爲何宋代以後的文人做官都得到“文正”諡號？

縱觀歷史，宋代以後，有一個非常奇特的現象，文人做官後，夢寐以求的想得到一個諡號——文正。而作爲統治者的皇帝，是絕對不會輕易把這個諡號賜贈給臣子的。能得到這個諡號的人，不管是本諡還是追諡，都有一個共性，那就是他們都是在文壇聲名鵲起、在政壇功績斐然、在民間深受敬仰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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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的諡舉乃是承唐諡之風，經歷了從文貞到文正的變化，據史書言是爲避宋仁宗趙禎名諱故。自此之後，“文正”之諡可以說經元、明、清前後四朝相續不斷。衆人耳熟能詳的獲得此諡的人有宋代李昉、范仲淹、司馬光等，元代有耶律楚材等，明代有方孝孺等，清代有曹振鏞、曾國藩等。司馬光言：“文正是諡之極美，無以復加。”認爲文是道德博聞，正是靖共其位，是文人道德的極至。大而言之，經天緯地曰文，內外賓服曰正;小而言之，博學多才曰文，忠直守節曰正。《逸周書?諡法》對於“文正”二字做了全面系統、精闢獨到的解釋，在此不一一闡述而盡。

中國的漢字是字音藏義、字形藏理的，文化的“文”加正直的“正”是政治的“政”字。我們再回頭去看這些人在歷史長河中爲世人所留下的光輝軌跡。范仲淹，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學家，爲政清廉，剛直不阿，官至參知政事，一句“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成爲千古絕唱，遺《范文正公集》傳世。耶律楚材，元代著名民族政治家，促進蒙古族接受中國傳統文化的第一人，官至尚書右丞，撰《湛然居士文集》留世。方孝孺，明代著名文學家，剛直不屈，孤忠赴難，被誅十族，官至文學博士，傳《遜志齋集》於世。曾國藩，清代著名政治家、文學家，晚晴四大名臣之首，官至武英殿大學士，著《冰鑑》存世。這些人的共性是在文學方面具有極高才能，最終在政治方面頗有建樹居於高位。“文”、“正”、“政”三者之間的關係，由此亦可窺其一斑。 

文化的內涵無比豐富，粗略瀏覽便可看到十幾種定義，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學術界也是意見紛紛，莫衷一是。“文”之一字，我們姑且說它爲文字、文章、文學、文藝、文化，都是界定內的合情合理，無可厚非。不管是文字、文章、文學、文藝它都是文化的一種形式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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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文帝曹丕在《典論·文論》中有言曰：蓋文章者，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他認爲文章有兩大社會功能：一是“經國之大業”，有利於治國;二是“不朽之盛事”，有益於立身。這是首次將文學與治國大業和自我個體生命價值的實現連結在一起，富有一種威嚴浩大的帝王氣，使得文學的地位得到了空前的提高，爲文學的繁榮奠定了堅實基礎。魯迅先生在《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中指出：曹丕的一個時代可以說是“文學的自覺時代”。因爲“自覺”，才走向了自覺時代的前奏，提高了文學的地位。

文學地位的提升，又增強了文學自覺意識，從而增強了治國大業的文化精神。宋代著名理學家周敦頤在《通書?文辭》中指出：文所以載道也。文以載道是文學社會作用的深刻表述。一篇文章、一部文學作品如果我們將眼光僅僅停留在這篇文章上、這部作品裏，那我們看不到更高遠的東西，收穫不了更深層次的東西。借用佛家《楞嚴經》中的話來說：如人以手，指月示人。彼人因指，當應看月。若復觀指以爲月體，此人豈唯亡失月輪，亦亡其手指。“文”與“道”的關係，正如這手指與明月的關係，我們應當順着手指看到更高遠處的“月亮”，而不是停留在“手指”上。這充分說明了文化作爲一種介質的指引作用，通過習“文”將其所載之“道”充分體悟出來，然後付諸實踐，經世致用。 

文化是增強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內在軟實力。上世紀朱光烈先生在《知識就是力量嗎?》一文中提出了一個被認爲是時代性的命題，即“文化就是力量”。中共十八大報告中所提出的未來發展和繁榮文化的總綱領是“紮實推進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建設”。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強盛，總是以文化興盛爲支撐的。沒有文明的繼承和發展，沒有文化的弘揚和繁榮，就沒有中國夢的實現。習近平同志在多次講話中要求領導幹部要“吸收前人在修身處事、治國理政等方面的智慧和經驗，養浩然之氣，塑高尚人格，不斷提高人文素養和精神境界”，並且提出“中華文化積澱着中華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華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發展壯大的豐厚滋養”等具有深遠指導思想的論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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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說一定的社會文化是爲一定的政治服務的，而政治又通過社會輿論引導文化的方向，二者是相互交融、不可分割的。至此，我們迴歸到“文”“正”“政”三者之間的關係話題，可以確切地說習文以養浩然正氣，“文”“正”相融以從“政”。李昉、范仲淹、司馬光、耶律楚材、方孝孺等、曹振鏞、曾國藩等人，博學多才(文)而又直道不撓(正)，最終蜚聲文壇、顯赫政界、留名後世，若無其文抑或不足以爲政也。古爲今鑑，我們當勤以廣才，善養正氣，積蓄文化力量以爲政治建設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