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人才選拔的開端:曹操提出“唯纔是舉”口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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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歷史上的魏晉南北朝時期,是思想紛呈、人才輩出的時代。儒釋道三家各有時代的代表人物,互相辯論而不失其雅量。政治派分、權力攘奪固然使“名士少有全者”,但那個時代有殘酷、有殺戮,也有熱情、有聲音。嵇康臨刑,還撫奏了一曲《廣陵散》。
那個時代禮讚人才,尊重對手。南朝佛教鼎盛,反佛的聲音也能表達。於是範縝出現了,並寫下了駁斥佛教的《神滅論》。畢生嚮往佛門、多次捨身出家的梁武帝帶頭和範縝辯論,親撰《敕答臣下〈神滅論〉》,雙方都是有模有樣不失風度地據理力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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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縝以一己之身與當時的皇帝口舌相爭,不可謂不勇敢。而之所以這樣,也和梁武帝能夠守持思想辯論的規則,不以政治權力剿滅異端有關。誠如錢鍾書先生所說:範縝的勇敢是倚仗於梁武帝的大度,這二者都是難能可貴的。由此可知,在當時能形成我國曆史上人文鼎盛、著述宏富的一代文化景觀,不是偶然所至,而是自有淵源。
問題是魏晉南北朝時期的人才閘門是如何打開的?尋根索源起來,關鍵人物不是別人,乃是大名鼎鼎、千秋萬世罵名不絕於耳的魏武帝曹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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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其人,在羅貫中的《三國演義》中是一個活脫脫的奸雄形象,被塗上的白臉,層層複復厚幾許,要想剝掉難上難。但後世的文史研究者,欲還曹操歷史本真的也不在少數。郭沫若1959年寫過《替曹操翻案》;早在他之前,魯迅在《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等著名文章裏,就說曹操是一個很有本事的人,無論如何“總是非常佩服他”。對曹操給予特殊評價的還有大史學家陳寅恪。他把曹操比作“曠世梟雄”,並說讀史的人總是批評曹操使詐使貪的道德過失,卻不知此人“有轉移數百年世局之作用,非僅一時一事之關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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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轉移數百年世局”的歷史作用,得從曹操的“求才三令”說起。所謂“求才三令”,指的是曹操在建安年間接連頒佈的3道詔令。第一令提出了“唯纔是舉”的鮮明口號,表示迫切希望與賢人君子“共治天下”。第二令是補充第一令所不夠具體者,特別說明,不怕用有缺點的人才,尤其不必處處都以德行來限人。第三令網開更大,提出用人甚至不在乎有沒有“污辱之名”。此令詞赫然寫道:“昔伊摯、傅說出於賤人,管仲,桓公賊也,皆用之以興。蕭何、曹參,縣吏也,韓信、陳平負污辱之名,有見笑之恥,卒能成就王業,聲著千載。”即使“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也並非不可以起用。這未免太過於出人意外了。
此三令一出,各類人才、人物,河滿江瀉矣。陳寅恪先生認爲,曹操之所以頒此三令,目的是破除漢以來既有的吏治結構,而以“有德者未必有才”的口號相昭示,其打破陳規的作用自必可觀。雖然魚龍混雜、泥沙俱下的情況在所難免,但最終畢竟釀成漢魏六朝人才鼎盛之局。陳寅恪先生所謂曹操不無“轉移數百年世局”之功用,其歷史深涵,就是在此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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