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內閣加強了皇權，但其實留下了禍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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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仁、宣時期，內閣制度也確立起來。閣職漸崇。這有個發展過程。朱元璋自廢除丞相制後，六部直接向皇帝負責，皇權空前加強，全國政務最後都叢集到他身上。朱元璋即使“昧爽臨朝，日宴忘餐”，整天批答處理章奏，也還是忙不過來。而當遇到重大問題時，又無處商量討論，朱元璋已感到“密勿論思，不可無人”。

於是在洪武十三年(1390年)九月置“四輔官”，戶部尚書範敏薦耆儒王本、杜佑、龔斆、趙民望、吳源等任之。四輔官的任務是“協贊政事”，“刑官議獄，四輔官及諫院複覈奏行，有疑讞，四輔官封駁”。但“諸人皆老儒，起田家，惇樸無他長”，不能勝任其職，不久相繼致仕。繼任的安然，雖“練達庶務”，但在洪武十四年(1381年)八月病死，以後就廢罷不設。四輔官的設置雖只一年左右，但它說明了朱元璋這個獨裁皇帝也需要有人“協贊政事”。

洪武十五年(1382年)，朱元璋仿效宋朝的制度，“置殿閣大學士以備顧問”，以禮部尚書劉仲質爲華蓋殿大學士，檢討吳伯宗爲武英殿大學士，典籍吳沈爲東閣大學士。又置文華殿大學士，徵耆儒鮑恂餘銓等爲之，輔導太子，秩皆五品。這就是後來內閣制的最早雛形。不過朱元璋“克勤不怠”，重大政務皆“自操威柄”，直到病重彌留之際，仍“臨朝決事如故”，因此，這些大學士對國家事務“鮮所參決”，只備顧問而已。

明代內閣制度的基本形成，是在明成祖朱棣時期。朱棣當上了皇帝以後，即命侍讀解縉、胡廣，編修黃淮，修撰楊榮，編修楊士奇，檢討金幼孜、胡儼，“並直文淵閣，預機務。內閣預機務自此始”。從此以後，閣臣的設置成爲常制，成爲一個穩定的官僚機構，並且明確規定其職責是“參預機務”。所以從職責和名稱來看，明朝的內閣制度，這時已基本形成。

但當時閣臣的階秩不高，“各賜五品服”，是中級官員。“其時入閣者，皆編、檢、講、讀之官，不置官屬，不得專制諸司，諸司奏事，亦不得相關白”。儘管閣臣與皇帝“朝夕左右”，“機密重務悉預聞”，朱棣也曾鼓勵解縉等人說：“代言之司，機密所繫，且旦夕侍朕，裨益不在尚書下也。”但實際上閣臣的權位遠遠不及尚書，尤其當時的吏部尚書蹇義、戶部尚書夏原吉，“軍國事皆倚辦”，“稱股肱之任”。蹇義在永樂朝，“數奉命兼理他部事，職務填委，處之裕如”。“(夏)原吉雖居戶部，國家大事，輒令詳議”。

永樂七年(1409年)，朱棣北巡，命夏原吉“兼攝行在禮部、兵部、都察院事”。八年，命夏原吉“輔太孫留守北京，總行在九卿事。閣臣雖得參預機務，但他們的權力卻受到種種限制。他們的建言行事，即使得到皇帝的讚許，在推行中也還會有顧忌。如永樂十七年(1384年)十一月，“學士楊榮疏陳十事，皆指斥府、部、法司積弊。上覽之，密諭榮曰：卿言甚當。但侍臣腹心之臣，若進此言，恐羣臣相猜疑，不若使御史言之。於是御史鄧真疏入奏，衆皆請罪，詔諸司即日悛改，怙終者不赦”。所以從這些來看，內閣其實有很大的隱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