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死後乾隆對死因掩飾 乾隆爲什麼要這麼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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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歲的雍正,突然病逝後,乾隆爲何要掩蓋其死因?是因爲謀朝篡位?這是很多讀者都比較關心的問題,接下來就和各位讀者一起來知道,給大家一個參考。
因爲雍正皇帝的去世原因很尷尬,在電視劇《雍正王朝》裏面,爲了響應國家改革的偉大號召,把雍正皇帝進行了拔高處理,說雍正皇帝死於勞累,實際上雍正皇帝真正的死法是身體不好,加上長期勞累,最後誤食丹藥而暴斃。
雍正四年,他將自己與父親康熙皇帝做過一番比較,這樣說道:“皇考60年來所做所行之事,朕有能力效法的,沒有一件不是不崇敬的效法的;朕沒有能力效法的,則朕只能日日夜夜勉勵自己。……皇考神武天授,騎馬射箭的技能超越千古,草原蒙古漢子們見了也無不驚服的。而朕的射箭技能,遠不及皇考矣。”
女真部族最初本來就是遊獵民族,騎射技能是遊獵民族的特點。
康熙皇帝在繼承和發揚這一傳統的基礎上,無論對自己還是對自己的衆多兒子,要求都很是嚴格。
每次木蘭圍獵,隨軍出征,康熙皇帝都要帶着衆多兒子一起,這無不包含有康熙皇帝鍛鍊皇子們的騎射技能和身體體魄的意思在裏面。
當時的四皇子胤禛若是精於騎射的人,在多次秋獮與從徵的活動中,不可能沒有關於他這方面的名聲的記載,而不致於到了登基爲皇帝的不惑之年,騎射技能依然一般般。
由此可以推斷,雍正皇帝青壯年時期,騎射技能一般般,身體素質也一般般,性格也屬於那種沉默寡言,冷靜思考的類型。
登基之後,雍正皇帝由於面臨着八王爺等人的朝堂鬥爭以及康熙晚期遺留下來的種種社會積弊,不得不把全副精力投入到朝堂事務中去,“自朝至夕,凝坐殿室,披覽各處章奏,目不停視,手不停批,訓諭數人,日不下千百言”。
他自認爲比父親康熙皇帝還要勤政,實際上也是這樣做的,可以說是一個十足的工作狂,爲此他還進行過自我評價:“自古帝王,未有如我皇考還勤政者。即皇考之勤,亦無自朝至暮辦事之理。”
雍正皇帝工作狂到什麼地步?
在位13年的時間裏,一共有四萬多件奏摺上寫上批語,還批閱了近二十萬件的部本、通本,累積寫下1000多萬字,平均一年76萬字,寫字之多堪比專業寫文章或者小說的作家、小說家。
除此之外,他還要召開朝會,召見王公大臣,處理軍國大事,諮詢社會民生。無論軍務、稅收、糧食產量、民間生活水平、科考等等,幾乎事事過問。
當然,雍正皇帝之所以如此勤奮,與他個人的經歷和養成的性格也有關係。
由於康熙皇帝的赫赫威名,他認爲自己很難超越父親。
於是他自認爲事事不及父親。要想成爲一位好皇帝,只能親身閱歷以洞悉下面民情。
於是他“爲世道人心長久之計”,日日夜夜宵旰憂勤,嚴抓“臣下之結黨懷奸,夤緣猜忌,欺罔矇蔽,陽奉陰違,假公濟私”等惡劣習性,使得社會環境爲之一清。
一個人若整日埋在這樣繁重的工作中,日久天長,健康必然要受到損傷,而且是不可逆轉的損傷。
雍正四年,雍正皇帝還未滿50歲,他就對身邊的人說自己的精力不足:“皇考聖體康強,如天行之常健,春秋已高,猶不減壯盛之時,而朕之精力又不及皇考矣。”
雍正皇帝就像一匹勵精圖強,卻逐漸衰弱的老馬,奮力地拉着康熙皇帝給他留下的這輛沉重且龐大笨重的車,企圖將其拉回偏離的正道。
雍正七年底,當八王爺、年羹堯、隆科多等大臣的事情都處理完畢之後,又頒發著名的《大義覺迷錄》,穩定思想,穩定人心,當國事家事都趨於穩定,雍正皇帝疲勞、衰弱的身體再也無力支持,一下病倒,這一病不得了,斷斷續續拖沓了一年。
對於這場大病,《史料叢編》記載了雍正皇帝自己的看法:“朕從去年冬季就感覺到了自己身體的不適,但是因爲工作原因而疏忽,未曾留心調整和治療自己的身體。自今年(雍正八年)三月以來,朕經常發寒熱病,飲食也不如平時的胃口好,夜間也很難熟睡,稍有風吹草動就被驚醒,如此已經有了兩個多月了。五月初四怡親王病逝,朕親自爲其辦理喪事,發抒哀痛之情。過了一天,留心試察,突然感覺身體內從前不適的情況逐漸在消退,現在已經恢復如初了。”
其實事實並不盡如此。
雍正八年五月,雍正皇帝的病情略有好轉,結果到了九月,又一度加重病情,直到十月纔算平安戰勝這場疾病。
這場將近一年的寒熱病,差一點要了雍正皇帝的命。
關於雍正皇帝這場病的嚴重程度,當時最受寵信,也是口風最緊的漢大學士張廷玉在自訂年譜中,有過零星記載:“(雍正八年)自春秋,聖躬違和,......並與御醫商訂方藥,間有密旨,則命廷玉獨留。”
“十月,聖躬安全。……數月之中,朕躬得以靜養調攝者,實賴伊等翊贊之力也。今朕躬已經痊癒,宜加賞賜,以褒良佐,以勵臣功。”
對此,張廷玉等大臣認爲自己受之有愧,再三對雍正皇帝進行懇辭。
雍正皇帝卻說:“你們建立的功績甚大,而且在疆場汗馬建立的功績之上,朕的意思已經定了,不必再三進行推辭。”
雍正皇帝此次患病的嚴重,還可從他曾將遺詔的內容透露給大臣這一點得到證明。
雍正十三年雍正皇帝暴斃之後,張廷玉在追述當年情形時說:“大行皇帝因傳位大事,親寫密旨。……此旨雍正八年九月曾密示廷玉。”
乾隆皇帝也記載了這件事:“八年六月,聖躬違和,特召臣(指乾隆帝)及莊親王、和親王、果親王、大學士、內大臣數人入見,面諭遺詔大意。”
儘管乾隆皇帝記載的和張廷玉記載的有區別,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在這場大病中,雍正皇帝的確向親信大臣們談及自己遺詔的事。
從這些史料記載中可以看出,雍正八年雍正皇帝患過的這場大病,肯定差點危及性命。否則,他不會違背自己創立的祕密建儲的初衷,將傳位這種軍國大事透露給大臣們。
而且雍正皇帝也不會因爲張廷玉所謂的贊襄朝堂事務“公正無私,慎重周詳”就破格進行加恩獎賞,還特意強調張廷玉等大臣所建立的功績“在疆場汗馬建立的功績之上”並且還三番五次向乾隆皇帝等人交代,務必讓張、鄂二人配享太廟。
由此可見,張廷玉等大臣爲挽救雍正皇帝的性命而立有特殊功績。
一個53歲的人患了這樣一場大病之後,身體的健康程度肯定越來越差。
若是保養調理得法,還可以多延續幾年,若是亂施醫治,則很容易出大事故。
而雍正皇帝卻正是持後面這種態度,病急亂投醫。
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子夜,雍正皇帝病逝於圓明園。
張廷玉在《年譜》中記載了與雍正皇帝之死有關的一些情況:“十三年八月二十日,聖躬偶爾違和,猶聽政如常,未嘗有間。……至二十三日子時,龍馭上賓矣。”
從這段記述中不難看出,雍正皇帝不是突然病逝的。雍正皇帝在病逝前至少有兩天患病的歷史。
而雍正皇帝在雍正八年病重後身體狀況不佳,這對他的病逝又是一個不容忽視的潛在因素。
一個有這樣身體基礎且年近六十的人,在“違和”兩天之後就死亡並不罕見。
但是胤禛到底是因爲什麼病而病逝的呢?
由於缺乏直接史料,加上乾隆皇帝對此避諱莫深,我們只能從雍正皇帝病逝前後的一些相關的活動情況進行分析推測。
乾隆皇帝在登基繼位之初頒發的一系列諭令,可以給一些啓示。
乾隆皇帝在雍正皇帝病逝後三天內,雷厲風行地下令處理了38件大事,其中三分之二以上是與雍正皇帝葬禮直接相關的,比如怎樣頒發遺詔,如何確定喪禮禮儀,王公大臣、皇室宗室應如何前來祭奠梓宮等等。
與雍正皇帝喪事無關的僅有12件,而大部分又是新舊朝交替之際必須要處理的一些國家事務,比如尊封皇太后、皇后、如何處理宮廷的妃嬪們,以及對朝堂內外大臣及各個衙門機構提出新的要求等等。
上述諸事,是任何一位嗣位新君都不能掉以輕心的。
因此,乾隆皇帝這樣做是無可厚非,也是必須需要處理的事務。
但是,在這12件與喪事無關的事情中,並非全部都是當務之急的國家事務。
其中有2件,是針對宮廷內部情況而發的。
第一件,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五日,也就是雍正皇帝病逝後第三天發出的諭旨:“.....內監等,國家事務毋許妄行傳說,外言亦無得傳人內廷,犯者正法。”
另一件,同一天乾隆皇帝命令都統莽鵠立傳下諭旨,驅逐宮廷中的奇人們,《國朝宮史續》記載乾隆皇帝的一段話:“皇考萬機餘暇,聞外間爐火修煉之說,聖心深知其非,聊欲試觀其術,以爲遊戲消閒之具。因將張太虛、王定乾等數人置於西苑空閒之地,聖心視之與俳優人等耳,未曾聽其一言,未曾用其一藥,且深知其爲市井無賴之徒,最好造言生事。皇考向朕與親王面諭者屢矣,今朕將伊等驅出,各回本籍。……捏稱在大行皇帝御前一言一字,以及在外招搖惑衆,斷無不敗露之理,......定嚴行拿究,立即正法,決不寬貸。”
不準內監宦官們聞風妄行胡說,這件還可以勉強說是乾隆皇帝在處理宮廷事務。
驅趕奇人們這件事,則使人非常困惑不解。宮廷中養一些奇人們並非雍正一朝,幾乎歷朝歷代都有,清代也有,順治皇帝、康熙皇帝都有過,何以在雍正皇帝病逝後三天就迫不及待將他們驅逐出宮?
況且清代對奇人們抓得極嚴,與其他朝代不一樣,清代宮廷中奇人很難干涉到國家事務。
這不能不使人感到,“內監傳聞”和“宮中奇人”與雍正皇帝病逝是不是有一定的關係。
雍正皇帝生前對待宮廷內的奇人們的態度是否如乾隆皇帝所維護的那樣“以爲遊戲消閒之具”,“與俳優人等”呢?
答案是否定的。
雍正皇帝在一件自己硃筆寫的諭旨中,曾明確要求河東總督田文鏡、浙江總督李衛、雲南總督鄂爾泰、署川陝總督查郎阿、山西巡撫覺羅石麟和福建巡撫趙國麟爲他尋找民間奇人:“可留心訪問,有內外科好醫生,與深達修養性命之人或奇人,或講道之儒士、俗家,倘遇緣訪得時,必委曲開導,令其樂從方好,不可迫之以勢,厚贈以安其家,一面奏聞,一面着人優待送至京城,朕有用處。”
與此同時,雍正皇帝在宮廷中也採取了與奇人們有關的相應活動。
比如文獻檔案中有記載:“雍正十年二月初三,鑄爐作繕房總管王太平傳旨,着將仙爐樣畫些呈覽。”“十年二月初十,奉旨照某某束腰仙爐樣式鑄造。”“十年七月二十五日,造成某某束腰仙爐一件,後又一件。”
這種所謂的仙爐,有可能就是雍正皇帝爲了煉製丹藥所用的器具。
同時,還有向宮廷中及圓明園運送大量炭、煤、銅等原料的記載。比如文獻檔案中記載:“雍正十年正月初三,領催白士秀來說,總管陳九青傳南薰殿用炸子煤二千斤,初六要二千斤,初十要五千斤,十一要紅銅條二斤,二十要炸子煤一萬斤,二十六要白炭一千斤,二十八要紅銅條三斤,三十要黃杭細挖丹見方一副。”“二月初二,南薰殿要。系裏邊用炸子煤三千斤,初五要一萬斤,十一要白炭二百斤,十八里邊用炸子煤三千斤,二十二要一萬斤。”
從上述文獻檔案內容可以看出,如此大量用煤、炭,並不是用在宮廷內取暖或做飯上,因爲這兩項用煤炭都有固定份例,並不需要進行另外的單獨記錄;同時南薰殿(在西華門內)、圓明園頭所六所均爲僻靜之處,並非住所,況且在炎熱的夏天也不需要用煤、炭來取暖,因此,不能不想到這些煤、炭是雍正皇帝煉製丹藥所需要用的燃料。
此外,雍正皇帝對奇人們的法冠還十分關注,也可以從側面說明問題。
“十年二月十六日,太監滄州傳旨:著將法冠象牙填巴爾傘木香的、密蠟的、龍油珀的各作些,隨簪。欽此。 “作木樣呈覽。奉旨:具照樣準作。但象牙填香法冠中間的樑不好,可在兩旁再添二樑,分作三重,再將月牙形法冠並象牙法冠各作幾件。再照頒珊瑚九龍法冠樣式將龍油珀法冠作幾件。”“三月初三做得樣子,奉旨準做,花紋往精細裏作。”
雍正皇帝所要求的法冠,不僅品種繁多,質地珍貴,而且“花紋往精細裏作”。
奇人們如果僅僅只是宮廷中的“俳優”,雍正皇帝大可不必在他們的服飾上如此用心。
由此可以看出,雍正時期,奇人們在宮廷中地位的特殊性。
歷朝歷代皇帝中,訪求奇人,以求長生不老之術者不乏其人。
年老體衰的雍正皇帝豢養、重視奇人,即使不是爲了萬壽無疆,也至少是爲了治病強身這個目的。
奇人們進行推拿,煉製丹藥,在某種意義上講也是古代社會一種治療方法。如果對症下藥,未必完全無用。
雍正皇帝如此重視奇人,可能是奇人的治療對他的疾病起到過一定的作用的結果。
奇人可能有些是醫師,但是並不是每個奇人都是醫師,何況雍正皇帝的身體狀況並不是一般的醫師所能處理好的。
加上奇人最擅長的並不是醫學,而是化學,這也導致了很多古代皇帝的悲劇性結局。如果我們把雍正皇帝對奇人們一貫重視的態度,與乾隆皇帝登基繼位之初對奇人們採取的果斷措施聯繫起來看,就可以感到,雍正皇帝之死,與長期服用丹藥有着很緊密的聯繫。
至少丹藥嚴重損傷了雍正皇帝的健康。
乾隆皇帝對於宗教一直是比較超脫的,不怎麼感冒的,加上他目睹了雍正年間權力鬥爭的反反覆覆和殘酷性,又從《大義覺迷錄》中看到社會流言對自己父親的衆多誹謗,因此在登基繼位之初才下達了那兩份意味深長的上諭。
正是這兩份上諭,爲我們知道雍正皇帝的死因提供了線索。
並不是乾隆皇帝陰謀謀朝篡位而遮掩雍正皇帝的死因,而是爲了保住雍正皇帝的英明名聲和爲了國家穩定、朝堂穩定才掩蓋雍正皇帝的真正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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