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麼評價東林黨在明朝後期歷史上所起的作用？

明朝的東林黨最基本的宗旨是道德濟世，主要是通過書院講學，培植儒士羣體意識，以此諷議朝政，針貶時弊，參與國事，一方面企求重提學術思想上的道德傳統，重樹道德倫理上的嚴格標準和絕對權威，另一方面針對現實問題，試圖對社會作某些改造。

　　東林黨的興起

從萬曆中葉開始，明朝開始走向衰落，內憂外患不斷，統治者日益昏庸腐敗。此時，一部分具有政治敏感性的士大夫已感到大廈將傾的末世危機感，他們懷抱憂國憂時之志，然個人之能力畢竟有限，因而他們自發聚集在一起，逐漸形成一個政治影響力巨大的團體——東林黨。

東林黨不是這個用語的現代意義的政治黨派。翻譯爲“黨派”的“黨”字有貶義，在意義上更接近諸如“派系”、“宗派”或“幫夥”一類的詞。“東林黨人”從他們的敵人得到了這個稱號。黃宗羲就曾辯駁說：“東林講學者不過數人耳……東林黨真有名哉! 亦小人加之名目而已矣。”

“東林”這個名字首次出現，是在萬曆三十二年(1604)。但事實上，東林核心人物顧憲成，高攀龍等人在此之前便已名聞遐邇。一般都把東林之始定在萬曆二十一年，但也有人認爲，東林之始可追溯到萬曆初年張居正的奪情之爭。

萬曆二十二年，因爭國本觸犯神宗，及參與會推閣臣王家屏，顧憲成、高攀龍先後被貶斥回鄉。他們潛心學術，崇尚實學，並開始致力於講學。至萬曆三十二年，顧憲成與其弟顧允成以及高攀龍、安希範等合力修復東林書院。此後，在聚衆講學中，他們大力倡導“經世致用”之學;反對“空言之弊”，提倡“講”“習”結合的新學風。他們把讀書、講學和關心國事緊密地聯結在一起，這種新學風吸引了一大批有志之士及在朝廷任職的政治官員(趙南星、李三才、楊漣、左光斗等)。由此，東林名聲大振，而東林書院實際上又成了一個社會輿論中心。作爲一個學術團體、學術派別的東林學派，又逐漸擴大而形成一個政治派別，被政敵斥之爲“東林黨”。

　　東林黨的人員構成與宗旨

東林黨成員，一般均出身於江南中小地主家庭，其骨幹分子大多爲罷官廢吏，秀才處士。他們之中有的人後又再度爲朝廷啓用，但大都宦途坎坷，任期短暫。

由於東林黨人多系江南地區的士大夫，他們必然要反映江南各階層的政治經濟利益。萬曆末年，江南商品經濟已較爲發達，江南地區地主與商品經濟聯繫極爲緊密。東林黨人多系中小地主，商人亦爲數不少，顧憲成，高攀龍即爲商人家庭出身。東林黨的政治主張——反對礦監稅使，提倡“官民兩利”等，一是因爲他們“以天下興亡爲己任”的極高的道德責任感，二來也是他們的階級屬性使然。

東林黨最基本的宗旨是道德濟世，主要是通過書院講學，培植儒士羣體意識，以此諷議朝政，針貶時弊，參與國事，一方面企求重提學術思想上的道德傳統，重樹道德倫理上的嚴格標準和絕對權威，另一方面針對現實問題，試圖對社會作某些改造。

東林黨人認爲，當時最大的現實問題就是道德論理問題，而且東林人士認爲要拯救危局、解決危機，最根本的手段, 就是復興道德，並以宗教般的熱情去以道德濟世。正因這一共同的價值認同和相似的的學術淵源，東林黨人自發地聚集在一起，形成這一強大的團體。

　　東林黨的主要活動

東林黨的活動，大致可分爲三個階段。書院建立之前，顧憲成等一批後來成爲東林骨幹的年輕官員，在建儲、稅監、會推閣臣、京察等問題的論爭中，嶄露頭角，取得一定的個人資本和社會名聲，此爲第一階段;萬曆三十二年，東林書院建立，顧、高等人以書院爲大本營，研習道德學問之餘，往往“裁量人物，出位論政”，最典型的就是推舉李三才入閣之事，天啓初年，東林黨人復職並主持了許多重要職位，推行了一些改革措施，同時力圖清算前案，這是第二階段;“東林”與“非東林”兩大派系的對立與黨爭愈演愈烈，由於得到熹宗的支持和信任，魏忠賢的閹黨在這場鬥爭中取得勝利，大批東林人士慘遭迫害，這是第三階段。

東林黨參與的重要政治事件主要包括：

一、建儲之爭。建儲之爭歷時十幾年，幾乎可以說是萬曆時期最重要的政治事件，在這場政治鬥爭中，東林黨的骨幹們脫穎而出，贏得過人的聲譽和大批的支持者。在這羣日後成爲東林骨幹的年輕官員們看來，萬曆皇帝對他長子的偏見(這種偏見導致他偏袒他的第三子繼位)是不合乎道德，不合乎禮儀的。事實上，早在張居正奪情風波中，這些官員們就已顯示出強烈的道德責任感，他們反對、抨擊一切違背儒家正統的行爲。在建儲事件上，他們的反應更加激烈，當萬曆皇帝對他們的行爲予以懲罰時，他們相互援助，通過輿論手段不斷進行反擊。由於東林黨人把個人道德置於至高無上的地位，因而皇帝的懲罰對他們並沒有起到懲戒作用，在他們看來這反而是對他們道德的褒獎。東林黨人最終成功阻撓了萬曆皇帝改變繼位順序的企圖，但也正因如此，萬曆日漸消極，對朝政幾乎放任不理，明末頹勢也就愈發明顯。

二、考察和任用官吏之爭。明朝對官吏進行定期考覈，有京察和外察兩種。考覈決定着這級官員仕途升降，因而也是各個黨競爭的主要場所。在歷任首輔之爭及李三才任用問題上，東林黨人與齊黨、楚黨、浙黨針鋒相對。在每六年一次的京察，雙方互相排擠：萬曆三十三年東林黨人都御史溫純和吏部侍郎楊時喬主持京察﹐貶謫浙黨官員錢夢皋﹑鍾兆鬥等﹐沈一貫從中阻撓。三十九年北京京察驅逐齊楚浙黨官員，而南京京察主持在齊楚浙黨人手中﹐又大肆貶謫東林黨人。四十五年浙黨主京察，也大肆斥逐東林黨人。天啓三年東林黨人主京察﹐又盡逐齊楚浙黨。魏忠賢得勢後，齊楚浙盡聚其下，形成強大的閹黨勢力。而後，雙方爭鬥不休，直至崇禎末年東林與閹黨餘衆仍是勢如水火。

三、抑制礦監稅使之爭。從萬曆二十四年起，萬曆派出許多宦官充當礦監、稅監，在全國各大城市以徵商開礦爲名，大肆掠取民間金銀。他們往往以開礦爲名，強佔土地，毀民房，或巧立商稅名目，橫徵暴斂。有史學家考證後推斷，礦監稅使掠奪財富的總額超過了政府賦稅收入總額。【7】礦監稅使對社會經濟的破壞是空前的，各地城市居民不堪重負，反抗，民變此起彼伏。東林黨人本着士的“良知”，掀起輿論攻勢，想逼迫萬曆裁撤礦監稅使，其中東林黨推戴的李三才就曾三度上書，言辭激烈，贏得衆多東林黨人支持。但萬曆始終採取消極應對的措施，東林黨的強大政治攻勢，終究未使他屈服，這場曠日持久的衝突在萬曆去世後也就不了了之了。

　　東林黨的失敗

天啓初年是東林黨的鼎盛時期，大量東林黨人復職，擔任朝廷重要職位，齊楚浙黨被逼到了困境。由於東林黨奉行嚴格的二元對立道德標準，許多原本中立的正直官員也被逼到了反東林陣營。與此同時，宦官魏忠賢由於深得熹宗信任，成爲了權傾朝野的關鍵人物，反東林勢力漸漸聚集到他麾下。東林黨與閹黨的衝突愈演愈烈，東林黨人多次指責閹黨“奸臣亂政”。天啓五年，魏忠賢借“梃擊、紅丸、移宮”三案爲由，唆使其黨羽造編《東林黨點將錄》上報朝廷。明熹宗下詔，燒燬全國書院。次年，東林書院被拆毀。東林黨人也遭到毀滅性的打擊，閹黨四處搜捕收押東林黨人，先後有“六君子”和“七君子”之獄。楊漣、左光斗等東林骨幹都受到慘無人道的迫害並被殺害。東林之盛終成曇花一現之勢，朝政完全落入閹黨之手。

天啓七年(1627年)，崇禎即位，魏忠賢被流放南直隸鳳陽府，東林黨人餘人才免遭魏忠賢的打擊。崇禎二年，崇禎皇帝下令爲東林黨人恢復名譽，並下詔修復東林書院。東林黨與閹黨餘勢之間的鬥爭一直持續不斷，一直延續到南明覆滅。

　　歷史評價與反思

對於東林黨人的評價，有兩種觀點：一派認爲東林黨和齊、楚、浙及閹黨一樣，“都是從派性出發爭奪權勢而已”;另一派則認爲東林黨“不務空談, 主張躬行實踐, 不是爲講學而講學, 而是要過問政治, 以達到經世致用”。

我比較傾向於第二種觀點，然而，東林黨人初心雖好，最終卻還是捲入他們極力反對的黨爭中，並最終因此慘敗在閹黨手下，這對於他們而言，不啻爲一個極大的諷刺。

東林黨倡導經世致用，道德濟世，但他們經世的具體內容, 主要體現在“清議論政”和“生民關懷”兩個方面。從這兩方面活動的內容、過程及其後果，也不難看出東林道德經世的可操作性是何等缺乏。更重要的是，東林黨人對於他們不切實際的幻想藍圖也並未真正推行，相反，他們當政期間忙於黨政，扶植同黨，對宿敵齊楚浙党進行殘酷打擊，欲將其一網打盡。雖然這是時勢所迫，是權力鬥爭的必要手段，但東林黨的腐化卻也是明顯存在的。由此看來，他們的失敗是必然的，縱使他們在黨爭中擊敗閹黨，也只不過迎來新一輪的黨間、黨內派系爭鬥罷了。無論如何，他們平息黨爭，拯救時弊的目標是無法達成的。

我認爲，他們失敗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非此即彼”的認知模式和“善惡兩分”的絕對化政治思維定勢導致他們的行爲趨於極端且不識變通，將大批正直的中間派官員逼入“反東林”派系中。謝國楨先生曾感慨:“我們最可惜的是東林的壁壘森嚴，黨見太深, 凡是不合東林之旨的人, 都斥爲異黨。”

二、對於現實問題的錯誤判斷和濟世手段的不切實際。明末社會積弊甚多，王朝可謂危如累卵，東林黨對於最根本的國庫虛弱，經濟危機卻視而不見，他們意圖用道德手段代替技術手段，殊不知，這種方法對於解決現實問題並無多大幫助。相反，嚴厲的道德批判反而加劇了黨爭。

三、士本身的侷限性。士人長期以來形成的優越感使他們自傲，孤僻，將自己的價值觀凌駕於他人之上，導致他們在現實中的孤立(這一點在與閹黨的鬥爭中尤爲明顯)。同時，東林黨人中多有迂腐和呆板者，缺乏審時度勢處理複雜政治事務的靈活機變，難以在紛亂時局中有所作爲。

四、複雜、嚴峻的社會形勢使他們忙於權力鬥爭，黨同伐異，根本沒有精力實行救國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