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做官可以光宗耀祖 古人爲什麼還要選擇求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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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古代當官很感興趣的小夥伴們,小編帶來詳細的文章供大家參考。古代當官可以說是光宗耀祖,爲什麼有的人反而一心求退?
考取功名,然後當官是古代讀書人的最大願望,但是也有不分官員,在任上幹了一段時間後,反而一心求退。俗語日:在其位,謀其政。但也有的官員由於個人能力有限,或職非其能等原因,意識到自己在其位而不能謀其政。這種情況下,部分較有責任心的官員會選擇及時致仕,以免尸位素餐、阻礙賢人進取之道。
一、官員不勝其職而求退。
武則天朝武將陳令英爲幽州都督時,可能因爲個人能力有限,據其自述,在任時“無田疇鄉導之策,又乏杜預度支之才,空竭疲駑,晝夜不息,以勤補拙,首尾三年,彌縫闕漏,幸無愆乏”,有疲於應付、勉強勝任之感。在擔任清邊軍副大總管抵禦契丹入侵的過程中,未立大功而受到恩賜,“竊功謬賞,有忝朝章”,因而引咎自責,主動求退,請“貶歸私第”。
雖然其《請免官表》中所述可能有過於自謙的成分,但基本上都有具體事實爲依據,其情形當屬不勝其職而自請致仕。憲宗朝李都,歷任京兆尹、鳳翔尹、淮南節度使,爲一方大員,爲官剛正嚴直,頗有政績。被監軍吐突承璀推薦入朝爲相後,“不喜由宦倖進”,爲此感到恥辱。
同時他“出入顯重,素不以公輔自許,年侵勢過,頗安外鎮”,安於在地方爲官,無意入朝拜相。在離開揚州接受屬下餞行時,“聞樂而泣下日:‘宰相之任,非吾所長也。’可見其非常知道自己爲官的優劣短長。因此到長安後,即“辭疾歸第。既未朝謁,亦不領政事”,最終以太子少傅致仕。這又是自度不勝其職而請退之例。
昭宗朝右散騎常侍鄭綮,性“好詼諧,多爲歇後詩,譏嘲時事”。在任雖屢次上章論列朝政之闕,但自認爲無宰相之才。在得知昭宗有意任其爲宰相後,還語帶幽默地說:“萬一如此,笑殺他人。”宰相任命的制書下達,鄭綮“搔首言日:‘歇後鄭五作宰相,時事可知矣。’累表遜讓不獲”,乃就職。但考慮到自己能力有限,非宰輔之才,朝廷輿論亦不利於己,“終以物望非宜,自求引退。三月餘,移疾乞骸,以太子少保致仕”。山在唐末亂世背景下,鄭綮雖詼諧處世,但不失一份清醒。
二、仕途失意
屬於這種情形的官員有5例。高祖朝官員李綱,受皇帝高度信任,“高祖以綱隋代名臣,甚加優禮,每手敕未嘗稱名,其見重如此”。皇帝因此任命其爲禮部尚書兼太子詹事,以輔佐、規勸太子李建成,使其更好地成長爲一個合格的政治接班人。而對於李綱的到來,“建成初甚禮”,“後漸狎無行之徒,有猜忌之謀,不可諫止”,李綱對於太子非常失望,於是向皇帝主動乞骸骨,並表明其心跡。“以愚臣事太子,所懷鄙見,復不採納,既無補益,所以請退”,但未得皇帝允許。於是李綱繼續履行職責,對太子的不當行爲上書勸諫,“建成覽書不懌,而所爲如故”。
對於太子的不可理喻,李綱感到失望又無可奈何,“道既不行,鬱郁不得志”,於是再次託以年老,請求致仕,仍未得允,但解除了太子詹事的職位。從李綱仕途失意而屢請致仕的背後,我們可以發掘出一些政治現象,即太子李建成與秦王李世民在政治上的分野。在一同協助李淵打天下的過程中,兩人的矛盾可能已有所顯現。作爲父親的李淵對此亦有所察覺,於是很有可能派遣爲人正直的李綱去輔佐太子,協調其與秦王間的關係,以免兩人矛盾越來越大。
而李綱對太子防備、敵視秦王行爲的規勸未能起到化解矛盾的作用,自己亦身心俱疲,於是屢請致仕。李淵也意識到太子、秦王的矛盾無法一時和解,於是將李綱調離東宮。李綱仕途上的失意,反映的正是唐初統治集團內部暗中增長而無可調和的矛盾與分歧,是玄武門之變的前奏。另外,《舊唐書》中李建成親暱小人、飲酒無節的記載,可能是史官編纂實錄時希太宗之意加上的,以醜化李建成,加強太宗政變的合理性,後被《舊唐書》的編纂者加以沿用。
則天朝中書令王及善,“雖無學術,在官每以清正見知,臨事難奪,有大臣之節”。則天晚年,二張尤其侍寵跋扈,“每內宴,皆無人臣之禮”。王及善“數奏抑之,則天不悅”,於是“及善因病請假月餘,則天都不問之”。可見晚年的武則天確實有些耽於遊宴、無心政事。王及善對此非常寒心,亦看透了則天對己的態度,嘆日:“豈有中書令而天子得一日不見乎?事可知矣。”在仕途失意的情形下,王及善“上疏乞骸骨”,但“三上不許”,一個月後在疾病和抑鬱的打擊下而終。
肅、代、德朝官員穆寧,爲人“清慎剛正”,“以氣節自任”,但其仕途卻頗爲坎坷。爲鄂州刺史期間,因杖下屬致死,“坐貶虔州司馬,重貶昭州平集尉”。任和州刺史官罷後,被誣在任期間“逋亡多,坐貶泉州司戶”。任右諭德時,因“強毅不能事權貴,執政者以爲不附己,且憚其難制,故處之散位”。
屢次的仕途受挫,讓穆寧“默默不得志”,認爲“時不我容,我不時徇,則非吾之進也,在於退乎!”於是“辭病居家,請告幾十旬者數矣”。後雖不得已起復,仍然意在求退,於是“就拜祕書監致仕”。從穆寧的經歷可以看出安史之亂後,國家綱紀大亂、權臣宦官當道的背景,部分正直的官員士大夫仕途失意、出不如處的政治現象。
藩鎮問題是唐朝後期常見的一種政治現象。在自己的地盤上,節度使或者毫無顧忌地割據與跋扈,“文武將吏,擅自署置,貢賦不入於朝廷”,“喜則連橫而叛上,怒則以力而相併”。或者對朝廷陽奉陰違,表面上尊奉中央,實則私下擴充自己勢力,“雖稱藩臣,實非王臣也”。一般情況下,叛亂型藩鎮基本上不存在仕途失意的情形,更不會主動請求致仕。但也有特殊情形,一旦他們脫離了自己的政治根基,進入朝廷,就無法作威作福;加之皇帝有意削藩,節度使主動歸順,雖躲過了軍事打擊,但有時仍無法規避朝廷賦予的政治打擊,這種情況下,藩鎮入朝後的挫折與坎坷就在所難免了。
憲宗朝即有這麼兩位仕途失意而致仕的藩鎮。德宗朝夏綏銀宥節度使韓全義,曾經外挫朝廷削藩大軍士氣、內結宦官以掩其劣跡,且班師回京後不謁見皇帝,“議者以隳敗法制,從古己還,未如貞元之甚。憲宗在藩,常惡其事。及即位,全義懼,求入覲”。憲宗雖同意了其請求,允其歸順,但“不復用”。韓全義之子爲討好皇帝,“獻女樂八人。帝不納,日:‘我方以儉治天下,惡用是爲。’”對其態度非常冷淡;宰相“杜黃裳以全義出征無功,驕蹇不遜,直令致仕”,這實際上也代表了憲宗的想法。
另外,韓全義離開夏州時“以其甥楊惠琳知夏綏留後”,這時亦被朝廷誅滅。眼見在朝四面碰壁,裏外無援,韓全義可謂鬱郁不得志。歸順中央僅三個月,威風不再的他就匆匆忙忙以太子少保致仕,結束了入朝後短暫的政治生命。另一位藩鎮官員於螟,在擔任山南西道節度使時,趁着朝廷討伐淮西吳少誠而極力擴充地盤和勢力,並“公然聚斂,恣意虐殺,專以凌上威下爲務”,其惡名亦爲憲宗所知。“憲宗即位,威肅四方,由其稍戒懼”,於是自請歸朝。
入朝後的於螟,雖然有意討好皇帝,但受到冷遇。朝廷派軍再次討伐淮西時,於螟爲向皇帝表忠心,“獻家財以助國,帝卻之”,並不接受他的殷勤。憲宗曾公開對羣臣說:“於由其大是奸臣,勸朕峻刑”,“此欲使朕失人心耳”。另一方面,於由頁依然行爲不謹,治家不嚴,憲宗對其愈發不滿,於是藉着其家人的不法行爲對其進行打擊。
先是因其子殺人,將於螟“貶爲恩王傅”;又因其子“居喪荒宴,削金紫光祿大夫”。眼見自己在朝廷不受皇帝待見,於崾頗感心灰意冷,在憲宗的諷令之下,主動上表請求致仕。“宰司將以太子少保官之,帝改署賓客”,以本官致仕,這又是一個不大不小的打擊。最終於螟“鬱郁不得意卒”。兩位藩鎮因仕途失意而請致仕,體現了政治鬥爭無情與殘酷的一面,但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憲宗朝皇權重振、朝廷削藩得力的政治背景。
三、總結
與對政治不滿的官員相似,仕途失意的官員,其客觀環境亦是身處的政治形勢於己不利,或與先前期許的有較大差距,主觀上因感到失望、無助,而非憤懣與不滿,遂以致仕的形式尋求解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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