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皇帝平均壽命偏低，真正原因是什麼呢？

宋朝皇帝平均壽命偏低，真正原因是什麼呢?下面小編就爲大家帶來詳細解讀，接着往下看吧~

宋朝皇帝是個“多愁多病”的羣體，平均壽命偏低。在宋室的遺傳基因中，精神性疾病和腦血管疾病頑固不去，常表現爲抑鬱、狂躁、中風等症狀。

狂躁症發作往往是間歇性的，比如宋太祖總體來說還算正常，但宋人石介編纂的《三朝聖政錄》中載，太祖曾迷戀一個宮女，被臣子勸諫後很快走向另一個極端，趁宮女熟睡時親手將她殺死。這種暴戾之舉與太祖的一貫爲人大相徑庭，以致宰相韓琦審覈此書時堅決主張刪去此事，理由是“充斥負能量，不能給後世做榜樣”。

自天禧三年(1019年)起，真宗多次中風，有幾次甚至病危。他臨死那年再次中風，宰相只能去寢殿朝見他，而他已說不出話，面對上奏只能以點頭表示贊同。仁宗、英宗、神宗到晚年時，也多次出現因嚴重中風而不能理政的情況。尤其是神宗，對西夏倉促用兵以致慘敗，後導致中風，這與他急於求成的狂躁性格不無關係。

光宗的狂躁症更爲典型，他格外敏感多疑，素有“瘋皇”之稱。他在精神失常的狀態下，統治國家長達兩年半，以致昏政不斷、亂局頻出。他剛臨政時親自放逐“大惡”陳源，後來卻讓陳源重做宦官班頭，併發還之前抄沒的家產，搞得朝堂烏煙瘴氣。自發病後，他懷疑宗戚和臣子發來的訃報都在騙自己，比如四川統帥死後半年，他仍認定這是詐死而拒絕選派新帥。他還懷疑老爹要廢黜或加害他而不去朝見，甚至在老爹死後拒絕出主大喪，搞了一出人倫鬧劇。

眼看光宗越來越不像話，臣子葉適建議宰相留正將皇帝的病情公之於衆，以免朝野議論皇帝德行有虧。留正卻說：“陛下諱疾忌醫，自我感覺良好，臣子絕無資格指摘陛下有病。”於是，一衆臣子只能聯袂上演“皇帝的新衣”，誰也不敢戳穿光宗的反常之舉。

此外，不少皇帝智力發育遲緩，也是宋室心照不宣的祕密。寧宗向來消化不良，所以格外注意飲食禁忌，這本是人之常情，但他的行爲讓人啼笑皆非—命人以白紙爲底、青紙爲邊糊了兩扇屏風，上面分別寫着“少飲酒，怕吐”“少食生冷，怕痛”。他每次巡行後宮，都有兩個宦官各扛一扇屏風先行開路，到后妃的寢宮後豎好屏風，若有人勸他飲酒或食生冷，宦官就指着對應的屏風以示拒絕。

作爲一國之君，寧宗竟不能掌握接見金朝使者的相關禮儀，只能安排宦官替他應答，他的治國能力有多差勁可想而知。他明知被貶的太子太傅陳傅良德才兼備，問起陳傅良如今何在，權臣韓侂冑有意打壓，隨口說“臺諫曾論其心術不正”，他連查都不查，立刻打消了起用陳傅良的念頭。

臣子華嶽反對權臣史彌遠專政，被捕入獄，擬定斬首。案卷呈到寧宗面前，他久聞華嶽爲人正直，想饒其一命，史彌遠說：“刑減一等如何?”寧宗竟不知斬首刑減一等是杖斃，表示同意，於是華嶽被活活打死。當世史官對他的評價較委婉，只說“臨朝淵默寡言，於事少所可否”，晚宋詞人周密則毫不客氣地說他“不慧而訥於言”。

度宗也是有名的“弱智皇帝”，自幼手足軟弱無力，七歲時還不會說話。《宋史》爲他打圓場，說他“資識內慧，七歲始言，言必合度”，完全是在尬誇。他是理宗的親侄子，理宗無子嗣，爲不讓皇位落入遠支宗室之手，竟謊稱有神仙託夢說自家侄子是“十年太平天子”。於是，度宗在21歲時被立爲太子，理宗也知道他“智商欠費”，盡力爲他創造最好的教育條件。史書說他“終日手不釋卷”，不可謂不用功，但理宗每次考他的功課都不順心，偶爾答對了才賜坐賜茶，更多時候反覆講解仍不奏效，只能壓着火氣等次日再講。“爲尊者諱”的史料尚且如此，可見度宗的智商實在不敢恭維。度宗的生母是王府小妾，懷他時被夫人逼着喝了墮胎藥，他最終雖出生了，但身心發育遲緩估計與那碗墮胎藥脫不了干係。

度宗即位後，蒙元政權對中原虎視眈眈，宋朝接連喪失戰略要地，滅亡只是時間問題，他卻毫不擔憂國運，甚至連奏章都懶得批，一心躲在後宮縱享酒色。更荒唐的是，他將批奏章的事交給四個寵妃，號稱“春夏秋冬”四夫人。皇帝又蠢又壞，臣民只能跟着遭殃。

明明自己痼疾纏身，卻因貪戀君權而不肯早議立儲之事，以致朝堂生變、后妃或權臣干政—這是宋朝多位皇帝面臨的窘境。英宗直到病重失語時，對臣子奏請立儲的行爲仍老大不快。彌留之際，韓琦遞上紙筆，請他早立太子以安衆心，他才哆哆嗦嗦地寫下“立大王爲皇太子”，韓琦又請他親筆註明名字，他吃力地添了“潁王頊”三字。韓琦唯恐變生不測，提醒趙頊朝夕不離英宗左右，皇位這才順利傳給趙頊，即宋神宗。

神宗病重時，他的同母弟趙顥有覬覦皇位的跡象，常與異母弟趙頵出入宮禁，甚至要求留宿大內。當時神宗已說不出話，只能怒目而視。宰相王珪、蔡確等重臣也與兩個王爺暗通聲氣，神宗這纔想起要儘快立年僅10歲的長子趙煦爲太子，怎奈既不能說話也不能寫字。直到他臨死前四天，宰相在病榻前奏請立趙煦爲太子，他才哭着點頭，這場奪位之戰終於定了大局。

至於宋朝皇帝爲何“多愁多病”，除遺傳、性格、經歷等因素外，也源於沉迷酒色的“享樂傳統”，正如明人朱國禎所說：“疾病多起於酒色，而帝王爲尤甚。”更重要的是，自雍熙北伐失敗後，兩宋諸帝先後恐遼、恐夏、恐金、恐蒙元，長期處於動盪、屈辱的負壓氛圍中，嚴重缺乏安全感，消極的精神狀態可謂“一脈相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