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是如何防治洪水的？很多意想不到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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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的雨季，各地總有一些區域會受到強雨的襲擊，造成洪水災害。其實，在人類生活的進程中，洪泛災害從來就是人類最常面臨的大自然之兇敵。那麼，我們的先人是如何防治洪水的呢?

古代也有水文站

據史料分析，我國古代從大禹時起就開始重視對水文狀況的觀測和分析。而隨着社會的發展，歷代各朝更是注重在各河流要處建站監測水文。有着“世界第一古代水文站”之稱的“白鶴梁”，就是我國古水文站的一處罕世遺蹟。

白鶴梁是重慶涪陵城北長江中的一道天然石樑。由於白鶴梁的樑脊僅比長江常年最低水位高出2-3米，幾乎常年沒於水中，只在每年冬春之交水位較低時才部分露出水面，故古人常根據白鶴梁露出水面的高度位置來確定長江的枯水水位。從唐代起，古人便在白鶴梁上以“刻石記事”的方式記錄長江的枯水水位，並刻“石魚”作爲水文標誌。

白鶴粱石魚題刻保存最好，價值也很高。它記下了自公元764年後斷續72個年份的枯水記錄，共鐫刻163則古代石刻題記。

白鶴梁是舉世公認的世界最早期的“水文站”，見證着我國古代水文治理的歷史成就。

我國有長江、黃河、淮河、海河、遼河、珠江、松花江七大水系，歷代都很重視防汛抗洪和汛情通報工作。因爲河流泛溢影響着水運、灌溉和生活用水，關係着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雖然古今防汛抗洪不可同日而語，但是古代還是有值得讚賞的做法。宜昌到重慶段就有枯水題刻羣11處。

在宋代，吳江(今江蘇省蘇州)上立有兩座水則碑，建於1120年。水則碑分爲“左水則碑”和“右水則碑”，左水則碑記錄歷年最高水位，右水則碑則記錄一年中各旬、各月的最高水位。當時規定水位相當於一劃，無論高田低田都不會受災;超過兩劃，極低田地受災;超過三劃，低田受災……超過七劃，極高的田地也會受災。如果某年洪水位特別高，即於本則刻曰：某年水至此。該水則上刻寫的最早年(經換算)爲1194年。

由此可知，水則碑不僅是觀測水位所用的標尺，而且也是歷年最高洪水位的原始記錄。從水則碑我們可知宋代爲統計汛期農田被淹面積，已建立了水位觀測制度，這也是我國觀測水位直接爲農業生產服務的最早記載。

古代的防洪法規

我國古代各朝還制訂過許多防洪法規，從制度上保障防洪工作的順利進行。其中，金朝泰和二年(1202年)，金章宗頒佈實施的《泰和律令》中的《河防令》，是我國現存最早的一部防洪法規。

《河防令》的主要內容有：第一，明確劃定了黃河和海河等水系的防汛起止期限，將“六月初至八月終”定爲“漲水月”，規定這期間沿河官員必須輪流“守漲”，不得有誤。第二，規定朝廷每年都要派出官員“兼行戶、工部進”，在汛期到來之前沿河檢查，督促沿河的州、府、縣落實防汛規劃措施，維修加固堤防。第三，規定河防緊急時，沿河州府和都水監、都巡河官等應共同商定搶險事宜。第四，獎功罰罪，沿河州、府、縣官員防汛無論有功還是有罪，都要上報，由國家據情處理。

《河防令》的頒行，不但對當時金國佔領下的黃河、海河等水系的防洪工作起過重要作用，而且對後世的河防也產生了積極的影響。金以後各朝代的防洪法規，多由《河防令》引申而來。

清代順治十六年至康熙十六年間(1659～1677年)，蘇北黃河、淮河、運河連年潰決，水災嚴重。平民出身的水利專家陳潢輔助河道總督靳輔治水，提出從上游根治黃河的主張，併發明瞭測定流速流量的“測水法”，對我國河道管理理論作出了顯著貢獻。

但是，古代黃河仍常決口，淹沒農田村莊。爲防洪，便產生了“水報”。這是一種和“兵報”同樣緊要的加急快報。這種汛情傳遞其緊急程度往往比兵報更危急。在古代，黃河堤岸備有報汛的“塘馬”。當上遊地區降暴雨河水陡漲時，封疆大吏遂將水警書於黃絹遣人急送下游，快馬迅馳，通知加固堤防、疏散人口。這種水報屬接力式，站站相傳，沿河縣份皆備良馬，常備視力佳者登高觀測，一俟水報馬到，即通知馬伕接應，逐縣傳到開封爲止。當時有的一晝夜迅奔500裏，竟比洪水還要快。當時朝廷還規定，傳水報的馬在危急時踩死人可以不用償命。對此，人們家喻戶曉，一見背黃包、插紅旗跨馬疾馳者，大都會自覺避讓。

古代，報告水警還有一種獨特的“羊報”。所謂“羊報”，就是報汛水卒。據載，黃河上游甘肅皋蘭縣城西，清代設有水位觀測標誌，一根豎立中流的鐵柱上根據歷史上洪水水位情況刻有一道痕，如水位超刻痕一寸，預示下游某段水位起碼水漲一丈。當測得險情時，“羊報”便迅速帶着乾糧和“水籤”(警汛)，坐上羊舟用繩索把自己固定好，隨流漂下，沿水路每隔一段就投擲水籤通知。

下游各段的防汛守卒於緩流處接應，根據水籤提供的水險程度，迅速做好抗洪、搶險、救災等各項準備。“羊舟”也很獨特，它用大羊剖腹剜去內臟，曬乾縫合，浸以青麻油，使之密不透水，充氣後可浮水面不下沉，頗似皮筏。“羊報”執行的是一種十分危險而重要的任務。古代的“羊報”被搶救上岸後，有的因在河中撲騰多天，早已餓死、撞死或溺死，倖存者可謂九死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