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祖孫三代死 都打不過司馬家代表的士族集團

近來熱播的電視劇《大軍師司馬懿之軍事聯盟》引發觀衆們的激烈討論，神醫華佗還沒有爲關二爺刮骨療毒，怎麼就在第一集匆匆被曹操送去“領盒飯”了呢?“華佗之死”固然屬於小說家言，在此不作討論，然而電視劇中離奇錯亂的時間線索，仍是把一干三國鐵粉們整得暈頭轉向。

最使人感覺荒誕的是，第一集的時間背景設置在官渡大戰之前，曹操與其宿敵袁紹尚未展開生死大戰;然而，編劇們卻安排曹操把原本在建安二十二年寫成的“求才令”挪到此時公諸天下。殊不知，這道求才令頒佈之時，歷史上的曹操已經從魏公進爵爲魏王，赤壁之戰也已打完將近十年，哪裏還能口口聲聲再稱“曹司空”呢?

按照電視編劇們的設想，“求才令”引來了各路賢能之士，主角配角們“應邀登場”，可以爲後來的劇情發展做鋪墊。那麼，歷史上曹操頒佈“求才令”是在什麼時候?三次求才，真的爲曹操招攬了大批賢才嗎?對此，曹操的真正目的又是什麼呢?

　陳平的“鐵桿粉”：流氓也能當丞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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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三國志》的記載，曹操三次頒佈求才令的時間，分別是建安十五年(210年)、建安十九年(214年)、建安二十二年(217年)。最早的一次求才，也發生在赤壁之戰兩年後。綜觀三份文本，均提及一個著名歷史人物，即西漢王朝開國功臣之一的陳平。陳平飛黃騰達之前，聲名不佳。據《史記·陳丞相列傳》記載，周勃、灌嬰等人曾經向劉邦彙報過陳平的“犯罪前科”——“臣聞平居家時，盜其嫂;事魏不容，亡歸楚;歸楚不中，又亡歸漢。

今日大王尊官之，令護軍。臣聞平受諸將金，金多者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平，反覆亂臣也。”按“小報告”裏的說法，陳平曾經對嫂子行爲不端、收受過將領的賄賂，並且三次改換門庭，可謂是不忠不義的“反覆亂臣”。但是，偏偏是這麼一個不被主流價值觀認可的陳平，曹操卻大加讚賞，奉爲國民偶像。

不知道是對自己的精準認知還是無意間的聯繫，曹操本人與陳平有某種程度的相似之處：陳平最終做了漢朝丞相，曹操也做了漢朝丞相;陳平曾被人罵作“反覆亂臣”，曹操則被罵作“亂臣賊子”;陳平曾經行爲不端，曹操早年的口碑也不佳。《武帝紀》上說，曹操年輕時“任俠放蕩，不治行業，故世人未之奇”。《曹瞞傳》雲：“太祖少好飛鷹走狗，遊蕩無度”，因此多次被叔父向其父親告狀。

此外，他更有“寧我負人，毋人負我”的名言傳世，所言所行不能被儒家正統的道德評價體系認可。因此，曹操認可並鼓吹陳平的“劣跡”，不僅是爲了尋求同路人;更重要的是，他意圖以“盜嫂受金”的陳平爲典型，扭轉自己早年的不光彩形象，向世人昭示：只要有才能，流氓一樣能當丞相。不信你看，“負污辱之名，有見笑之恥”的陳平不就是一個例子?

老陳能當丞相，老曹爲何不能呢?既然老曹也當了丞相，你們吃瓜羣衆就不必再喋喋不休地數落我的過去了。

　求才令因重纔不重德的主旨引發臣僚爭議

矛盾的兩面派：說的不做，做的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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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自稱用人重纔不重德，但在實際選拔過程中，他說的和做的並不一樣。據《三國志》和《後漢書》中的記載，常有曹操聽聞某人高名至德，前往遣徵的。

例如，徵召王烈、鄭惲等人。有時候，曹操用人不僅重視德行，甚至重視德行人品勝過重視才能。《崔琰傳》中曾經講到，崔琰這個人雖然“纔好不足，而清貞守道”，曹操稱讚他“君有伯夷之風，史魚之直”，仍然“即禮闢之”。對有道德但才能不足的君子，曹操並沒有棄置不用。

實際上，曹操有時候不僅不能做到“重纔不重德”，而且，他對文武百官中有大才能同時又具有重大政治影響的人物是防備心深重，必欲除之。殺死楊修，逼死荀彧，都是例子。經過荀彧推薦而走上仕途的賢才很多，逐步圍繞荀彧周圍形成網絡，曹操則視之爲心腹之患。再看“以名公子有才能”的楊修，就是在曹操第三次頒佈“求才令”的當年被殺死的。有才反而成爲楊修被殺的誘因。

那麼，我們再看看三次頒佈求才令的實際效果，真的爲曹操招攬來大批人才嘛?真實結果可能會使讀者們大感驚訝：因爲答案是沒有招來人才!

山西大學衛廣來教授根據30卷《魏書》分析，自《諸夏侯曹傳》以下，所立魏臣91位傳主都是赤壁之戰以前被曹操收攬錄用的。“事實顯示，曹操集團最終形成於建安十三年平荊州，《魏略》所述曹操“拔出細微”的佐命人物，赤壁之戰前夕已然全部到位。”也就是說，從曹操大張旗鼓地第一次頒佈“唯纔是舉”令後，再到第三次頒佈求才令以後，實際上並沒有吸收新的人才。

　新三國電視劇中的曹操與司馬懿

“求才令”真相：爲代漢作輿論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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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朝皇帝以孝治天下，自惠帝以後，皇帝諡號都有“孝”字。曹操偏偏聲稱“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的人，可以被舉薦做官。這不明擺着拆漢家的臺?東漢以儒生立國，曹操豪族出身，並不代表儒學士族的利益，甚至被後者輕視。曹操要改變東漢以來的國家意識形態，要攻破的一道要害關卡就是掌握在儒士手中的道德評判。

偉大領袖有一句名言：“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搖搖欲墜的東漢王朝，尚能搖而不墜、死而不僵，就是因爲王朝的儒學色彩濃厚，尚能依靠儒家觀念維持表面的統治。儘管有各路梟雄野心勃勃，然而除了“妄人”袁術膽敢稱帝以外，稍微明智一點的人，並不敢動搖綱常。像曹操這樣的聰明人，自然首先選擇從意識形態領域進攻，逐步瓦解長久以來根深蒂固的社會觀念。

對此，史學大師陳寅恪一針見血地指出：“夫曹孟德者，曠世之梟傑也。其在漢末，欲取劉氏之皇位而代之，則必先摧破其勁敵士大夫階級精神上之堡壘，即漢代傳統之儒家思想，然後可以成功。”曹操的求才三令，以重纔不重德的主旨，明白宣告“士大夫自來所遵奉之金科玉律，已完全破產也。”爲其子曹丕稱帝代漢掃清了社會思想上的障礙。但是，曹操的統治之術與東漢以來儒家士族的發展趨勢並不符合，其統治的穩定程度較大程度上依賴於其個人的非凡權術。假若人亡，則難免政息。事實上，曹操與其子曹丕死後，曹魏家族的權力就逐步被代表士族利益的司馬家族接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