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時期想成爲外交家需要具備什麼 “知禮”並“守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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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小編給大家帶來春秋外交官,感興趣的讀者可以跟着小編一起看一看。
自從周公旦“制禮作樂”後,“禮樂”便成了社會的重要綱紀,有安邦定國的效用。
既然“禮”有着如此重要的作用,那擔負着重大使命的外交官,就必須格外重視“禮”。他們不僅要把“禮”應用在外交活動中,也要以“禮”爲重心來強調個人修養。在筆者眼中,“禮”就外交官們是立身立國的基礎。
春秋時期,外交官是諸侯間進行外交活動的重要媒介,他們不僅要傳遞信息與政令,還要參與和組織會盟。在外交場合,外交官與他國接待人員所使用的交際語言,都是經過縝密的策劃、排列和修飾的。因此,外交官常常帶有高度的目的性,而外交行動的成功與否,很多時候都仰仗於外交官本身的修養內涵和文化底蘊。
那麼,想要成爲一名成功的外交官,需要具備哪些素質呢?
筆者認爲,誠信、儀態、忠貞,是春秋時期外交官應該具備的基本素質,這三點也是春秋時期“禮”的重要表現。
誠信
“信”的表象是“言行合一”。對於外交官而言,“信”即是言語真切且不詭辯,不僅如此,外交官最終的行爲也應當遵守承諾,萬萬不可違約,這是春秋時期外交方面最重要的原則,同時也是國與國之間相處的重要憑證。
在《左傳》的盟書中,經常可以見到這樣的文字——“我無爾詐,爾無我虞。”這就說明,以誠信爲前提、互不猜忌,是當時所有人都應該遵守的準則。然而,盟書中着重強調這一點,也意味着,有一部分諸侯國間的盟誓,是在“爾虞我詐”中進行的。
國君的言行失信,一定會連累國家。而代表國家身份的外交官,能否化干戈爲玉帛,常常取決於外交言談和行動的成敗。子曰“言忠信,行篤敬”,正是外交官行爲的最佳註解。無論處於何國何處,“信”在當時被視爲君子的行爲準則,在出使四方時,是尤其重要的。正因如此,外交官更須遵守這一原則,如若不然,就會寸步難行,甚至會損害自身和國家的利益。由楚國子反的言行,就可見一斑。
子反“敵利則進,何盟之有”之言狂妄至極,我們都知道,晉、楚兩國結盟不過三載,楚國卻基於“利”的考量,打算侵略與晉國爲盟的鄭國和衛國。筆者認爲,此舉實是背信棄義的行爲。對於一國權臣而言,“信”、“禮”纔是與國家前途密切相關的,而子反看重的卻是“利”,這種一意孤行的結果,必定是不能免於禍難,因爲他已經拋棄了講“信”守“禮”的基本原則。
《東周列國·春秋篇》子反劇照
不僅如此,外交官在講話之前,應該謹慎評估言論之可行度,思而後言,言出必行,不可隨意或敷衍。如鍾儀這樣言談真誠、守信忠君的人臣,便是外交官的典範。他被晉國囚禁多年,卻始終不易其志,不忘本、不忘舊,舉止不卑不亢,言論出即執行,範文子都贊其“仁、信、忠、敏”,可見,他贏得了晉國的尊重和禮遇。筆者相信,這樣的人必能擔起晉、楚兩國議和的重任。
在筆者看來,失信的外交,一定會導致禍患,如“鄭國與王師伐宋事件”。宋國攻打邾國,並掠奪了其田地,隨即遭到邾國聯合鄭國、王師的反攻。宋國向魯國求救,卻在魯國問“師何及”時說了謊話——“師未及國”。宋國外交官隱瞞真相的行爲,被魯國認爲是缺乏誠信的欺騙行爲。所以,魯隱公才怒而止兵,並怨宋之不誠,最終導致了魯國和宋國的絕交。
由此可見,外交官在外的言行,對於國家而言,往往是牽一髮而動全身的,不得不慎重處理。面對與自身使命有所衝突的事情,能行誠信之事的外交官,便容易受到讚許,反之,則容易引發禍端。
儀態
這裏所說的“儀態”,並不是指外交官的外貌,而是他看待外交使命的態度。面對攸關國家命運的外交使命,一個成功的外交官應當秉持的態度,就是審慎和尊重。
從儀態就可以看出此人的外交舉動是否真誠。對小國的外交官而言,良好的外交儀態,是尤其重要的,因爲這是小國與大國周旋的最後資本。
筆者用“孔張失位,吾子之恥也”的事情作爲佐證,並進行分析。子產已再三告誡孔張,不得失禮,但孔張仍然遲到又失位,國而無禮,何以求榮?從子產的憤怒和事情的結果,就可以看出,對於小國的外交官來說,“知禮”是相當重要的外交態度。
在筆者眼中,“守禮”是一種對外交尊重的表現,從孔張的行爲,就可以看出貴族階層自律、涵養的不足。時代變遷,貴族教育漸漸沒落,便有可能出現類似孔張這樣的情況。
《東周列國·春秋篇》華元劇照
我們都知道,違“禮”大多數時候是因爲對“禮”的不瞭解或不慎重,然而,也有人蓄意違背禮節,刻意地表現出對他國的藐視和敷衍,這裏又要說到我們的反面典型——子反。
在宋國華元的力促之下,晉、楚兩國開啓了第一次“弭兵會盟”。晉國遣使到楚聘問,然而楚國卻完全沒有表現出誠意——子反竟然“金奏作於下”,還向使者透露,如他日國君有幸相見,便“一矢以相加遺”。這樣的外交行爲不僅失掉了儀態,其咄咄逼人的宣戰之意也不言而喻。子反絲毫不把外交儀態放在眼裏,他拋棄了“禮”這個立身處世的根本,因此在外交活動中,他自然不會遵守任何規範和盟約,也難怪範文子評價楚國“無禮,必食言”。可以預見,一場新的戰爭,即將在晉、楚兩國之間發生。
綜上所述,外交官“知禮”並“守禮”的儀態,代表了其國家的整體風氣和思想底蘊。正因如此,許多依禮而存的外交官,便能在外交活動中展現其卓越風采,留下千古美名。
忠貞
外交官持節出使,節是一種特殊的符號,不僅代表了他的任務,也代表了他的國家。聘問時,面對對方不合禮之處,能堅守立場,不辱君命,就是可以被評價爲“忠貞”的行爲。
春秋時期禮崩樂壞,諸侯國間的利益糾葛日益嚴重,外交官面對誘惑時的進退、抉擇,也成爲了外交方面的重要課題。
一直想要“復霸”的晉景公,無法容忍郯國一直侍奉被中原視爲“蠻夷”的吳國,遂派範文子出使魯國,意圖拉攏魯國一同討伐郯國。然而,魯國卻“賂之,請緩師”。範文子以“君命無二,失信不立”一口回絕,他認爲如果無法完成外交使命,無疑是失信於君且失信於國的行爲,無法再立於朝政之中,並以“禮無加貨,事無二成”爲由,表示“禮”是有規矩的,不允許有賄賂的情況發生,如若不然,就是“違禮”的行爲。範文子以”君命”和“禮法”與魯國周旋,終於成功使“季孫懼”,進而達成聘問的外交目的。
由此可見,外交官在言行舉止方面,一定要合乎禮儀且忠貞不二,不能被誘惑矇蔽。正所謂“人必自重而後人重之”,不合“禮”的賞賜或者宴飲,無論是出於友好、討好還是其他原因,都應予以拒絕,如此才能正確而正當地完成外交任務。
《東周列國·春秋篇》晉景公劇照
春秋時期,外交官在他國聘問時,很多時候對方的款待會逾越“禮”的規範。我們都知道,“忠於立場”本是外交官分內之事,然而,很多人卻因此得到讚揚,這也意味着當時還存在許多外交官違背“禮法”和“忠貞”的事情。宋平公和晉悼公在宴席上用不合宜的舞樂,就爲此做了例證。
“桑林”本是天子之樂,宋平公想要以此來招待晉悼公,這明顯是逾越君臣之禮的表現。“荀罃辭”是因爲他是合格的外交官,知道這是不合身份的禮樂;而荀偃、士匄卻堅持使用,他們認爲“禮”已不再拘泥於制度,這種想法不但表現出貴族階層對“守禮”產生了分歧,也凸顯了春秋時期“禮崩樂壞”的普遍現象。
綜上所述,外交官的外交行爲,應依“禮”而生,他們的誠信、儀態、忠貞也傍“禮”而存。也就是說,“禮”是衡量外交官是否稱職的準繩。
春秋時期,外交官的外交表現,就是一個國家的臉面。因此,身爲一名外交官,無論何時,都要時刻提醒自己,要以國家利益爲優先考量,並以社稷爲重,萬不能逾越“禮”的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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