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李黨爭對李商隱的影響 牛李黨爭名詞解釋

牛李黨爭，是唐朝後期統治集團內部爭權奪利的宗派鬥爭，也稱“朋黨之爭”。

唐朝從憲宗到宣宗的四十多年裏，在對藩鎮及外敵是否採取武力制裁的問題上，內廷宦官與外廷宰相爭鬥，牛李兩派壁壘相當之分明，史稱“牛李黨爭”。

在唐朝，士大夫有庶族和士族兩大派別，二者既有經濟地位上的差別，又有政治主張上的殊異，兩派的鬥爭十分尖銳化。

安史之亂爆發後，唐朝西北邊境主力部隊被調回中原平亂，吐蕃乘虛而入，盡佔河隴、西域之地，並一度攻入長安。在西南地區，吐蕃聯合南詔大舉進犯唐朝邊境，佔領了大片疆土。唐代宗廣德元年(763年)十二月，吐蕃攻陷維州。

　　牛僧孺

關於維州失守，當時牛李兩黨因政見不同而分成兩大對立派別：李黨既是士族一派，以翰林學士李德裕爲首，主張武力對抗吐蕃的主戰派;另一邊牛黨則是庶族派，以牛僧孺爲代表，主倡安撫吐蕃的主和派。當時，文宗採用了牛黨主張而令李德裕退還維州與吐蕃，從戰略角度或宰相素質來分析的話，牛僧孺放棄維州的主張顯然是錯誤的。而朝廷內外官員由於出身、政見及門風的不同而分成兩大陣營，此種爭鬥一直持續了四十年之久。

“牛李黨爭”只不過是宮廷內宦官派系鬥爭的表面現象，不代表士大夫間不同理想的衝突，也不代表道德上君子與小人的衝突。當時朝政主要是由宦官把持，從穆、文、武、宣宗等幾代皇帝均由宦官擁立，而牛李黨派要想得勢均需各自去依靠皇帝身邊掌實權的且屬於其派系的宦官才行。宦官在內廷因分成兩派都各自從事其權力爭鬥，而爭權鬥力的結果也同時會在外廷士大夫那邊的牛李兩黨的盛衰上得到反映。

自從李德裕死後，牛李黨爭已經慢慢平息下來，但是後來的執政大臣仍念念不忘盡誅宦官，終導致宦官與宰相競相拉攏藩鎮節度使爲外援，最後出現朱溫篡唐的結局。

　　李德裕

公元835年(唐太和九年)，27歲的唐文宗不甘爲宦官控制，和李訓、鄭注策劃誅殺宦官，以奪回皇帝喪失的權力。11月21日，唐文宗以觀露爲名，將宦官頭目仇士良騙至禁衛軍的後院欲斬殺，被仇士良發覺，雙方激烈戰鬥，結果李訓、王涯、賈餗 、舒元輿、王璠、郭行餘、羅立言、李孝本、韓約等朝廷重要官員被宦官殺死，其家人也受到牽連而滅門，在這次事變後受株連被殺的一千多人，史稱"甘露之變"。

甘露之變後，互相敵對的宦官家族及派別，漸覺需團結一致來對付企圖剷除他們的外廷朝臣。當宦官們警覺到要對付宰相需聯結藩鎮，於是有族類自覺的意識，後改變策略，一面與藩鎮連手共同干政，此時，宦官與宰相的鬥爭已經不單純是中央內鬥這麼簡單，已有了性質的改變：變成爲藩鎮利益服務了。另外，宦官還泛用收養武將爲義子的手法來鞏固加強自己的勢力，可惜後來越收越濫以致失去家族歸屬感這原有意義，甚至還要死在義子的手裏，如田令孜就是被有野心佔據四川的王建素殺死，這說明：中央宦官與神策軍將、藩鎮節度使的義養關係都是建基於利益上的，一旦宦官失去利用價值，或出現利益衝突時，宦官便成爲最終的犧牲品。所以宦官與藩鎮互相利用。

到了唐朝末年，藩鎮割據的局勢一直在變化中，加上民亂的爆發，唐末皇帝的身邊已無良臣可依靠，宰相素質低劣，宰相雙方皆藉助於藩鎮之力打擊、排擠對方。特別是崔昭緯、崔胤、柳璨等人，更是動輒如此昭宗時，其平衡藩鎮政策失效，當權的宰相崔胤要盡殺宦官時，昭宗根本已無力制止甚至爲保皇命而不得不從，以致崔胤聯合朱全忠盡殺宦官及對手，一切都到了非皇帝所能控制的地步，唐朝已走上被強藩篡權的末路了。所以，宰相與藩鎮間也是在互相利用。

嚴格來說，黨爭的發展基本上依附着內廷宦官的權力鬥爭而演變。在懿宗、僖宗、昭宗這幾個末期皇帝任期內，雖然朝臣與宦官之間仍在相互利用下合作，但彼此爾虞我詐，使雙方不得不以強藩爲後援。唐朝後期，一直在宦官與宰相及邊鎮節度使這三者複雜的關係網中求存的末代皇帝就算竭盡所能仍不能達成所願，如昭宗企圖以親王招募訓練中央軍隊的部署亦被李茂貞與韓達破壞，親王全遭韓達所殺，中央軍隊如同虛設，根本沒有能力與藩鎮交鋒。

本來“牛李黨爭”是朝官們圍繞着執政權分成黨派而展開權力的爭奪戰，但到唐朝末期，延續實施的邊鎮政策已致使部份藩鎮的節度使隨着平亂戰績及地盤擴張，勢力大且俱野心，加上黃巢內亂，朝廷內外廷官員都去各自勾結外圍的強藩以作後盾，與節度使間形成了一種交錯複雜的關係網，間接使得局勢呈現藩鎮愈來愈強而皇權則愈來愈弱，所以到了末代皇帝昭宗時則無可避免地演變成朱溫弒帝篡國了。

唐朝的朋黨與漢末的鉤黨是不一樣的。漢末的鉤黨，它的主體是士君子，對立的一方是宦官。唐朝的朋黨，則雙方都是士大夫，確切的說是高門士族與寒門庶族之間的鬥爭。所謂“朋黨”，朋，古文鳳的象形字，朋本神鳥，鳳飛而羣鳥從;古時以五百家爲一黨，租稅徭役利害相關，後來衍變爲利害相關集團的代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