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土匪山賊不打劫考生?他們真的“盜亦有道”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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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代王朝的版圖裏,土匪山賊等“江湖人士”們畫地爲牢,是個常見現象。這類亂象,除了助推出一系列“快意恩仇”的武俠故事外,也帶來另一個令許多“票友”們熱議的話題:這些逮啥搶啥且殺人如麻的土匪山賊們,怎麼偏偏不搶進京趕考的舉子們呢?
對這事兒,多年來“票友”們腦洞大開,從“舉子身份”“搶劫成本”“盜亦有道”“山賊良心”等各方面,總結出了無數原因。其豐富內容,簡直可以構建一個行規嚴格的“虛擬江湖世界”。但得先弄清楚一個問題:土匪山賊們真這麼“上道”?看見趕考舉子就不搶?
至少,明代以前,特別是唐宋年間的舉人們,就是一聲淚奔回答:誰說不搶?
比如放在號稱“文化繁榮”“科舉發達”的宋代,那些進京趕考的舉子們,就是沿途大小山賊眼中的誘人“肥羊”。“搶舉子”更是宋代三個世紀裏出名嚴重的治安難題。越是位置重要的交通要道上,越有山賊強盜出沒,看見趕考的舉子,那更像是打了雞血——宋徽宗政和年間時,舉人秦楚才路過宿州,一進宿州境內就被強盜跟蹤,差點被人抓去煮了。吳興六個舉人來到汴堤時,更被強盜明火執仗,幸虧同行舉人裏有練家子,奮起反抗才脫身……
宋真宗年間的名相張詠(紙幣的發明者),早年是個趕考舉子時,就遭遇到驚魂一幕:偏巧投宿進一家黑店裏。幸虧張詠一身武功且人又機警,半夜裏一陣惡鬥,殺了黑店店主全家,一把火把黑店燒了個精光。可倘若是個普通舉子呢?百分百的遇害。
而且千萬別以爲,這些山賊土匪只是在窮鄉僻壤裏出沒,宋代這些“江湖人士”們,就是哪熱鬧往哪湊。特別是宋代舉子必走的汴河水道,就是山賊土匪打劫的“熱門地區”。就連沿河的旅店,也是黑店極多,“棄屍河流,沒其衣服財物”的事情極多。
那爲什麼山賊土匪們這麼“青睞”舉子呢?一來大宋“守內虛外”,兩宋大小農民起義四百多次,“山賊土匪”這類“小人物”,官府有時就應付不過來。二來宋代科舉不同明清,舉子趕考得到的官方路費有限,爲了湊足盤纏,好些舉人都帶足絲紗茶等貨物,一路上邊趕路邊賣貨湊錢。對於山賊土匪們來說,這些“有貨”且“反抗力弱”的舉人,就是送上門的買賣,搶劫成本如此低,當然開搶沒商量。
看過這類“舉人都挨搶”的悲催經歷,也不難看到兩宋王朝“富裕”下的低效與遲鈍。“積貧積弱”的國運,已是可以想。
不過,放在明清年間時,宋朝時常“挨搶”的舉人們,也的確是翻了身。雖然明清年間盜賊也多,甚至還出了《天下水路行程圖》這類“防盜手冊”,出行者幾乎人手一份兒。但“搶舉人”的事兒卻極少見,就連在明清野史小說裏都罕見。
這個奇現象,一來因爲明清舉人地位的提高,明清的舉人“功名”,既有“優免”特權,又可出任八九品官職,日常話語權極大,出行趕考趕考不再爲錢發愁,可以享受朝廷的車馬補貼。比如清代順治年間起,趕考舉人可享受二十兩銀子的“盤費”,而且給“驛馬”。另外明代起舉人趕考,一路免收任何“過路費”,路上住驛站進城有會館,拿着“火牌”白吃白住。比起需要湊盤纏的宋朝舉人來,那真是“硬茬子”。
但最重要的原因,卻是明清時期,中國驛路交通條件的空前提高。
土匪山賊們要打劫,“作案條件”非常重要。宋代防衛鬆散的汴河沿線,或是州縣交界的窮鄉僻壤,都是天然的“打劫場所”。但放在明清的驛路上,這類“好條件”基本不存在。明太祖朱元璋登基後,明王朝就以空前的力度,全面鋪開驛路建設。明朝立國僅僅三十年,大明朝的驛路就突破了十四萬裏,水路驛站多達1900多個。明成祖“靖難”後更進一步,向北驛路修過了黑龍江,向西修進了烏斯藏,全國形成密集交通網。
明清兩朝舉子們趕考,走的就是這一類水陸“驛路”。
尤其比唐宋元歷代更進一步的,就是明清驛路的交通條件:明清的驛路,道路更加筆直寬闊。比如唐宋年間時就連通廣東與內地的“大庾嶺路”,明代時就大規模拓寬,路面改成青石長條,且兩側補種了一萬五千多棵鬆梅。不但交通便利,環境也十分優美。西班牙人拉達就形容明朝的驛路“能容15騎並排通過”,且“寬闊筆直,是世界上最好的公路”。拉達的西班牙使團,曾沿着明朝驛路前往福建,路上曾遭遇暴雨,結果一場雨後,“路面依然乾淨平整”。
而到了清代時,中國的南北交通驛路,也是又進一步,變成了“官馬大路”。哪怕東北西南西北邊陲地區,與內地也有寬闊“官馬大路”連接。各地舉子進京趕考,走的都是這樣的水陸好路。對這強大的交通系統,明清兩朝的管理也空前嚴格。明代的水陸驛路上,每60到80裏就要設置驛站,每10裏還有遞鋪,部署鋪兵。大運河等水路動脈上,更是一路都有“遞運所”“巡檢司”,防衛十分森嚴。
在明清兩朝的六百年裏,“漕運”“驛路”的穩定,也是考覈官員的“硬指標”:別說是鬧賊,哪怕是“失於修理”都要“笞三十”,橋樑損壞更要“笞四十”。鬧賊那更不是鬧着玩的。所以雖說明清兩朝山賊土匪不少,連帶着“安全手冊”都賣火。但無論是陸上的“響馬”還是水上的“水匪”,都主要是在偏僻地區活動。跑到“驛路”“運河”上來撒野?那借個膽子都不敢。所以哪怕舉子們手無縛雞之力,也可以放心走“驛路”“官馬大路”。
以這個意義說,土匪山賊們不劫舉子,哪裏是因爲舉子“身份高貴”?又哪裏是因爲“盜亦有道”?不敢劫“官馬大路”“驛路”纔是真。
這樣強有力的道路建設與管理,也造就了明清年間,古代中國領先世界的交通效率:《粵劍編》記載,明朝官員王臨亨從蘇州出發,先走驛路再走水路,前後經過了南直隸、浙江、江西、廣東四省的近三十個驛站,不到二十八天就抵達目的地廣東南雄。放在古代條件下,這就是絕對的“高鐵速度”。多少繁華的“中興”“盛世”,多少經濟文化發展的成就,就是這“強大交通網”撐起。山賊土匪?那真是躲都躲不及。
不過這類“好風光”,也基本都在太平盛世年月。放在王朝衰落甚至末世時,又往往是另一幅景象:鴉片戰爭前夜的道光年間,不但南北各省都有土匪,就連一向安全的“官道”“漕河”也成了重災區。京杭大運河上的水手們都組成團伙,白天撐船晚上搶劫,趕考舉子也照搶,搶完就溜之乎也。還有土匪公然在運河上設立“鹽關”,大肆收“過路費”。氣得道光皇帝連發嚴旨,卻照樣抓不住……
在那個年月,別說是作爲“天子門生”的舉子,就算是官員,也照樣挨搶。第一次鴉片戰爭結束四年後,廣州香山縣巡檢就在出行路上被當地土匪綁票,連鬍子都給剃光,差點命都送掉。給清王朝落後捱打的年月,做了個狼狽的註解。
相比於清代這怪像,明朝萬曆年間晚期時,一位趕考的舉子,更留下發人深省的記錄:萬曆四十四年(1616),山東諸城舉人陳其猷進京趕考,憑着“舉人特權”走了一路“驛路”的他,看到的是當時席捲山東全境的饑荒,沿途百姓餓殍遍野的慘景。以至於抵達北京後,他還“毛骨凜凜”。但會試結束後,那些與他一路同行,共同親歷慘景的“天子門生”們,卻是每天燈紅酒綠中暢飲,各個“聲歌誘耳,繁華奪目”,百姓疾苦?與我何干!
這悲慘一幕,也叫良心未泯陳其猷怒從心頭起,憤然寫下了《饑民圖》,一字一淚寫下大明朝的盛世危機百姓寒苦,更怒斥那些享盡特權的“天子門生”們,對國家命運“竟漠然不相關矣”的醜態。他寫這篇文章時,距離明朝亡國,已不到28年。接下來大明朝亂民四起,風雨飄搖的一幕,崇禎帝含恨上吊的悲情,多少伏筆,竟埋在文中。
“山賊土匪搶不搶舉子”的話題,卻也藏着這樣生動的歷史迴響,值得我們在幾百年後重新聆聽,警鐘長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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