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先後共進行三次分封 朱元璋這麼做的目的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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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不知道:朱元璋分封制的讀者,下面小編就爲大家帶來詳細介紹,接着往下看吧~
明初,朱元璋建立分封制,大封諸王。
朱元璋先後共進行三次分封,分別爲洪武三年、洪武十一年和洪武二十四年,大致情形如下:洪武三年,封第二子桃爲秦王,第三子桐爲晉王,第四子棣爲燕王,第五子楠爲吳王,第六子禎爲楚王,第七子博爲齊王,第八子梓爲潭王,第九子祀爲趙王,第十子檀爲魯王,從孫守謙爲靖江王;洪武十一年正月,冊封皇子椿爲蜀王,柏爲湘王,桂爲豫王,模爲漢王,植爲衛王,改封吳王楠爲周王;洪武二十四年四月,辛未,冊封皇子楠爲慶王,權爲寧王,梗爲崛王,穗爲谷王,鬆爲韓王,模爲沈王,楹爲安王,梗爲唐王,棟爲鄖王,木彝爲伊王。
朱元璋分封目的是藩屏帝室,國柞永久,因此他對分封諸王有自己一套政治規劃:首先,出於防禦舊元的考慮,蒙古未肅清,一直對明朝存在着威肋;第二,出於轉移軍事權力的現實需要,將功臣宿將手中的軍權轉移到自己兒子手中,以爲後來誅殺功臣做好準備;第三,配合廢除宰相制度,防範權臣把持朝政,故而賦予諸王“清君側”的權力。總而言之,“藩屏帝室”是朱元璋分封的終極意圖。洪武三年,朱元璋第一次大行分封,便講明瞭分封乃國家長治久安之計,當以史爲鑑,懲宋元孤立之弊:
“昔者,元失其馭,羣雄並起,四方鼎沸,民遭塗炭。脫躬率師徒,以靖大難,皇天眷佑,海宇寧謐,然天下之大,必建藩屏,上衛國家,下安生民。今諸子既長,宜各有爵封,分鎮諸國。脫非私其親,乃遵古先哲王之制,爲久安長治之計……先王封建,所以庇民,周行之而久遠,秦廢之而速亡,漢晉以來,莫不皆然,其間治亂不齊,特顧施爲何如爾?要之爲長久之計,莫過於此。”
他在冊封諸王的冊封文中,對諸子寄予了殷切的政治責任,冊秦王文曰:“今命爾爲秦王……今爾固其國者,當敬天地在心……謹兵衛,恤下民……勤民奉天,藩輔帝室,允執厥中,則永膺多福”。冊靖江王文曰:“爾其思予創業之難,謹爾受封之制,毋忘訓言,益修厥身,永爲國家藩輔,尚慎戒哉。”朱元璋希望諸王能夠勤民奉天,謹慎修身,永爲國家藩輔。
朱元璋並非不知分封之弊,更曉明歷史上分封之亂。過去史家對七國之亂的評述,他不以爲然,這當是他之所以大行分封的又一原因。洪武元年春正月,朱元璋御文樓,太子侍側,因問近與儒臣講說經史何事。太子曰:“昨講《漢書》七國叛漢事。”於是朱元璋問:“此曲直孰在?”太子回答:“曲在七國。”朱元璋給出了不同的看法:
“此講官一偏之說。宜言景帝爲太子時,常投博局殺吳王世子,以激其怨,及爲帝,又聽晃錯之說,輕意默削諸侯土地,七國之變,實由於此。若爲諸子講此,則當言藩王必上尊天子,下撫百姓,爲國家藩輔,以無撓天下公法。如此,則爲太子者,知敦睦九族,隆親親之恩;爲諸子者,知夾輔王室,以盡君臣之義。”
朱元璋認爲,七國之亂絕非分封制度之弊端導致,更非儒臣所言錯在七國。七國之亂的根源在於天子薄情寡恩,不知敦睦九族,輕易黯削諸侯土地,故釀成戰事,並且由此告誡太子朱鏢要隆親親之恩。時爲洪武元年,可見朱元璋在洪武三年分封之前,己經做了充分地考慮。這也能解釋爲何後來朱元璋讀過葉伯巨的奏疏後,指責其是離間親親。雖然朱元璋通過《皇明祖訓》對諸王採取了諸多防範措施,諸王的惡劣行爲令他失望,但對分封制度,他從未動搖。
朱元璋雖然大行分封,但對分封產生的尾大不掉,威肋、皇權的弊端並非全然無慮。因此,在分封諸子的同時,各種訓誡及防範措施也在同時進行。
首先,以古鑑今,樹立藩王典範。洪武六年三月,《昭鑑錄》成。該書是朱元璋命大臣“採掂漢、唐以來藩王善惡可爲勸戒者爲書。”共兩卷,書成後頒賜諸王,朱元璋編纂此書的目的是“必時時進說,使知所警戒。然趙伯魯之失簡、漢淮南之招客,過猶不及,皆非膚之所望也。”趙伯魯是春秋時期晉國趙氏領袖趙簡子之長子,資質平庸,連其父趙簡子賜予的訓誡竹簡都弄丟了,因此不堪繼承父業;淮南王,當指劉安,其人才思敏捷,賓客羣集,後漢武帝以“陰結賓客,扮循百姓,爲叛逆事”等罪名派兵入淮南,劉安被迫自殺。在朱元璋看來,趙伯魯和劉安都過猶不及,不是他所期待的藩王典範,這表明朱元璋一方面希望諸子能夠有雄才大略,又希望他們能安分守己。特別是在洪武二十五年太子朱標去世後,朱元璋再次於洪武二十六年頒賜《永鑑錄》給諸王,輯歷代宗室諸王爲惡悖逆者,以類爲編,直敘其事,以之爲戒。
第二,軍事歷練。分封之後,朱元璋特別注意培養諸王的軍事才能,多次派遣諸王練習武事。洪武八年,朱元璋首次命皇太子、秦王、晉王、楚王、靖江王出遊中都,以講武事。洪武九年,又詔秦王桃、晉王桐、燕王棣、吳王楠、楚王禎、齊王搏往鳳陽練兵。洪武二十四年第三次分封后一個月,即命漢、衛、谷、慶、寧、山民六王往臨清訓練軍士。朱元璋認爲帝王之子必須具備軍事能力,而對舞文弄墨不屑一顧:
“吾之子與公卿、士庶之子不同,公卿之子賢則榮其一家,吾之子賢則兼善天下。故使之朝誦詩書,晚習弓矢,驅馳以練其力,涉歷以廣其智,欲其通達古今,威武能斷,然後克勝其任。若使之尋章摘句,泥於文墨,恐流爲陳叔寶、李煌之徒也。”
第三,反覆訓誡。朱元璋對諸王賦予了極高的政治期待,他曾在告王府官的諭旨中,提到藩王的職責是:“待臣下則以謙和,撫民人則以仁恕,勸耕褥以省饋銅,御外侮以藩帝室,如此則能盡其職矣。”由此可見,在其設想之中,諸王對封地擁有行政、司法和軍事等各項權力。在實際生活中,明太祖也特別注意對諸王政治才能的培養,《明太祖實錄》多次記載了朱元璋教育諸王的史實。如,洪武六年十一月,朱元璋諭皇太子和諸王用人之道:
“用人之道當知奸、良,人之奸、良固爲難識,惟授之以職,試之以事,則情僞自見。若知其良而不能用,知其奸而不能去,則誤國自此始矣。歷代多因姑息,以致奸人侮惑。當未知之初,一概委用,既識其奸,退亦何難?書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爾等其慎之。”
洪武十一年,朱元璋訓諸子要取法古之聖帝哲王,兢兢業業,勿荒淫無道,以保長久富貴。洪武十三年二月,朱元璋諭皇太子、諸王以持守之道:
“吾持身謹行,汝輩所親見,吾平日無優伶替近之鉀,無酣歌夜飲之娛,正宮無自縱之權,妃殯無寵幸之暱,或有浮詞之婦,察其言非,即加話責,故各自倩飾,無有妒忌。至若朝廷政事,稽於衆論,參決可否,惟善是從,或燕閒之際,一人之言,尤加審察,故言無偏聽,政無阿私。每旦,星存而出,日入而休,慮患防危,如履淵冰,苟非有疾,不敢怠惰,以此自持,猶恐不及,故與爾等言之,使知持守之道。”
洪武十六年,朱元璋諭皇太子、諸王賞罰乃治天下之大權,要謹慎爲之;又教以用人之道;洪武二十四年,朱元璋又諭太子、諸王要克勤克慎,永保基業。
第四,朱元璋對諸王用心良苦,還體現在一些細節上。洪武七年正月,朱元璋親定親王國中所居殿宇的名稱,前殿曰承運,中曰圓殿,後曰存心,四城門,南曰端禮,北曰廣智,曰體仁,西曰遵義,“使諸王能睹名思義,斯足以藩屏帝室,永膺多福矣。”與之類似,朱元璋命諸王藩邸,除親王宮外,其他居室止許飾丹碧,他的理由是:“惟儉養德,惟侈蕩心,居上能儉,可以導俗,居上而侈,必至厲民。獨不見茅茨卑宮,堯禹以崇聖德;阿房西苑,秦隋以失人心。諸子方及冠年,去膚左右,豈可使靡麗蕩其心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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