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兩百多年時間真的沒有修長城嗎 爲什麼說修了也沒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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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不知道:清朝不修長城的讀者,下面小編就爲大家帶來詳細介紹,接着往下看吧~
長城修築的歷史可上溯到西周時期,發生在首都鎬京(今陝西西安)的著名的典故“烽火戲諸侯”就源於此。春秋戰國時期列國爭霸,互相防守,長城修築進入第一個高潮,但此時修築的長度都比較短。秦滅六國統一天下後,秦始皇連接和修繕戰國長城,始有萬里長城之稱。
長城資源主要分佈在河北、北京、天津、山西、陝西、甘肅、內蒙古、黑龍江、吉林、遼寧、山東、河南、青海、寧夏、新疆等15個省區市。其中,河北省境內長度2000多千米,陝西省境內長度1838千米。多數歷史記載:明朝是最後一個大修長城的朝代,並且,今天人們所看到的長城多是此時修築。
那麼,事實真是這樣嗎?
話說,清朝用來統一地方各藩部的手段,主要是:以德爲首、恩威並加。
相對明朝來說,清朝的疆圖進一步擴張,使得清朝的版圖不僅囊括了北方草原地帶,還西至西域,吐蕃,南至臺灣。而清朝邊疆的擴張,卻成就瞭如今新中國的版圖。到了乾隆時期,清朝已經實現了大一統,而明朝時“九邊邊鎮時時邊警”的局面早已煙消雲散了。
正因如此,當衆人提及清朝邊疆政策時,多數人持有清朝不修長城的觀點。因爲長期以來,長城都被作爲對遊牧民族進行防禦的工事。但是,在諸多史料記載中,我們還是發現了清朝維修長城的證據。清朝沒有大規模的修築長城,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明朝已經大興土木,修了長城。
並且,長城的全部崩塌也不會發生在一夕之間 ,所以,清朝也無需對長城大肆翻修。
但是,清朝期間,對長城的維修被證實是存在的,甚至,在某些時期還進行了新修。
在古時候,長城有許多稱謂,比如:邊牆和塞垣,而明朝主要叫邊牆。至於長城的稱謂來源,則是很早的時候,就誕生了。但是,明朝君臣卻對本朝修長城一事十分忌諱,這原因則可以從秦始皇大興土木,致使民不聊生的前車之鑑中,可見一斑。
然而,明朝的統治者並不願意重蹈覆轍引起民憤,更有明清時百姓們耳熟能詳的故事:孟姜女哭長城。而此前,就已有據此改編的戲曲,話本,不禁讓明朝統治者更加爲之忌憚。
到了清朝,皇帝更加忌諱將修長城一事公之於衆:
從一方面來說,清朝皇帝不斷強調明朝修長城,是搜刮民脂民膏,耗費百姓勞動成果的無用之舉,是明朝君臣“視野短促”的表現(無德);
而另一方面,清朝皇帝則是反覆宣揚自己不修長城,反而把藩部作爲屏藩的政策,更誇讚自己治理邊疆的成就,不但遠超明朝,甚至,可與漢唐比肩。
例如:康熙三十年,康熙巡幸塞外,他提及:“昔秦興土石之工修築長城,我朝施恩於喀爾喀,使之防備朔方,較長城更爲堅固也。”康熙的這段話,顯然並沒有誇大,漠北蒙古歸附清朝一事,正彰顯了康熙的“德”。然而,令人疑慮的是,僅僅依靠“德”,恐怕還遠遠不能夠制服所有的藩部。
所以,有學者持有“清朝對邊疆地區控制的程度如何,歸根結底取決於國家的政治與經濟力量”的觀點。的確如此,沒有強盛的國力和強悍的軍事力量,僅僅靠德來完成統一,難度很大。所以,以德爲主、恩威並施,纔是清朝治邊的主要特徵。
具體來說,就是“順者以德服,逆者以兵臨”。
一方面通過聯姻、年班、封賞等方式,拉攏疆域外主動歸附的部落,從而,確立其對清朝的臣屬關係。如順治帝曾言:“我國家世世爲天子,爾等亦世世爲王,享富貴於無窮,垂芳名於不朽,豈不休乎。”
另一方面,清朝對與清朝爲敵的疆外部落給予了強硬打擊,組織八旗、蒙古、綠營聯軍作爲維護清廷絕對威信的一把利刃。又如乾隆帝所言:“夫天朝之於外番,恭順則撫卹之,鴟張則討滅之。”
在藩部全部歸附前的清朝,皇帝也已發覺僅靠“德”,根本無法完成統一,甚至,無法使直省地區擺脫藩部的侵擾。若不是清朝統治者果斷地對藩部侵擾直省的行爲,嚴加懲治,那就只能採取相對保守的策略,將自己置於守勢,更加被動。
康熙三十六年,青海蒙古臣服,而在此之前,青海蒙古對清朝的甘肅地區態度,其實,並不友善。順治朝時,清朝西北邊境頭號心頭大患,不是明朝的瓦剌,也不是清朝的漠西蒙古,恰恰是位於青海地區的蒙古諸部。
清初,甘肅地區接連不斷地受到青海蒙古的侵犯。彼時,甘肅地區的穩定程度論起來,甚至,不如明末。例如:順治十三年,清朝對厄魯特部落的巴圖魯臺吉、土謝圖巴圖魯戴青等人傳令,提及:“乃數年來,爾等頻犯內地,劫奪馬牛,拒敵官兵,率領番夷,威脅搶掠督撫按屢經奏報,即行遣官曉諭,爾終不悛。”
另外,比如:三藩之亂、王輔臣之亂時,青海蒙古“邊前犯洪崖堡,今又乘我兵進剿河東,乃拆毀關隘,襲執官吏,與官兵會戰,永固城副將陳達戰歿……”可以證實,甘肅地區確已成爲清朝邊患時時作痛的“痛處”。正因如此,清朝不得不繼續使用和維修明長城,來進行對青海蒙古的防禦。
康熙五年,“青海各部蠭屯祁連山,縱牧內地大草灘,聲言將入宼河州、臨洮、鞏昌、西寧、涼州諸地,提督張勇請自扁都口西水關至嘉峪關築邊牆,以限內外。”這段長城在甘肅西南方向,而明代甘肅長城主要在東北方向。
到了雍正年間,青海地區發生了羅卜藏丹津之亂。這個人是固始汗的後裔,他一直都想效仿其祖父固始汗,坐上青海蒙古和西藏聯合首領的交椅。奈何當時青海蒙古已經歸順清朝,更何況,當權者也不想讓他坐上青海蒙古的頭把交椅。
從此,在青海蒙古一手遮天,無人轄制。
所以,羅卜藏丹津便咬着牙狠下心來決定與清朝徹底鬧掰,“誘衆犯邊”,主動攻打了甘肅的西寧等地。但是,羅卜藏丹津的威望,並不足以號召青海蒙古諸部落,所以,到了最後,他被清朝打敗,一路落荒而逃,直到漠西蒙古。
清朝此役雖說是獲勝,但是,也已經對青海蒙古攻打甘肅邊線的戰略原因瞭然於心。而當務之急,便是若再不積極建築防禦工事,就難以保證下次再出現戰亂時,敵人對甘肅地區的再度打擊不會造成動亂。經由此事,大將軍年羹堯請求在西寧的北川——邊疆外上下白塔的地方,從巴爾託海到扁都口周邊地方修補乃至新修邊牆、構築城堡。
後來,雍正帝批准了年羹堯的提議。
而“創修”兩個字,證明了那時的清朝,不僅維修邊防城牆,也會根據局勢重新修建城牆。修建長城(邊牆)不僅起到了隔絕作用——藩部和直省地區,並且,兼備軍事作用——戰時防禦。
意圖威脅甘肅的不僅僅是青海蒙古,漠西蒙古的野心,也已按耐不住。
趁着三藩之亂清朝捉襟見肘,難以顧及之際,準噶爾部首領噶爾丹完成了對漠西蒙古內部的統一,並且,征服了周邊哈密等地。一時間,漠西蒙古在噶爾丹治下已然已成氣候,開始具備了明朝瓦剌的氣勢。
這時,因爲哈密和甘肅的距離較近,再加上漠西蒙古部衆被擊敗後,也已經逐漸遷徙到甘肅沿邊地區,如現在的阿拉善地區,導致清朝不得不去接濟救助這些背井離鄉,正處於危難之中的部落。一時間,甘肅地區不僅要抵禦青海蒙古的侵犯,還要管理阿拉善地區的蒙古部落預防其生亂,加之漠西蒙古軍隊東侵哈密並試圖繼續東進。所以,康熙帝不免感受到巨大的壓力。
當時,雖然表面上漠西蒙古跟清朝呈和平態勢,但是,康熙知道,噶爾丹領導下的漠西蒙古繼續強大下去,極有可能發展成清朝的威脅。到了康熙十六年,甘肅提督張勇就上書:“臣等竊思噶爾丹乃北厄魯特之酋長,兵馬衆多,如果興兵,即內地亦宜嚴飭守汛官兵防護。”
在《秦邊紀略》中,噶爾丹被比作西漢匈奴冒頓單于這樣的梟雄,並記載了噶爾丹逐步統一西域諸部落的事蹟,“控弦之士數十萬,錯雜塞下之夷,率皆頓首稱臣,望風從命,嗚呼可懼也已!夫遠有冒頓之禍,近有門庭之寇,苟任捍禦者狃於無事,不免棘門、灞上之不戒,則西陲之憂曷有已哉。”
然而,康熙帝並不是沒有感受到來自噶爾丹的強大威脅,而是他必須先全力平定三藩之亂。康熙二十年,雲南昆明在清朝官兵的圍攻下,終於被攻克,三藩之亂基本結束。這時,康熙帝才鬆了一口氣,轉而注意清朝的北部邊疆。彼時,噶爾丹自從統一漠西蒙古後,也逐漸對更廣闊的東方土地垂涎欲滴。
這兩個強大的政權默默注視着彼此,蓄勢待發。噶爾丹不滿足於區區漠西蒙古首領之位,於是,在康熙二十七年,趁漠北蒙古內亂,他悍然出兵,侵犯東方邊界,佔據了漠北蒙古,一手促成了漠北蒙古的混亂局面。當時,中俄正協同分界事宜,但是,中國使臣卻無法通過漠北蒙古出境,所以,最終不得已而爲之,尼布楚被定爲了談判地點。
說來,這《尼布楚條約》之稱的來源,也十分有趣。噶爾丹東侵,不僅佔據了漠北蒙古,擴大了領地,還迫使清朝在與俄國的談判中落入被動。
於是,清朝在條約中不得以對俄國稍作退讓。
然而,在《尼布楚條約》簽訂後,清朝得以空出雙手專心對付噶爾丹。
而此時的俄國,囿於自身利益也不敢貿然支持噶爾丹,否則,談判所得成果將會悉數作廢。康熙二十九年,漠南蒙古被入侵,噶爾丹大軍可直達漠南蒙古的烏蘭布統,距北京僅僅四五百里,對清朝已經是如芒在背,如鯁在喉。彼時,康熙帝也難以忍受——“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於是,打算御駕親征。
後來,清朝大炮衝開了噶爾丹的駝陣,他在烏蘭布統被擊敗,狼狽逃走。但是,此後幾年依舊在清朝北部邊疆活躍,成爲清朝統治者的心頭大患,對漠北蒙古和甘肅地區造成了嚴重的威脅。因而,康熙三十三年,朝廷議定大規模維修陝甘地區邊牆。
當年,川陝總督佛倫接旨巡檢查驗陝西三邊的邊牆,便向康熙反映了邊牆現狀,以及呈上了修建計劃:
“臣奉旨查閱三邊,查陝西自肅鎮嘉峪關北邊,以至寧夏賀蘭山起處,俱系土築邊牆;自賀蘭山之勝金關起,至賀蘭山盡之平羅營,原無邊牆,以山爲界……三邊牆垣,歷年久遠,坍壞已多,若不亟爲修理,必致倒廢。但三邊遙遠,不能剋期修理,勒限完工,請於明年漸次修補……從之。”
在那時,清朝維修陝西三邊邊牆,正是爲了抵禦噶爾丹的侵伐。直到康熙三十六年,噶爾丹病死,戰爭才暫時落幕。
雍正帝繼位後,清朝的西北邊患依舊,他秉承父親統一的遺志,決定西征漠西蒙古,將軍隊一分爲二,分別分爲北、西兩路大軍。而這時的漠西蒙古,軍事力量強悍,人心看齊,可謂是團結勇武。雍正九年四月,傅爾丹率領北路軍精銳,在和通淖爾對漠西蒙古的計謀失察,深陷敵軍包圍。
之後,傅爾丹雖帶領小部分剩餘力量拼死血戰、衝出重圍,回到了科布多,損失不可謂不慘重,“得還科布多者二千人”。但是,雍正帝在發佈西征詔諭時,可謂是運籌帷幄,穩操勝券,甚至,有一舉覆滅的氣概和信心。然而,當得知清朝北路軍滿蒙鐵騎精銳慘敗而歸時,他的內心無疑是十分沮喪的。
因爲,西路軍遠隔天邊,且主要是綠營兵,從距離和實力上都難以依靠。而京畿之地和北方駐防的八旗精銳,也在這場戰役中傷筋動骨。康熙時,在擊敗噶爾丹時,曾建功的山西右衛八旗,在和通淖爾之戰時,“右衛駐防官兵陣亡566名,廝役陣亡526名,合計千人以上”。
所以,相比之前的意氣風發,胸有成竹,雍正帝此時已經感到下不來臺,甚至,產生了些許心慌。
爲了預防漠西蒙古南下,對漠西蒙古,以及中原地區進軍。雍正九年十月,雍正帝下令加強古北口、大同等地的防禦,並提及:“至於邊牆,年久倒塌而地當緊要者,亦應酌量修築,以肅邊境。着御史舒喜,天津總兵官補熙前往,會同古北口提督路振揚親往踏勘。”
從當時的局勢,可以知曉,修築邊牆一事顯然是爲了應對來自漠西蒙古的威脅。從《清史稿》中,也可以發現:“雍正九年,令直隸疆臣修治邊牆,其古北、宣化、大同三處,鹹募兵增防。自獨石口以西,至殺虎口一帶要隘,亦酌增弁兵”的評價。
其中“增防”一詞,清晰地證實了當時的朝廷對準噶爾來說,在戰略上處於被動的守勢地位,而修邊牆的目的,也是爲了防禦。更甚者,清朝還在長城沿線設防,增用墩兵以瞭望漠西蒙古動態,隨時防禦。實證就是乾隆十二年時,山西巡撫請求:“晉省墩兵從前因邊方緊要,每墩設兵一二名,今各墩在腹裏,自應因地制宜,酌量徹留,除樓子營所管石城等墩臺一十六座,俱設在邊牆或與邊垣附近……”
由此可見,清朝不僅利用邊牆這一工事抵禦外敵,還參照明朝,設立墩兵,起到警戒作用。
總之,一方面我們應該肯定清朝對於統一邊疆地區取得的豐功偉績。但是,同時也要知曉,清朝的統一之路並不是一帆風順的,一旦藩部地區有異心,清朝也不得不學習明朝,通過維修邊牆來抵禦外敵。而清朝統治者,對於自己修邊牆來保衛中原正統王朝的行爲,始終羞於出口,更不願意大肆宣揚。
參考資料:
【《秦邊紀略》、《清史稿》、《親征平定朔漠方略》、《中國經營西域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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