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不稱帝的根本原因是什麼？

曹操不稱帝的根本原因是什麼?下面小編就爲大家帶來詳細解讀，接着往下看吧~

曹操這樣性格的人，在他掌握了漢朝的實際權力之後，能做到不取代漢朝自己稱帝，難道是因爲他秉性忠厚老實嗎?難道真是他打心眼裏不想做皇帝嗎?當然不是!那是爲什麼?司馬光的回答出人意料。

無論劉備、孫權如何詆譭曹操，也無論後世戲曲舞臺如何把曹操塗抹成大奸大惡之臣，人們還是不得不承認，在曹、孫、劉三位漢末最大的梟雄中，曹操是唯一未曾在生前稱帝的。這個現象爲喜愛漢末三國曆史的人們津津樂道。

(左圖：孫權 右圖:曹操，漫畫造型)

東漢末年的歷史上，有這麼一個片斷：孫權在長期和許昌朝廷對抗，又和劉備鬧翻之後，深感力屈，不得不暫時假意歸順朝廷。孫權在派使者向漢獻帝進貢的同時，卻又同時派人去見曹操，勸說曹操取代漢獻帝，自立爲帝。孫權這麼做，當然有他自己的算盤。曹操在收到孫權的“勸進表”後的反應，非常耐人尋味，他說孫權這招是想把他放在火爐上烤。言下之意，曹操一旦稱帝，就會成爲名副其實篡漢賊臣，也就成爲了天下英雄的衆矢之的。這或許正是孫權樂於看到的局面。當日曹操手下附和孫權、勸說曹操稱帝的人還真不少。他們的目的也很明白，曹操升級，自然意味着他們也能跟着升級了。

曹操卻非常堅定地拒絕了這一請求，他比誰都明白這池水的深淺。雖然不稱帝，但他還是撂下了一句話：“若天命在吾，吾爲周文王矣!”周文王生前仍然是殷商的藩臣，謹慎地效忠於殷商王朝。但在他的領導下，周民族已經變得非常強大，並且爲消滅殷商做好了準備。所以在他去世後，他的兒子周武王纔有可能在牧野之戰中擊敗商紂王的軍隊，一舉消滅商朝。從這個角度看，周文王雖然未曾統一天下，不是周朝的第一任天子，但他卻是周朝的實際奠基人。曹操說，如果天命真的眷顧曹氏的話，那自己就做個周文王吧。言下之意，他不會稱帝，但他的子孫若有機會的話，可以順應天命稱帝。在他去世後，他的兒子曹丕果然稱了帝，滿足了他做周文王的心願。

曹操爲什麼不自己稱帝?解釋的角度可以有很多，司馬光卻在《資治通鑑》裏給出了一個平常人想象不到的理由。司馬光反問道，曹操這樣性格的人，在他掌握了漢朝的實際權力之後，能做到不取代漢朝自己稱帝，難道是因爲他秉性忠厚老實嗎?難道真是他打心眼裏不想做皇帝嗎?當然不是!那是爲什麼?司馬光的回答出人意料。司馬光說，那是因爲他不敢。很多讀者可能會不明白，居然還有曹操不敢的事情?他怕的是什麼呢?

我們來看一下司馬光的論證邏輯。司馬光並沒有一上來就對曹操拒絕稱帝一事本身發表評論，而是回顧了東漢王朝漫長的歷史中一個顯著的特點：對風俗、教化的重視。評論着重強調了光武帝劉秀對於文教的重視，稱他在戰爭年代就開始留意文教。隨後，司馬光稱讚劉秀的繼任者，他的兒子漢明帝，以及孫子漢章帝，都能秉承劉秀重視文教的傳統，繼續提倡文化、教育，敦勵風俗。漢明帝和漢章帝都有儒學老師，他們不僅尊師重道，還親自出席關於儒學義理的討論會。

(東漢時期的飽學之士，漫畫形象)

這樣的氛圍下，不僅各個層級的官員都是飽學之士，連皇帝的衛士們都受到尊學重教風氣的感染，開始閱讀《孝經》，而仰慕中華文化的匈奴貴族子弟來到京都洛陽後，也開始醉心於學術文化。經過這三代皇帝六十餘年的倡導，繁榮的文化對社會健康起到了積極引導作用。無論官員還是平民，都深有廉恥感，不願在行爲舉止上觸犯倫理、法令。人們把那些品德污穢之人孤立起來，不願意同他們交往。司馬光甚至說，東漢前期的社會風貌，是三代以下(傳說中堯舜禹的時代，中國古代學者往往認爲那是人類的黃金時期)僅有的，夏商周以後，任何一個時代都比不過它。

可惜漢章帝去世以後，情況發生了變化。開始出現貴戚擅權，嬖倖(身分低微，卻能接近皇帝並盜竊權柄的人)用事。權力分配紊亂及其濫用，必然導致對制度、法令的挑戰，導致賄賂與貪腐。問題是，即便面臨這樣的窘境，東漢王朝還是繼續維持了一百多年時間，而沒有立即覆亡。原因在哪裏?司馬光認爲，正是前三任皇帝打下良好的文教、風俗基礎，在一定程度上消減了政治混亂帶來的不良影響。敦勵風俗六十多年，使得整個社會醇厚而質樸。上層建築的腐朽，未足以拉垮整個社會。遠離政治中心的人們，仍然在和諧、守序的環境中生活。中央政壇的腐敗侵蝕到社會的每一個角落，還需要很長一段時間。

因此，東漢王朝仍能在中央政治不斷出狀況的情況下，屹立百餘年。即便在政壇核心圈子裏，也不是貪腐權力能夠一手遮天。在政治運行不正常的情況下，一直有士大夫領袖領導正直的官員和清議，來抵抗亂命，試圖撥亂反正。司馬光列舉了很多這類人的名字。這些人的存在，顯然也是東漢王朝一貫重視文教風俗的傑出成果。因此看上去問題百出、搖搖欲墜的東漢王朝，竟然在大小軍閥四分五裂之際仍然沒有倒塌。這就是深厚的文教風俗底蘊給與東漢王朝的回饋。

做了這麼長的鋪墊之後，司馬光纔開始嘗試着解答之前提出的問題，曹操爲什麼拒絕稱帝?司馬光的回答簡潔而明瞭：“猶畏名義而自抑也。”這裏的“名義”一詞，我們可以將它理解爲儒教士大夫所崇奉的名教秩序，及其相關的禮義道德。這是一種軟約束力。人們出於對名和義的敬畏，產生道德上的自我約束力，阻止自己去做那些破壞“名義”的事。要使這種軟約束力產生作用，顯然需要大家都尊崇“名義”的深厚社會環境，在這一環境中的人，都珍惜自己的聲譽與節操，絕大多數人都不願意爲了利益而犧牲更爲重要的“名義”。司馬光認爲，儘管東漢末年是一個混亂的時代，但深厚的社會基礎，使得當時仍然存在着對“名義”的敬畏。曹操拒絕稱帝，不是能力不足，更不是他真的不想踏上權力的巔峯，而是他仍然被這樣的“名義”觀深深地束縛着。

司馬光從文化的角度解釋了曹操的行爲，其實也是解釋了東漢後期國運。無論大家是否贊同司馬光的這一解釋，拋開具體的歷史細節，他所提出的，一個國家、社會，必須重視文化、重視教育、重視風俗，這一點，的確值得我們深思。強調文化教育對社會穩定、良序發展的觀點，直至今天仍有很強的借鑑意義。

及孝和以降，貴戚擅權，嬖倖用事，賞罰無章，賄賂公行，賢愚渾殽，是非顛倒，可謂亂矣!然猶綿綿不至於亡者，上則有公卿大夫袁安、楊震、李固、杜喬、陳蕃、李膺之徒面引廷爭，用公義以扶其危。下則有布衣之士符融、郭泰、範滂、許劭之流立私論以救其敗。是以政治雖濁，而風俗不衰。……當是之時，苟有明君作而振之，則漢氏之祚猶未可量也。不幸承陵夷頹敝之餘，重以桓、靈之昏虐，保養奸回過於骨肉，殄滅忠良甚於寇讎。積多士之憤，蓄四海之怒。於是何進召戎，董卓乘釁，袁紹之徒從而構難，遂使乘輿播越，宗廟丘墟，王室蕩覆，烝民塗炭，大命隕絕，不可復救。

然州郡擁兵專地者，雖互相吞噬，猶未嘗不以尊漢爲辭。以魏武之暴戾強伉，加有大功於天下，其蓄無君之心久矣，乃至沒身不敢廢漢而自立，豈其志之不欲哉?猶畏名義而自抑也。由是觀之，教化安可慢，風俗安可忽哉!——《資治通鑑》卷六十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