買指南”。陳烜《人蔘譜》、唐秉鈞《人蔘考》、鄭昂《人蔘圖說》等介紹人蔘種類、產地、氣味、功效，教人們如何分辨人蔘的真僞的著作，都是當時的養生暢銷書。在這些暢銷書的運作下，人蔘出現了所謂“尖頂熟”“統頂”“條小”“統糙”“須條”“泡條”等上百種名目，以適應不同地區、不同消費水平的購買者。

清朝對人蔘的神化影響至今。時下仍有很多中國人相信，人蔘是一種包治百病的補藥。其實，科學檢測早已證實，被認爲藥效最強的參根，主要成分與胡蘿蔔相似;參根中的其他成分，在提取後也僅表現出很低的藥性。《美國國家藥典》早在1937年刪去了“參”(包括人蔘、西洋參)，認爲它們的醫療、保健價值只存在於中國人的想象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