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烈：末代貴州王

民國時期，從劉顯世獨霸貴州開始，貴州就陷入軍閥割據的狀況中。王家烈是後起之秀，其自身實力並非強大，卻在機緣巧合之下成爲了貴州省主席。王家烈在位期間既受到貴州其他派系軍閥的攻擊，又因自成派系而受到蔣介石的猜忌，四面楚歌成爲了王家烈統治貴州後期的真實寫照。1935年，紅軍長征越過貴州，蔣介石藉口剿共，收回了對貴州的統治權，王家烈也就成爲了末代貴州王。

奪取省權

1920年，貴州在興義縣人劉顯世的統治下，表面上維持着一團和氣，但實際上已經分崩離析。興義系內部以劉顯世的外甥王文華爲首的新派勢力力圖革新，對郭重光等老派勢力挾持劉顯世控制貴州的做法十分不滿，最終，王文華以“清君側”的名義，逼迫劉顯世下臺。王文華本人極具才華，但趕走舅父的做法使得他不敢貿然掌控省權，只得稱病避居上海。1921年王文華部下袁祖銘害怕王文華回貴州重掌大權，派刺客到上海刺殺王文華。王文華死後，貴州徹底陷入各派軍閥混戰的境地，出現了十幾年的動盪局面。亂世造英雄，貴州常年的混亂也給了不甘人後的王家烈以機會。

王家烈的發家應該感謝他的桐梓老鄉周西成。1920年，劉顯世下臺後，僅爲營長的周西成感覺到了機會的降臨，決心培植個人勢力，重用桐梓老鄉。王家烈本人頗具能力，又已有數年的軍旅經歷，故而受到周西成的重用。到1926年，周西成在王家烈等人的協助下，在川滇貴等地東征西討，終於掌握了貴州的大權，貴州進入三年的周西成時代。1928年，駐紮在鄂西的四十三軍軍長李燊得到蔣介石的支持意欲進佔貴州，與周西成大戰，作爲前敵總指揮的王家烈屢戰不利，桐梓系勢力節節敗退。1929年5月，在龍雲和李燊兩部勢力的合擊之下，周西成中彈負傷，落水身亡。不久，蔣介石明令李燊爲貴州省主席。6月中旬，周西成舊部聯合向李燊發起反攻，逼使李燊隨滇軍退出貴陽，西走雲南，王家烈趁機佔據貴陽。

桐梓系重新控制貴州大局後，蔣介石任命周西成的表弟兼妹夫毛光翔爲貴州省主席兼第二十五軍軍長，王家烈爲二十五軍副軍長。毛光翔由於與周西成關係極爲緊要，是桐梓系第一繼承人，毛光翔主持黔政，王家烈也無可奈何。但毛、王原來就有矛盾，此時爲爭奪省權矛盾則更爲加深。毛光翔整日憂心王家烈勢力得到發展，危及自己的統治地位，多次設計想奪取王家烈的兵權。蔣介石極力拉攏和支持王家烈，使他逐步佔據了黔東南和黔東北。另外，蔣介石又資助王家烈各類新式武器，擴充部隊，使王家烈在三年多的時間裏，新增加了幾個團。王家烈實力、威望、才智諸方面本不遜於毛光翔，兼有蔣介石支持，故於1932年初實現了取毛而代之的願望。

毛光翔在1932年2月26日被迫宣佈“自願休息”，由王家烈代理省主席之職，以第六路軍總指揮虛銜，讓出了黔政。王家烈就任貴州省主席後，開啓了自己三年多的貴州王生涯。

實力羸弱

王家烈名義上成爲了貴州之主，實際上他自身勢力較爲有限。當時，在西南掌權軍閥中王家烈力量堪稱最弱，龍雲、劉湘等人的軍事實力遠在王家烈之上。王家烈雖然常說“西南六省之中，川、滇、湘、粵、桂五省構成一朵蓮花，黔在中心，乃是蓮花之蕊”，意指自己也能成爲西南之主，但這不過是他自說自話而已，要實現極爲困難。

由於實力不足，王家烈採取親蔣路線。蔣介石之前願意幫助王家烈進攻毛光翔，不是出於對王家烈的賞識，而是意在造成貴州軍閥內部的不和諧，爲奪回中央對貴州的統治做鋪墊。故而王家烈執掌貴州後，蔣介石對他的態度逐漸冷卻下來。而且，王家烈主動示好蔣介石的做法，也引起了貴州各路人馬的不滿，他們害怕蔣介石的中央軍會進駐貴州吃掉自己。王家烈藉助非桐梓系勢力鞏固省主席寶座，爲桐梓元老人物所不滿。

同時，王家烈爲鞏固地位，進一步壓制毛光翔等舊桐梓系人物，這一做法也使得桐梓系內部對他意見很大。一部分桐梓頭面人物奔走聯絡，抨擊王家烈要“搞垮桐梓系，”“成立新二十五軍系統。”毛光翔即抓住時機，企圖利用“桐梓同鄉會”的力量，將已四分五裂的桐梓系集合於“反新二十五軍”的口號下，形成反王勢力。

王家烈雖爲軍長兼省主席，但毛光翔繼續保持其總指揮的頭銜，在軍事上，除王的直屬部隊之外，毛依然可以暗中指揮，使王難於駕馭。1932年8月，以毛光翔爲首的原桐梓系集團與王家烈政權之間的矛盾加劇，於是拉開了桐梓系集團同室操戈的序幕。王部簡文波旅開抵鴨池河，與蔣在珍部發生激戰;猶禹九旅奉令將蔣在珍屬下宋醒旅趕出畢節。經過激戰，簡文波旅攻破蔣在珍防線，兵抵白臘坎，直趨遵義。正當王部全力進攻遵義時，駐安順的第二師猶國材部，於1932年11月24日迅速襲佔貴陽。王部回援不及，敗走榕江。12月初，蔣介石令猶國材接任第二十五軍軍長，暫兼代貴州省主席。

王家烈退回榕江後，收容整理部隊。1933年1月19日，王攻下貴陽，毛、猶倉惶敗走，城內一片紊亂，“被殺之兵滿城，而被劫之家亦不少。”王家烈攻佔貴陽後，重新恢復統治。4月8日，國民政府復任王家烈爲二十五軍軍長兼貴州省主席，猶國材“毋庸暫兼代。”

經過這場混戰，王家烈政權政治上更加脆弱，軍事力量亦大不如前。圍攻安順的隊伍久戰不能取勝，不得不與猶國材的第二師進行談判，讓第二師順利撤退。猶國材敗走雲南後，“得蔣介石十萬重金之助，又得蔣密滇龍助猶攻王之電“。經過整休，猶國材在雲南龍雲的支持下，於1933年4月，分3路舉行反攻，回駐盤江八屬，與王家烈形成相互制約的局面。直到1934年春，這場同室操戈才以雙方和解告終。王家烈雖然獲勝，猶國材、蔣在珍等名義上奉他爲首，但實則與他分庭抗禮、割據一方。王家烈能夠直接調遣作戰的部隊只有何知重、柏輝章兩個師，所轄5個旅，共15個團，實力更爲羸弱。

四面楚歌

王家烈統治貴州的三年多時間，一直處於內憂外患之中。對內他需要應對桐梓系其他人馬的進攻，對外需要應對蔣介石謀取西南奪他權力的威脅。而到了1934年，王家烈的“貴州王”生涯也來到了盡頭，紅軍進入貴州徹底使得王家烈面臨四面楚歌的環境。

王猶之戰結束後，王家烈只是名義上的黔軍領袖，新舊將領已自成體系。貴州大小軍閥自徵錢糧，霸佔一縣或數縣，形成了四川“防區制”式的割據局面。這個時候，猶國材割據盤江八屬，蔣在珍佔領烏江以北，侯之擔雄霸黔北，車鳴翼盤踞黔東，只剩下黔南十幾個縣是王家烈的勢力範圍。這種環境下，王家烈在“貴州王”的位置上坐的並不舒服，內鬥嚴重、政令不通，使得王家烈對於政務也不再上心。部下有政務上的事請示王家烈，他總是站着隨便說幾句話，以後再也不問。

1934年下半年開始，王家烈的日子就更加難過了。由於博古等人的錯誤指揮，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只得長征。賀龍領導的紅二軍團和蕭克領導的紅六軍團先後進入貴州境內，他既遵蔣之命征剿紅軍，還殺了很多紅軍，又同情紅軍，甚至希望利用紅軍的力量來來遏制蔣介石。這樣兩面派的想法，也使得王家烈在國共雙方里外不是人。

1934年12月，蔣介石爲了圍剿紅軍，順便去掉地方勢力，統一中央政令。一方面派薛嶽率中央軍緊追紅軍，一方面派黔人、鄂豫皖行營祕書長李仲公、晏道剛入黔，拉攏分化王家烈部下。王家烈和他的二十五軍當時又接連遭到戰敗，紅軍佔領遵義後召開了中共歷史上具有轉折意義的遵義會議，王家烈的老家桐梓也被紅軍佔領。

正在王家烈焦頭爛額之時即1935年3月，李仲公又奉蔣介石派遣，逼他在貴州軍、政之間選擇一職。王家烈自知大勢已去，發電向蔣介石請辭省主席一職。蔣介石不放心，還要剝奪王家烈的二十五軍軍長權並把黔軍調出貴州。蔣派晏道剛到黔西、大定，封官許願，重金收買王部師長何知重、柏輝章。答應給何知重5萬元，提升軍長，給柏輝章3萬元。在貴州軍隊開到四川石柱後交款。柏輝章被收買後，派所部營長令狐作賓帶兵兩個連到軍部向王家烈鬧餉，使王家烈面對晏道剛十分難堪。

負有“政治上解決西南”使命的薛嶽打進貴陽後，遊說王家烈走陳誠路線自報。但王家烈能夠在貴州站住腳跟，多少也與自己的貴州老鄉何應欽支持有關，而何應欽和陳誠兩人有隙，薛嶽此說無疑是給王家烈出了難題。蔣介石曾評價說：“王紹武個大心直，本人並不壞。”心直的王家烈自然也沒有選擇倒向陳誠以自保。遊說未成的薛嶽釜底抽薪，斷絕了王家烈的一切財政收入。省府、軍部職員，懸釜待炊，哪有兵餉下發。晏道剛便乘機說：“你自己的部下都管不了，如何當軍長?”王家烈在內外夾攻下，恐發生意外，遂含淚向蔣介石上書，表示辭去二十五軍軍長職務。

軍事失利、部下背叛、失寵中央，這些使得王家烈在四面楚歌的哀樂中走下了貴州王的寶座。

王家烈當過塾師，喜歡書法，愛聽京戲，是詩、書、藝兼好的儒將。他雖曾爲“貴州王”，但卻一直處於內憂外患之中，片刻也沒享受到“王”的榮耀。在多年軍旅生涯中，王家烈殺死的人不在少數，但他又不是一個屠夫，他對待政敵基本都是寬容的。他豁達又嚴謹，或許在和平年代，他會是一個很好的知識分子，但歷史將他推向了備受爭議的位置。惜乎歲月如灰，知情者大多辭世，一個有惡有善、有血有肉的王家烈也被湮沒在歷史長河中，留下的文字也不能完全反映一個真實的“末代貴州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