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武門之變的真實歷史 玄武門之變李淵爲什麼不阻止

玄武門之變是由唐高祖李淵次子秦王李世民於唐高祖武德九年六月初四(公元626年7月2日)在長安城太極宮的北宮門——玄武門附近發動的政變。

在古代那些皇帝中，說到上位過程最殘酷血腥的，唐太宗稱得上是罕有其匹。

無論李世民的私德和政績多麼光輝奪目，玄武門之變殺兄屠弟逼父，始終是他人生中一段無法迴避、無法略過也難以言說的尷尬歷史。

功高震主的秦王李世民

唐高祖李淵很幸運，他的兒子李建成、李世民、李元吉都很有才能。特別是第二子李世民，從太原建義之時就發揮了非常重要的參謀作用。

李淵對幾個兒子很倚重。他起兵南下之時，建成受命指揮左三軍，世民指揮右三軍，元吉在晉陽宮擔任留守重任。

查看完整族譜唐高祖李淵的族譜，皇后竇氏生建成、世民、玄霸、元吉四子。

但到了李淵定都於長安，開始進行統一戰爭時，建成與世民的實力對比，開始慢慢發生變化。

李淵建國稱帝，建成被立爲太子，太子是國本，歷來不可輕動。因而領兵出戰的任務，大部分落到世民的頭上。

從武德元年到武德四年，李世民相繼指揮了消滅隴右薛仁杲、洛陽王世充、河北竇建德、劉黑闥，以及代北劉武周、苑君璋的戰爭。

秦王李世民的威望海內無人可比，唐高祖李淵也高興的無以復加。

由於世民的官爵已經到了極點，再往上就是太子了，李淵別出心裁地冊封世民爲天策上將、陝東道大行臺，位在諸王公之上。

　　唐朝武德年間的唐朝疆域

天策上將府可以開府置官署，其下有長史、司馬、從事、參軍以及六曹等，實際上就是一個微縮版的軍事指揮機關。

陝東道大行臺這個官職更是不得了。

陝是指陝縣(今河南三門峽陝州區)，陝以西是關中，陝東就是大唐東部的全部區域。

世民的命令在陝東通行無阻，不僅朝廷各部門的命令無法制約，有時就連皇帝的詔命都不如秦王的命令好使。

世民還私自招納士人，開設“文學館”，著名的“十八學士”都投入其麾下。

十八學士分別是房玄齡、杜如晦、于志寧、蘇世長、薛收、禇亮、姚思廉、陸德明、孔穎達、李玄道、李守素、虞世南、蔡允恭、顏相時、許敬宗、薛元敬、蓋文達、蘇勗(xù)。

貞觀時期一衆名臣，大多出自這個小集團。

開府納士，結黨謀私，歷來都是忌諱。

世民勢力的快速膨脹，引起了李淵的不滿。有一次李淵與心腹重臣裴寂談及世民，發牢騷說：

“此兒典兵既久，在外專制，爲讀書漢所教，非復我昔日子也。”(《舊唐書·列傳第十四·李建成傳》)

連當爹的都看不下去了，作爲主要競爭對手的太子建成，自然更看不下去了。

如果任由李世民的勢力這麼發展下去，建成的太子地位毫無疑問會發生動搖。太子東宮的屬官們，都建議建成趕緊採取措施，限制世民集團。

東宮與秦府明爭暗鬥

太子集團認爲，世民之所以實力壯大，就是因爲屢次帶兵出戰，才逐步積累起人望。他們建議李建成不能總是安居於東宮，要尋找機會領兵建功。

正巧武德五年十一月，河北劉黑闥第二次起兵反唐。

太子洗馬魏徵立即建議李建成出征，以撈取軍功。高祖李淵也認爲，應當趁此機會平衡一下兩個兒子的力量，於是批准建成帶兵徵河北。

　　魏徵

劉黑闥第二次起兵遠遠不如第一次強悍，李建成也非等閒之輩，率唐軍順利地消滅劉氏，爲唐朝立一大功。

而且藉着出征的機會，高祖還把陝東道大行臺的職務轉給了建成。這極大地削奪了世民的實權。

削世民而益太子，實際上公開了太子和秦王的矛盾。自此之後，建成、世民都開始加緊政治競爭。

由於建成長居東宮，與高祖近臣接觸較多，贏得了他們的支持。

李淵頭號謀臣裴寂就公開支持建成。大臣封德彝心懷兩端，時而倒向太子，時而倒向秦王。蕭瑀、陳叔達則堅決支持世民，屢次向高祖陳述秦王的大功，決不能起廢黜之意。

高祖召三子在城南射獵，建成有一匹胡馬，高大健壯且性子暴烈，人騎時經常被掀下馬來。

建成藉口世民騎術精良讓他騎乘，世民上馬逐鹿，結果被馬甩下來。世民又上，如此再三，才終於騎穩。他對宇文士及說，太子此意，不過是想借馬殺我，我死生有命，他何必來陷害我。

建成聞言，讓後宮嬪妃添油加醋地向高祖誣告，說世民自稱有天子之命，等閒人傷他不得。高祖聞言大怒，當面斥責世民。

又有一次，建成與元吉請世民夜飲，在酒中下毒。

世民飲完後腹中暴痛，吐血數升。高祖親臨探視，悲不自勝，一度想讓世民遠離京師，重回洛陽當大行臺。後來被建成勸阻乃止。可見二子爭鬥，已經相當激烈了。

兩人不遺餘力地爭取地方上的勢力。

建成根據魏徵的建議，積極地在各地培養拉攏私人勢力。他勾結慶州都督楊文幹、幽州刺史羅藝、李璦都督等人，不斷調取精兵回長安，戍守他的太子宮。

李世民則以洛陽爲據點，委派大將張亮到洛陽——

“統左右王保等千餘人，陰引山東豪傑以俟變。”(《舊唐書·列傳第十九·張亮傳》)。

他的心腹溫大雅則常年坐鎮洛陽，不斷以金銀財寶招納山東豪傑。

李建成以利害關係拉上了齊王李元吉一同對付世民。

元吉性格粗獷，才能和謀略都次於兩個哥哥。

他目睹兄長爭位，也漸漸起了爭位之意。他自知論實力絕不是兩個哥哥的對手，又見世民實力過於強大，因此採取了聯弱抗強的策略，倒向了大哥。

鬥爭到白熱化的雙方，還把手伸到了對方的營壘之中。

建成企圖用財貨收買秦王府中的猛將尉遲恭、段志玄、李安遠等人，但他錯打了算盤，遭到這些人的拒絕。

此路不通，建成便借高祖之手，將房玄齡、杜如晦、大將程咬金等人調出秦王府，慢慢剪除世民的左右手。

世民同樣也不示弱，他通過各種拉攏利誘等手段，先後把建成手下的將領常何、太子府丞王晊等人策反爲自己的眼線。

到了武德九年，太子和秦王的競爭已經不可調和，一場你死我活的鬥爭到了分上下、決生死的時候了。

決戰玄武門

由於三四年未曾帶兵，秦王府的力量有所削弱，世民手下只剩——

“素所蓄養勇士八百餘人”。

而太子東宮的武士已多達數千人，雙方力量高下一望即知。建成揚言，秦王兵少力孤——

“留在京師，制之一匹夫耳。”(《舊唐書·列傳第十四·李建成傳》)

多重危機之下，世民及其僚屬都深懷憂懼。

武德九年的夏天，突厥人大舉入寇，這件事意外地激化了矛盾。

按照以往的慣例，如有徵戰，一般由世民掛帥出征。但經過二次平定劉黑闥之戰，建成對軍權的關注越來越高，不願世民再染指軍事。

此次出征，他向高祖建議由元吉出馬並獲得批准。建成還打算調尉遲敬德、程知節、段志玄、秦瓊等秦府大將一同出軍，藉此徹底瓦解世民的部衆，使其孤掌難鳴。

而後，建成打算乘元吉出征、世民到昆明池餞別之機，令一力士當場擊殺世民。

建成府中的太子率更丞王晊偷偷將此密謀透露給了世民，世民大驚，召集衆將商議。大家一致認爲，形勢危急，已到刻不容緩的地步，必須先發制人。世民遂定下政變之計。

秦王府的力量不如東宮強大，京師還有諸衛兵馬，貿然舉兵強攻極有可能被消滅。世民的計策是利用建成和元吉進皇宮的機會，在宮城北門玄武門 預先埋伏以襲殺之。

　　玄武門

世民遂到宮中向父親上奏，說建成與元吉淫亂後宮，並揭發建成殺害自己的陰謀。高祖素來也知道幾個兒子關係不好，但弄到這個地步是他絕沒想到的。高祖決定次日召集諸子進中，當面問個明白。

建成也提前知道了父親的動靜，他與元吉商量，元吉建議稱病不出，讓東宮兵馬做好準備，一有情況立即發作。建成卻認爲，目前兵備已嚴，沒必要過於被動，不如到宮中看看再說。

這個決定，最終送掉了兄弟二人的性命。

在建成看來，在宮外，他的東宮衛士足以致世民之死命;在宮內，把守宮城要害玄武門的將軍常何是自己的老部下，就算髮生極端事件，自己也是有勝無敗。

然而他萬萬沒想到，早在四年前，他這位老部下就被世民以金錢收買。

就在高祖剛剛決定召太子、齊王進宮時，世民就已打通常何的門路，率長孫無忌、尉遲敬德、侯君集、張公謹、劉師立、公孫武達、獨孤彥雲、杜君綽、鄭仁泰、李孟嘗等10人，率少量伏兵埋伏於玄武門，準備動手殺人了。

既然到了生死相搏的地步了，世民爲何不多帶一些人呢?

其實不是他不想帶，而是皇宮禁衛有制度，出入宮城的人員數量、攜帶武器都嚴格受限。這是唐高祖自身安全的最後一道防線，即使幾個兒子也不能例外。

李世民雖說打通了玄武門守將的關節，但若是鬧的動靜太大，引起高祖的注意，反而會壞了大事。

建成和元吉兩人受召入宮朝見高祖，走到臨湖殿，感覺有點不對勁，於是迅速撥馬返回。世民迅速馳馬突出追趕，大呼建成勿走。

元吉回頭引弓射世民，不料連射三箭都未能射中。世民接着引弓，一箭擊斃建成。

李世民正追射元吉，座下馬突然受驚竄入林中。世民跌落下馬，又被樹枝牽礙一時無法起身。元吉縱馬趕到，要用弓弦勒死世民。正在危急時刻，尉遲敬德率70餘騎殺來，將元吉當場擊斃。

　　玄武門之變

東宮留守人員聽說有變，立即聯合齊王府發兵進攻玄武門。

由於世民之前部署得力，玄武門部分守將倒向秦王，堅決地守住宮門。東宮和齊王府兵猛攻不克，只好調頭去攻秦王府。

尉遲敬德親自拿着建成和元吉的人頭趕回秦王府，曉諭衆軍不要繼續執迷不返。東宮和齊府兵眼見主人已死，再打也沒有什麼意義，於是鬨然潰散。

稍後，尉遲敬德又奉命進宮向高祖秉報情況。高祖聞訊大慟，然而木已成舟，悔之晚矣。

在蕭瑀、陳叔達等人的勸說下，高祖下令所有軍隊一律聽秦王調遣，同時又派黃門侍郎裴矩到東宮曉諭建成的部衆，一場血腥的事變最終平息下來。

玄武門之變奠定了世民的太子地位，高祖李淵痛心於兒子們互相殘殺，兩個月後讓位於世民，心灰意冷地當了太上皇。

唐朝人對玄武門之變的態度，起初唯唯不敢言。

唐初官修皇帝實錄都諱莫如深，唐太宗看到後很不高興，堅稱自己做的是“安社稷、利萬民”的好事，讓史官們秉筆直書，不得隱諱。

自此之後，唐朝、五代的官方史書，都帶着貶建成、褒世民的態度書寫此事。直到宋人編修《資治通鑑》，才提出世民殺兄屠弟的做法確實有悖於傳統道德，這成爲後世批評玄武門之變的一個重要源頭。

之所以有人說對有人說錯，不外乎出發點不同。

言對者認爲太宗上位開啓治世，結果是好的，過程就不必過多計較;說錯者則從人性出發，不管爲了什麼，殺害親生兄弟違揹人性、違背基本社會公理，無論如何都不能容忍。

或許，這就是政治事件的本質屬性，標杆立不準，是非也就難以評判。

某種意義上，歷史有時由勝利者書寫，有時由倖存者書寫。反而是對客觀史實的追溯與探討，在今天更具現實意義。

本文轉載自全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