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帝國爲什麼會頻繁遷都？遷都的目的是爲了什麼？

王朝遷都，小編爲大家帶來相關內容，感興趣的小夥伴快來看看吧。

在中國社會不斷髮展進步、民族不斷融合的漫長曆史進程中，王朝變遷是歷史必然趨勢。新政權面對不穩定的政治、軍事、經濟環境，爲了實現王朝中興，開啓新的政治統治，常會決然地選擇遷都。

在塵封的歷史長河中，帝國昌盛就能造福百姓，帝國敗落便是生靈塗炭。一段段歷史進程中，遷都演繹着封建帝國前進上升的軌跡，訴說着政權更迭的滄桑變幻。

今天，我們就來說說遷都那些事兒。

逃避洪水，人不勝天

在新舊石器交替的遠古時代，面對自然災害，王朝是束手無策的，要麼選擇在依賴與畏懼中徘徊，要麼選擇無奈逃避。商朝就是一個典型。

商朝，由湯至盤庚，經歷九世，曾先後定都亳(河南商丘)，後遷至相(河南安陽市內黃)、刑(刑臺)、奄(今地不詳)、聯地(山西河津)，以至坐穩殷地(安陽小屯村)。

“經不起折騰”，這是傳統國人追求人生平穩的俗語，也同樣適用於一個國家。而究竟是什麼原因造成了商王朝的頻繁遷都?

翻開中國地形圖，不難看出，商朝的六次遷都之地，都集中在中部大平原上、黃河岸邊。這裏土地肥沃，水草豐美，是人類繁衍生息的好地方。

但是，上述其中前五個地方並不是理想的居住地，它們都毗鄰黃河。當黃河汛期到來，河道不定，洪水肆虐，這幾個地方也時常受災，無法居住。

此外，除了洪水，還可能有凌汛的侵攏。因爲從地圖中我們也可以觀察到：亳、相等地與山東接壤，處在黃河曲拐東北方向的地域內。這就意味着，商朝子民不僅要經受每年夏秋雨季洪水的威脅，還得做好冬春凌汛災害侵擾的準備。

由於商是從新石器時期轉向青銅器時期的過渡時代，彼時先人們改造自然的能力微乎其微。在那種惡劣生存條件下，他們的選擇只能是在自然條件變化的同時，國都隨之屢屢變遷。

在不斷的探索與努力下，盤庚時期定都之地終於選擇了殷地，由此奠定殷商接下來的數百年基業。殷，據地形圖可知，位於太行山東麓，背靠大山脈，面向大平原，遠離河道，且北臨洹水，便於生活，是當時相當理想的地方。

縱觀在生產力低下的時代，商朝始終未能離開水豐草美的肥沃之地——黃河岸邊。因爲如果離開水源，在沒有足夠能力改造自然界，飢寒貧苦將會更加困擾王朝的發展。可見，商朝遷都的決定因素不是政治、軍事、經濟，而是他們真正無法抵禦的洪水、冰凌災害。

天人和諧，順應自然，這是來自最遠古的先人們給我們上的第一課。

畏懼夷狄，避其鋒芒

人類無法抵禦自然災害，會選擇規避。同樣，種族衝突、民族存亡危機時，王朝依然會選擇妥協退讓，避其鋒芒。接下來的周王朝平王遷都，就是最好的證明。

鎬京(在今天的陝西長安縣西北)，自周武王發動革命奪取政權直到周幽王身死國滅280多年間，一直是西周王朝的首都，被稱爲宗周。

據史料記載，周平王在外祖父的幫助下砍死老父親周幽王以後，把首都從鎬京遷到了洛邑，歷史由此進入了東周時代，春秋戰國時代開啓。

周平王爲什麼要廢棄營建了280多年的鎬京，而把首都遷到800多裏外的洛邑呢?是悔恨於父親的死，心中有愧而不得不離開這個傷心之地嗎?還是其他政治鬥爭的需要，比如北方少數民族的威脅?

通常認爲，答案是後者，即周平王遷都的原因是和其討伐周幽王的同盟——犬戎有關。

當初爲順利即位，周平王請來了餓狼一般的盟友犬戎相助，犬戎部隊攻入鎬京以後大肆燒殺搶掠，搞得鎬京一片狼藉，幾乎成了一片廢墟。可憐的首都人民成了幽王父子家庭矛盾鬥爭的犧牲品，也成了“友邦”犬戎的獵物。

中國有句古話，叫做請神容易送神難。犬戎這些以遊牧爲生的部落沒有中原人的鄉土觀念，他們過慣了遊獵生活，哪裏水草豐美，就要在哪裏安營紮寨，哪裏有好處，就去哪裏，不擇手段地去爭搶。

在鎬京發了橫財的犬戎部落，此後便經常到鎬京附近尋找發財的機會，四處搶掠滋擾。可憐王位剛坐穩的周平王心想，我惹不起，總能躲得起吧。他心一橫，便決定逃跑，逃到八百里開外的洛邑。

無辜百姓成了權利鬥爭、甚至於不同民族領土財物鬥爭的犧牲品，這樣的遷都，充滿了流血犧牲下的無奈哀鳴。

民族融合，相互借鑑

至此以後，中原與邊疆少數民族的鬥爭從未止息過。在中原帝國看來，少數民族強悍、遊走、居無定所，他們是邊患，是蠻夷。

而中原王朝對於少數民族的這一認知，自然體現在與其民族關係的處理上。在秦漢時期，基本上是抗禦、打擊;南北朝、唐宋以後，時緩時和，出現了融合統一的發展趨勢。

據歷史記載，北魏時期，中華民族出現了一次大融合。這次融合的最好證明，就是遷都。

鮮卑族是中國歷史上一個古老的北方民族，拓跋部是鮮卑族活動在大興安嶺北端東麓一帶的一個分支。爲了生存與發展，其不斷南遷，踏上了民族征服的道路。

在這條道路上，拓跋部建立的北魏王朝，最初幾任統治者對各族人民實行了民族歧視和殘酷的民族壓迫政策，在征服戰爭中也常常出現瘋狂的民族殺戮，民族矛盾不斷激化。

到北魏孝文帝時，王朝開始改革，民族融合出現了轉機。孝文帝深知，對於北魏政權來說，四面楚歌不斷，國家內部因征服戰爭而導致的民族矛盾依然存在。此時，只有吸收中原文化，改革一些落後的風俗，才能增強民族凝聚力、吸引力，轉移國內民衆視線。

而孝文帝選擇調和民族積怨的一個重要法寶，就是引入漢文化。而加強學習漢文化的便利措施，就是國都南遷。遊牧民族天性善於進攻、突襲，而農耕民族封建、固守，且文明發達。所以遷都中原，既可爲柔然部落日後攻擊贏得戰略緩衝，亦可提升民族素質，加強中原地區的統治。

《遷都議》中，孝文帝曾說：“國家興自朔土，徙居平城，此乃用武之地，非可文治。”強調了引入中原文化治國的重要性。

從民族間征戰不斷，到相互借鑑並積極融合，在這條道路上，遷都是一個催化器，也是一個見證者。

政權東移，控制全局

而除了考慮與外族關係的南北遷移外，朝廷也會有穩定國內局勢的遷都選擇。首先，就是國內的東西向遷都。這一點，在唐武則天建朝時期體現的最爲鮮明。

作爲中國歷史上唯一掌握君權且因此得到普遍承認的女皇帝，武則天創立大周時定都洛陽。東都洛陽的確立，標誌着政治中心東移。事實證明，遷都洛陽是正確的政治舉措。

在武則天稱帝后，自恃李唐老臣的徐敬業等人糾集十萬之衆擁李顯復帝。如果武則天繼續身處長安，那麼舊室忠臣掀起的復唐之風，很可能使武周復亡。

所以，遷都之舉，迫在眉睫。因爲在最高權力紛爭之際，也是武則天一朝面臨內憂外患之時。

679年，東突厥發兵攻入河北;687年，西北的吐蕃反唐奪走安西四鎮，並攻入甘肅;同時，山東盜賊長期活躍猖獗。如果沒有定都洛陽，就不會拉長與吐蕃的戰略縱深，也不會有效地打擊復國後的東突厥，更不會有力震懾山東的盜賊。

朝權穩固則四方穩固，對於這一點，武則天心知肚明。自古以來，得中原者得天下，洛陽會爲平定內亂、外患打好反撲基礎，也會有效地避開李唐舊勢力的威脅。

所以，這一次遷都，不單避免了內外禍亂，也爲新政權奠定了安穩基業。在爲控制全局打下了良好的政治、經濟基礎之後，一代女皇纔可以安心地開啓霸氣統治，創造盛世。

重心南移，經濟主導

繼武則天東西向遷都以後，宋代王朝選擇了融合前代經驗，走上國內南北遷都之路。

經歷了魏晉南北朝的數百年動盪與戰亂，中原北方的人口、先進生產力、技術開始轉移，經濟重心轉向南方。到隋唐時，南北經濟已相差無幾;南宋時期南移完成，南方經濟甚至超越了北方經濟。

北宋滅亡後，南宋將都城建在了臨安(今浙江杭州)。直到南宋中期，朝廷雖有能力遷回北方土地，但也放棄了北歸汴京(今河南開封)。排除政治與軍事的原因，南宋之所以堅持偏安於江南一方，苟安半壁，與當地繁盛的經濟也是分不開的。

紹興八年(1138年)，南宋正式定都臨安府(杭州市)，杭州經過唐宋數百年的發展，至北宋，已經成爲“東南第一州”。

從當時形勢看，這是南宋選擇在此建都的最重要原因之一。杭州的正式建置，始於隋開皇九年(589年)，彼時的前身名爲錢塘縣，始置於秦朝，縣治在武林山麓，人稱山中小縣。隋朝遷州治於今杭州城南錢塘江邊鳳凰山麓的平原上，與江南運河相鄰，成爲今日杭嘉湖平原的重要城市，這爲杭州城市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環境。

經過唐代三百年的建設，杭州已成爲“江南大郡”，再經過五代吳越國近百年的建設，至北宋，已被汴京(河南開封)文人譽爲“萬物富庶”的“地上天宮”。南宋定都後，影響更加深遠。

宋室南遷促進了杭州都市的繁榮，使杭州成爲國際上第一流的都市。耐得翁在所著《都城紀勝》一書的序中雲：

自高宗皇帝駐蹕於杭，而杭山水明秀，民物康阜，視京師其過十倍矣。雖市肆與京師相侔，然中興已百餘年，列聖相承，太平日久，前後經營至矣，輻輳集矣，其與中興時又過十數倍也。

宋室南遷，也進一步促進了北方文明向南方、特別是向杭州的滲透，從而使杭州的都市文明有了質的飛躍。從當時及後人的文獻記載來看，北方先進文化對杭州的影響，幾乎涉及各個層面。

總之，宋室定都杭州，既緩解了北方的人地矛盾，也給南方帶去了先進的生產技術和工具;既帶動了南方的經濟發展，也促進了民族的融合。南北經濟大融合、文化交流暢順，這對一個國家政權而言，何樂而不爲呢?

天子守邊，穩固疆土

我們以上所說的朝都更替不窮，多是經歷了不同朝代。在王朝沒有中斷的情勢下，遷都卻是很少見的，這裏的例外，是明成祖朱棣遷都。

在明朝初期，明成祖在國運蒸蒸日上的情形下，將國都遷往燕京(今北京)。這麼做究竟爲何?原因就是天子爲守國土四方。除了當時複雜的內部矛盾外，邊疆安寧、國家統一纔是主要矛盾，這也成爲明成祖朱棣一生追求的事業。

當時，北方的蒙古瓦剌等少數民族雖已臣服，但時常藉故擾邊犯境。天子戍邊，既是成祖自信的表現，亦是國家意志的高度提升。這在其征戰史上可以看出，朱棣五次遠征蒙古，甚至最後死於北征回師途中的榆木川(今內蒙烏珠穆沁)。

有日本學者曾考證說，明成祖是古代唯一一個親自跨越沙漠遠征的皇帝。不僅北征，明成祖對南方的安南也進行了征討，取得了輝煌的勝利。

所以，明成祖朱棣定都北京，不僅是平定邊疆、安定疆土的需要，也爲日後一致抵抗外族入侵、形成凝聚力，打好了基礎。

以武治邊，天子戍邊，歷史罕見。正是把國都置於邊患之緣，才能砥勵民心、凝聚力量，穩固疆土。明成祖此舉，開創了後世世代定都於北京的傳統，並延續至今。

應該說，封建帝國遷都，無論是躲避自然災害、夷狄威脅，還是促進民族融合、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穩固疆土，帝王們的目的是一致的。即實現自己心目中理想的政治狀態，使國家統一，讓國運昌隆。這一願望，既是個人的，也是民族國家的，更對中國歷史進程產生了深遠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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