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東坡爲什麼在朝堂上混得不好？

蘇東坡爲什麼在朝堂上混得不好?下面小編爲大家帶來詳細的文章介紹。

作爲通過正規招考、考上進士而進入士大夫隊伍的蘇東坡來說，他在宋朝官場確實混得不好，不僅不好，而且很差很差。爲什麼這樣說呢?從1061年中他出任鳳翔府判官算起，到1101年由貶謫地海南遇赦北歸、並逝世於路途打止，蘇東坡爲北宋朝廷工作了整整40年，但在這40年的職場生涯中，他經歷了三次貶官，三次貶官累計時長近20年，幾乎有一半的時間是在放逐中度過的，可見混得很差很差。

第一次貶官。蘇東坡率性剛直，言事不闢斧鉞。宋神宗上臺後，面對外憂內患，心急如焚，便啓用王安石，推行變法。王安石屬於激進的改革者，在宋神宗的支持下，推動改革的力度空前，還說出：“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這種驚天之語。蘇東坡在一次宋神宗召見時，實話實說：“陛下生知之性，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意思是改革不是簡單的加減法，要循序漸進，不能操之過急，對激進的改革進行批評，讓宋神宗和王安石都不高興。於是，他們把蘇東坡安排到開封府當推官，1071年，又把蘇東坡外放到杭州任通判，讓他靠邊站。

第二次貶官。後來，蘇東坡被提拔爲密州、徐州、湖州等地太守。然而，他依然對改革提出批評，尤其是對“青苗法”。“青苗法”，簡單地說就像由政府成立一個“農業銀行”，農民春種時借錢買種，秋收時還本付息，其目的一是抑制土地兼併，二是爲農民提供生產資金，三是政府創收。然而，這一表面誘人的政策，在執行中卻由“不許抑配”即農民自願演變成了強迫貸款，由幫助資助生產與政府創收兼顧變成了政府創收和官員謀利，導致許多農民債臺高築。蘇東坡多年的基層工作經驗，讓他了解百姓困苦的實情，連續向皇帝上了《上神宗皇帝書》、《再上神宗皇帝書》，細數“青苗法”在執行中對農民造成的傷害。王安石知道後，十分惱怒，不久便指使御史彈劾蘇東坡，御史認真研究東坡的文字，從奏表《湖州謝上表》和詩歌《王復秀才所居雙檜二首》中聞到了他們需要的氣味，彈劾東蘇坡，說詩文中有譏謗皇帝、攻擊新法之語，1079年8月，蘇東坡被捕入獄，坐牢103天，史稱“烏臺詩案”。

第三次貶官。1094年，章惇任宰相，章惇在復行新法的同時，還大肆對反對派進行報復。他不僅把已故宰相司馬光的牌坊拆了，把朝廷賜司馬光的碑文磨平了。因爲蘇東坡曾經明確反對過變法，同樣被章惇劃歸反對序列，被貶至惠州，後又貶到海南。

儘管蘇東坡在北宋職場混得不好，但他沒有自怨自艾、自暴自棄，反而成就了他豁達的性格和千古文名。蘇東坡曾說：“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兒。眼前見天下無一個不好人。”宋神宗以後，朝廷關於變法的爭議從來未曾間斷過，隨着時間的推移，變法漸漸演變成了黨爭。變法成了士大夫升遷的那根撬棍，皇帝支持變法，則變法派得勢，皇帝反對變法，則反對派得勢，許多人通過支持或反對變法而一步登天。蘇東坡雖然反對一些變法主張，但對變法中利國利民的政策還是支持的。他與王安石政治主張不同，受到王安石的放逐，但當王安石下臺後，他和王安石成爲了好朋友。他與司馬光政治主張有相近的地方，但司馬光上臺，盡廢新法，他又上書指出個別新法不可廢。他以事實作爲判斷變法對錯、長短、優劣的標準，而不是像別人一樣，在變法中通過站隊來謀求政治前途。

所以，他既不見容於變法一派，又不見諒於反對一派，變法派當政，他受排擠，反對派當政，他同樣受打擊，故一輩子顛沛流離，屢遭貶謫。不過，無論境遇怎樣，他始終豁達、樂觀，成就了貶官文化下最完美的人格，至今讓人歎服。